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杂谈（原创）

曹岗

所谓围墙，就是首尾相连的墙。房子的墙也是围合的，但区别还是很明显，围墙没有“房顶”，居高临下能被“一目了然”。这是围墙的“软肋”。围墙的材料多见砖或石。我有一个表哥学建筑学的，他告诉我，围墙建设和拆除属土木工程类。

我家附近有一个天然的湖，湖的这头是别墅，那头也是别墅。开发商砌围墙时顺手把湖也围了进去。后来重庆所有的公园都免费开放了，一湾湖水也终于向市民们敞开了大门，曾经的一段砖墙拆下来成了铺路石。山川与湖泊、草原与公园属于全体人民，开放是一种文明趋势。不过动不动用墙围起来甚至收高价的现象如今并没有消亡，在旅游的时候大家应该有体会。

我在旅游中曾见过某收费景点很潦草的“墙”：路口中央立一块告示牌放一张收费桌。你千万别看不起这组合：游人不交钱，它们就是没门的“墙”。由于此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告示牌和收费桌就是景点妥妥的“围墙”。

围墙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当年鲁国三桓在自己的封地上修建城墙，孔子便鼓动鲁定公下令去拆毁，结果双方为了围墙大打出手。西周和春秋早期时这建围墙是有讲究的，围墙的长度高度代表着城池所有者的身份，如果不按王制來弄，第一乱了尊卑，第二暗藏祸心。倒是百姓家的围墙就简单多了，房屋的四周围上一圈篱笆便罢了，篱笆也不用树得很高，高了，风一来就会立马倒掉。

围墙是华夏农耕时代的产物。唐朝借鉴汉代的里制，分区域修建垣墙将居民区隔成108个封闭的坊，每天有霄禁。目的是有利于人口管理和征税。据《唐律疏议》规定，擅自翻越坊市围墙或破坏围墙者均会受到杖刑处罚。

清朝时，北京有1300多个栅栏，晨起昏闭。皇城根下，达官贵人安居在自己的高墙里面，百姓也已习惯了网格化管理。话说回来，不习惯也不行，一旦失去了围墙，往往就成了“流”或“氓”。

六尺巷的故事是一段关于围墙的佳话。小时候时听老师讲此故事很受教育。等到岁数大一点我有自己的想法时，就觉得何必花钱砌墙，不如两家人省了银子，直接把两家所有的墙都推倒，岂不更成为佳话。再后来进入了社会，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很幼稚。才知道人人都有边界感，才知道哪怕是朋友间也需要保持距离。更何况彼时的围墙，有防盗防土匪的责任。围墙在相当长的社会历史阶段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都想有个单位，最好是大单位。大单位有大围墙，大墙内有充裕的福利和保障。六七十年代时，围墙外的人也就是没单位的人，常被称为社会上的人，甚至被看作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人。有些单位的围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每年报考的人趋之若鹜。能推开其门穿越其围墙，就能享有应得的政治经济等权益。

小时候我的家在五一巷军队大院，我至今记得与隔壁罗汉寺一墙之隔，那围墙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巷子里有个机关单位煤碳管理局，我有个同学的家就在院内，那青砖砌成的围墙应该有两米高。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的家并没有围墙，我另几个同学的父母是街道企业的，他们住在正阳街，层层叠叠的房子，就没有围墙。还有一个同学的家在长江边的吊脚楼里，那半坡上没有公交车没有自来水，当然也没有围墙。围墙，也许是嫌贫爱富的。

现在商品房遍地都是，商品房也都基本上有围墙。小区围墙发挥着安全作用和彰显品质的作用。小区围墙内的绿化消防等等由物管负责，物管的费用由小区业主分摊。换句话说，小区内的道路、绿化、配套设施等管理“代位”了部分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现在很多人叫喊着削减物管费，也找了很多关于物管费虚高的原因，但似乎没人想过小区围墙的错。

寺庙也有围墙，寺庙围墙的特点是：墙不在高，收税不灵。寺庙围墙内的很多业务、活动和资产是不上税的。一个“扫码布施积福报”的箱子放置在寺庙围墙之内与放在大马路上，绝对是不一样的存在。民国时富貴之家会把金银放于寺庙内，能洗钱、防税、防盗、防战乱。寺庙的围墙成了异化的建筑，每面墙都刻着两个字：特权。

