恋爱的季节，原创 常青藤

常青藤

　　那是一个燠热的中午，苞米叶子无精打采蔫蔫地耷拉着。在像漫天熊熊大火的阳光炙烤下，我们几个知青混杂在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社员中间，挥舞着锄头，在社会主义的公社土地上进行着最最原始的农耕劳作。

　　啊，我需要一顶帽子，一顶蓝色的帽子，一顶和别的知识青年一模一样的卡其布帽子。无论如何我也要为自己买一顶帽子，因为感觉自己本来茂密乌黑的头发就要被火辣辣的阳光给烤焦了。

大德公社福聚昌大队的供销社，离我们柳条洼生产队有六里地。咽下最后一口大饼子，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瓢井拔凉水，摸摸兜里皱皱巴巴的两元钱，我上路了。走过生产队长家门口的时候，她已经等在那里了，我知道，生产队长是她哥哥。

那是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齐着肩膀有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在这里暂且让我先隐去她的名字吧，但是我始终没弄清她怎么知道我要去供销社。“：哎，你不是那个XXX吗”？她叫着我的名字，声音细细的有些迟疑。“：到供销社给我捎一卷手纸呗”。说完这句话她的脸登时羞得通红。　　不谙男女为何事的我压根就不懂得她为什么脸红。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农村的女人用一卷手纸来解决一个月那几天的尴尬，该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说着话，她从花布衫的口袋里摸出了三个圆滚滚的红皮鸡蛋塞到了我的手里。当时供销社的收购价，一个鸡蛋七分钱，三个鸡蛋两毛一分钱。从来没有买过手纸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我估摸这三个鸡蛋钱买一卷手纸应该是足够了。

新帽子戴在头上有点紧，没关系，特意买了小一号的帽子，这样戴着就不会因为风大帽子被刮跑了。忽然想起了关于手纸的托付，于是就问售货员，懒洋洋地摇了摇头

“从打有这个供销社，就没卖过那玩意儿。”

我有些悻悻，人家头一次求你捎东西就没办成。哎，想想这也怨不着我，谁让它供销社没有呢。

远远的就看见了倚在门口的笑容。当我告诉她没有手纸卖时，她脸上一点意外的表情也没有，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我从口袋里摸出了那三个鸡蛋打算还给她，这时，她说的一句话差点惊得我没把鸡蛋掉在地上。

“：你留着吃吧，给你煮熟了的”。

　　那年她十七岁，还大我一岁，却在大队小学读六年级。因为上学，所以我们这些知青们平时都很少看见她。

躲着饿狼似地知青伙伴，猫在被窝里几口就吞下了三个鸡蛋。但是三个鸡蛋并没把我给撑糊涂了，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总算是想起来一个关于她的印象：生产队长她哥哥家盖房子，我们这些知青们都去他家帮工，她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根烟卷，是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烟。那年月抽这个比现在抽软中华还牛逼呢。

　　1969年冬天，冷极了，正是东北农村猫冬的季节，忙活了大半年的庄稼人现在是最悠闲自在的时候。而串门聊天是老少爷们大姑娘小媳妇们当然的首选。主雅客来勤，从天亮到晚上掌灯，生产队长家一直就是缕缕行行的人流不断。热炕头中间摆着大火盆，所有的人围坐在火盆的周围，每人手里都端着一碗高粱米粥一般稠乱的红茶，身边是一只硕大无朋的烟笸箩。

主人是绝对的慷慨；大锅里的茶水管够喝，不够再烧，烟笸箩里的蛤蟆癞管够抽，不够仓房里多得是。两间大炕的屋子整日里烟雾腾腾的，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影影绰绰有些模糊。突然有一个嘟嘟囔囔声音说，卷烟纸没有了。“呵呵，咱家咋能缺了卷烟纸呢，咱家有念书的学生啊，先从书包里拿一本田字格，明天给她再买一本就是了”。慷慨的主人说。

一个少女初恋的秘密就这样被肆无忌惮地张扬开了。那本可怜的田字格里有一封她写了一半的情书。大家一定能猜到，那情书是写给我的。

　　在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可怕的蜚短流长从不宽容这些粉色的爱情新闻，无处不在的道德审判必欲置人以死地而后快。无法忍受肮脏四溅的唾沫，无法忍受奇怪异样的众目睽睽。在家里人的安排下，她去了冯家公社的中学。

　　一九八八年，我们插队二十年了。我们全班当年插队的同学，租了两辆大客车重返当年的科尔沁草原。当时我隐隐的一个愿望，一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我想知道她今天还好吗。一路上想见怕见的思想让我忐忑极了。

我们最先到达的是生产队长的家。生产队长的家是全村里最破烂的家，几乎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老了，而且老得那么彻底，不变的依然是那份老庄稼人的慷慨，张罗着烧水沏茶呼地瓜，给青年们找打火机拿烟笸箩.....。我四处搜寻的目光终于被他察觉了。他告诉我，妹妹中学毕业以后，回家在生产队里干了几年农活，有人介绍对象，说死不干，非要找个城里人。

　　后来自己在彰武县里找了个粮库的工人。粮库工人是个酒疯子，喝完酒就打她，鼻梁骨都打断了，离婚也离不成。听到了这些，我的心像铅块一样沉重，而且隐隐作痛。

2005年的夏天，我突发奇想，说走就走地独自一人当起了背包客，每天35公里，从阜新出发一路步行穿越，沿着101国道走到彰武，然后是清泉车站，我想看看我们当年在沙窝子里修建起来的清泉水库。

到达水库也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水库的清波已经让这贫瘠的土地上稻花飘香了。在和水库管理员的攀谈中，我意外地得知，他本人就是老队长的儿子。他告诉我说二姑的那个粮库工人在一次酩酊大醉中车祸丧生。现在二姑独自领着女儿在沈阳打工。

“你给我二姑打个电话吧，我这有她的手机号”。老队长的儿子对我说。

犹豫了再三，我终于拨通了那部手机。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手机的那头却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我妈和我讲过你，是你改变了她的命运，如果不是遇见你们这些知青，她现在可能心满意足地坐在农村的热炕头上......”。

　　后面她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太清楚了。当时我只感觉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颗炸雷，在我的头顶上轰轰作响。

从水库回来以后，一种刻骨的痛心疾首让我每每不安，记忆深处的泛起，猛烈无情地敲击着我心灵深处那根最柔软的神经。扪心自问，在这个女人的悲剧里我是无辜的吗？我应该为她的命运负责吗？当我写下了这些纪念的文字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吗？

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我们，一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回头向来路寻寻觅觅，总感觉似乎丢掉了一些我们曾经最可宝贵的东西。

究竟丢掉了什么呢？

噢，我们没有权利漠视那些最新鲜、最原始、最本初的爱，比如那三个鸡蛋带给我们的关于爱的启示。那就让我们捡拾起那三个曾经滚烫的鸡蛋，把它放在我们心口，让它们永远的来温暖我们每一颗怦怦跳动的心。

　　爱永远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