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性•回忆母亲之三

老顽童ZBT

好记性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文革初起，我正在上小学，很想借学毛主席语录的机会让母亲学几个字。天黑了，母亲下了工，做完了家务，我也做完了作业。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每天晚上我都要教母亲学一段简短的毛主席语录。母亲学得很快，教一两遍，不仅会读会背，而且第二天晚上还能在众多的语录中指着认出学过的。可是毕竟农村妇女杂活太多，加上母亲对学习缺乏兴趣，这种学习便没能坚持几天。虽然没学下多少，但是有些还是烙在了母亲脑子里。直到四十多年后，母亲看到我们把霉变的馍馍扔掉，还骂我们是“资产阶级”。

母亲的记忆有几个定向。

第一个便是亲人的生日。无论父亲的、我的、我的儿女和孙子的，还是那个女儿及其孩子们的生日，都永久地储存在她的信息库中，每年谁的生日将到时，母亲都要把对应的信息检索出来唠叨唠叨。说来也很让妻子吃醋的，在这众多的生日信息中，唯独没有她和那个“女婿”的。

第二个定向是钱。我家住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又在学校近旁。父亲退休后，母亲在家拾掇了个小摊子，卖点文具、小吃和香烟之类的。每次托我进货，都让父亲给列个单子，账算得毛毛分分都很具体。但母亲给钱时都只给个大数，而且总是给少不给多。在母亲的算计中，让儿子贴点是天经地义的，关键是成本低点就等于是多赚了点。

在村里卖货，赊账是不可避免的事儿。有的人一欠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每遇赊账的，母亲都让父亲记在账上。以后欠账的再来，母亲总会提示一句:“你还欠几块几毛几呢，再过来记着带上”。

有一次星期天回家，恰巧碰到有人来还账。父亲戴起老花镜，在厚厚的账本上前后翻着，用指头划着每一页每一行仔细地找着他的记载，好长时间竟找不到。母亲烦了。走过去，三下五除二，翻到一页，指着其中的一行说:“不就在这儿吗？”然后连钱数的元角分都脱口而出，分毫不差。我和妻子以及还账的人都惊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父亲尴尬极了，把账本一撂，悻悻地说了句:“你记得恁清，还要我记啥！”看失了父亲的面子，母亲也巧妙地转了一句:“这不要给人家销账吗？”

母亲记忆的第三个定向是她人生中的大事。为了整理家族史，我想从母亲嘴里做些资料钩沉的事情。尽管我早已看出年过八十五岁的母亲有着严重的老年痴呆，但我不想放过这唯一的可能性。我问:“你还记得我婆的生日吗？”母亲想了想说，是九月，到底哪一天，我记不起来了。说罢，很有点遗憾的样子。我又问:“你知道我二妈姓啥叫啥吗？”母亲这次回答得很利索:“姓王，叫娥儿。”二伯战争以后失踪了，二妈离开我们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她的妯娌一直到老她还记得，而且记得这么牢，二妈泉下有知，一定会高兴的。我再问了一句:“你还记得你和我爸结婚的时间吗？”母亲连想也没想，脱口就说:“三十五年正月十四。”民国三十五年，到我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六十五年，可见这个日子是刻在母亲脑子里的。

母亲记忆力这么好，但到临终时哪怕很简单的事也记不住了。常常因不记得放钱抽屜的钥匙藏到哪里急得坐卧不安。母亲手里的几个钱，整的我给包好封好写上数字，锁进抽屜，让她掌好钥匙，只给她手边留了几百块零钱。就是这些零钱也让母亲寝食不安，常常吃饭时数，睡觉时数，有时半夜我们推开门照看起居时，发现母亲仍然在灯光下认真地数钱。几百块钱竟然摊了满床，越数越数不对，急得满头大汗，唉声叹气地嚷嚷:“遗了，遗了！”

看着一向精明的母亲成了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既好笑，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