古代僧人持有政府颁发的度牒，相当于对抗地方赋税与徭役的流动城墙。这“城墙”硬度高携带方便，故度牒特值钱。苏轼靠着出售100来张度牒，筹集起了修建苏堤的银子。岳家军曾多次军饷严重不足，均靠着出卖度蝶度过了难关。

说起来，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在封建中国的诞生有着进步的意义。而弘扬佛教的寺庙终是个特殊存在：信众的消费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消费，寺庙财务常免公开则是一道历史高墙。这使得寺庙很容易成为了资本、景区和寺庙三方共谋的生意场。最近少林寺的释方丈变成了老刘，正是寺庙的高墙对他的反噬。

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里有没有围墙参与，故事的剧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当初武大郎家要是有个院子和围墙，且围墙砖石砌的，并且高过西门庆的头顶，西门庆也就没机会碰到竹竿并看到潘金莲，那么武大郎也不用死，武松也不会上梁山。

围墙说普通也普通，不过用一堆砖石垒起来的。要说很神奇，也真的可以很神奇。它可以千古，如中国人的古长城；它可以引来众人推，如东西德的柏林墙；它可以是精神圣地，如犹太民族的哭墙。

据说日本的机关、学校和小区不见封闭式围墙。关于此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一是习惯使然，明治维新后就开始抛弃了院落围墙文化。二是法律限制，日本《城市规划法》规定所有小区不得修建封闭式围墙，而是通过绿化带替代实现空间分隔。三是入室偷盗等相关犯罪成本很高。日本以中国文化为老祖宗，但在围墙的观念上很西化。在去墙化这一点上，日本人已然走远。

不过，现在我们也在有所改变。前不久，为了解决好游客吃饭与停车问题，重庆市荣昌区政府将本单位机关食堂和停车场面向社会完全开放：围墙外的人和机关人员吃同样的饭菜付同样的钱，机关的停车场免费停放。虽然区政府的围墙还在但已然大门洞开，荣昌区政府已经迈出了去墙化的第一步。

2019年，绍兴鲁迅纪念馆拆除了部分封闭式围墙，以池水与印章元素融合设计，增强江南水乡风情。2024年，景区进一步拆除23处隔离栅栏和隔离线，游客可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文物建筑。 ‌‌这一行为被视为对传统围墙文化的突破，既保留历史元素又融入现代开放理念。这种实践与鲁迅倡导的“拆墙”思想形成呼应。 ‌

我以为，围墙本质上讲是某些权利的标志。时代走到今天，尽可能的去掉围墙，本质上就是平均某些权利，利于全社会公平化。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围墙是落后的束缚人的标志。所以有时围墙成了“围城”，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想出来。

我不是厌墙主义者。当年林徽因哭墙的声音犹在耳畔。无疑有些墙的设计思想与传统方式要继承和发扬，如建筑中防火的马头墙，如保证安全的儿女墙，如视觉中富于动态美的云墙等等。

与林先生所哭的墙不同，我们周围还有一些无形的围墙，比如有一种“围墙”叫户口本。据说这种把人们固定在某个地方的设计是商秧发明创造的。商秧这个人很不地道，他有一整套“弱民、愚民、疲民”的思想。

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了今天，户口本越来越被人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弃用它。“地球村”早已唱进了歌里，阻碍通行的墙拉开人与人的距离。

我国在2016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意见》旨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社区互动，通过取消围墙实现开放共享，创造崭新友好的公共空间。 ‌‌

古人云：“一枝红杏出墙来”，“墙内开花墙外香”，都是墙闹的。我是希望能拆的围墙尽量拆，当然监狱的围墙和精神病院的围墙肯定除外。现在小偷入室的情况很少见了，围墙的重要功能（防盗功能）也弱化了。打破藩篱，少立围墙，减少围墙，风就能自由流动起来，地球上就少些阴影。愿天下的花香没有围墙。

2025年8月4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