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哥（郭乃兴）的美篇（四行仓库展）

海军哥（郭乃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缓解战时财政压力，保障抗战军需和相关支出，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同时战争导致税收锐减、财政赤字扩大。发行该公债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各界（包括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财力，弥补财政缺口，用于前线军费供给、战时物资采购、稳定后方经济等，以支持长期抗战。这一举措既是应对紧急财政危机的手段，也是凝聚全国抗日力量、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战争的重要方式。

发行时间：1937年9月1日。总发行额为5亿元。债券面值：分为“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6种。利率与偿还期限：年息4厘，从1938年起开始付息。自1941年开始还本，预定分30年还清。该公债发行时，全国各界民众及海外华侨争相购买，体现了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

民国二十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

民国二十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发行于1938年，其历史背景主要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东面临日军侵略威胁，且广东省政府财政困难，为加强国防建设而决定发行公债。具体如下：

日军侵略威胁广东：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对广东实施野蛮轰炸，同时派军舰侵扰沿海各县，广东成为抗战前沿地区之一，军事防御压力巨大，急需资金加强国防建设，提升防御能力。

​ 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国防开支：战争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国防建设所需的军费开支、军事设备购置等费用庞大，财政极其困难，难以满足抗战需求。为了筹集资金用于第四路军加强国防费用，广东省政府决定发行公债。

​ 国民政府政策支持：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支持地方通过发行公债等方式筹集抗战资金。1938年3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民国廿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条例》，为广东省国防公债的发行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民国二十七年国防公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激增，其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缺口，该公债主要用于支持国防建设和抗战军需。

该公债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筹措战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当时全国上下支援抗战的努力，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念价值。其实物成为研究民国经济史和抗战史的实物资料。

民国二十七年国防公债的发行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具体如下：

补充抗战经费：抗战时期军费开支庞大，国民政府财政压力巨大。该公债发行总额5亿元，为抗战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有助于维持军队补给、武器装备购置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需不足的问题，对支撑长期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 影响经济运行：公债大多由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的四大银行办理，银行先垫付现金给政府，再发行公债，而垫付的现款靠增发钞票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法币贬值，老百姓成为最终负担者，生活压力增大。

​ 增强民族凝聚力：国民政府通过宣传等方式鼓励民众购买公债，广东等地的公债劝募得到了商人、学生、华侨等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抗战的支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之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抗战决心。

​ 改变财政结构：发行公债是国民政府战时重要的财政I段之一，改变了其财政收入结构，使公债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战争导致的税收锐减等问题，有助于维持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运转。

民国二十九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券）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券）的发行，与当时抗日战争的严峻局势紧密相关，具体背景如下：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虽放缓正面进攻，但双方对峙局面下，军队维持、武器补给、战场消耗等军需开支持续扩大。国民政府军费支出占财政比重极高，常规税收因国土沦陷、经济受损而锐减，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急需通过发行公债补充军费。

​ 此前国民政府已通过发行国防公债、增发法币等方式筹措战费，但长期战争导致财政透支严重。1940年前后，通货膨胀初现端倪，单纯增发货币易加剧经济动荡，发行公债成为相对“可控”的筹款方式，既能缓解即期财政压力，也可借助社会资金支撑抗战。

​ 面对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公债发行调节社会资金流向，将民间资本引导至军需领域，同时维持政府信用和财政运转，避免因财政崩溃影响抗战大局。

综上，该公债的发行是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应对军需压力、维系战时财政的重要举措，直接服务于前线作战和战争持续需求。

民国三十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券）

是国民政府在1941年发行的用于补充军需和抗战费用的公债。

该公债为无记名式，债票可自由买卖、转让、抵押，可作公务上所需保证金的替代品，也可作银行保证准备金。但由于后来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债券持有人所领本息价值远低于购入时价值。

民国三十年军需公债（第一期债券）的发行目的主要是补充军需和充实抗战费用。

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战争持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庞大，财政缺口巨大。同时，沿海口岸被日军封锁，战区扩大，工商业受损，税收来源减少，难以支撑抗战军需。通过发行公债，可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金，缓解财政压力，为抗战提供必要的物资和经费支持，维持军队运转和战争持续进行。

　　山东全省反日会是在“济南惨案”背景下成立的民众反日团体。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在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各地党部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主持对日经济绝交事宜后，山东省、济南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市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妇女协会等团体成立“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积极调查惨案真相，揭露日军罪行。

同时，山东其他地区也纷纷成立反日组织。如在共产党员王仲修等人领导下，泰安火车站工会以“津浦铁路泰安职工筹委会”的名义公开活动，联合社会各阶层成立“泰城各界反日会”，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

1928年7月21日至27日，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召开，有15个省及香港反日会代表百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厉行全国经济绝交、通电各地迅速建立反日会等议案，进一步推动了山东反日会的发展。山东反日会积极响应全国反日大会号召，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抵制日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经济侵略，展现了山东民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

加抗日口号的民国纸币（10张）

抗战时期，在日军占领区，中国人民面对日军的高压统治和残暴侵略，始终没有放弃反抗。在日伪发行的纸币上加盖反日、反汉奸卖国的口号，正是这种不屈精神的一种体现。

这些口号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等，看似简单，却饱含着民众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民族解放的强烈渴望。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种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它不仅是对日军侵略罪行的无声控诉，更在暗中传递着反抗的决心，凝聚着人们的爱国情怀，成为沦陷区人民隐蔽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让侵略者和汉奸感受到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意志。

在日伪纸币上加盖反日、反汉奸口号的行为，虽看似细微，却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这些口号直接表达了民众对侵略和卖国行为的愤怒，成为沦陷区人民传递爱国情怀的隐秘纽带，让身处高压统治下的人们感受到“并非孤军奋战”，强化了反抗的精神凝聚力。

​ 日伪政权试图通过发行货币等手段巩固统治，而加盖的反日口号相当于在其“统治工具”上打上反抗印记，间接削弱了日伪政权的权威，暴露了其不得人心的本质。

​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这种隐蔽的反抗行为是民众表达不屈意志的一种方式，既避免了直接对抗的风险，又以“无声的呐喊”持续冲击着侵略者和汉奸的心理防线，让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

​ 这些带有口号的纸币成为日军侵略和民众反抗的实物证据，留存了沦陷区人民的斗争记忆，为后人研究抗战时期的民间抵抗运动提供了鲜活素材。

这种行为虽未形成大规模直接对抗，却以独特方式在精神和舆论层面持续对抗日伪统治，是全民族抗战中“隐蔽战线”的生动体现。

日伪中央储备银行纸币（15张）

日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5张）

日伪厦门劝业银行纸币（3张）

日本军票（4张）

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10张）

日伪蒙疆银行纸币（5张）

日本印制的中央银行假钞（4张）

抗呵徽章17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