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走进云南博物馆（下）

春深日暖

　　上篇已介绍了三个展厅的展品，欲知详情，请点击链接2023走进云南博物馆（上）

下面介绍第四展厅

　　第四展厅《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

前言

随着南中大姓的衰亡,滇西的大理地区逐渐走到云南历史舞台的中心。初唐时期,大理地区出现了以六诏为代表的地方部族。所谓“诏”，意即“王”。其中最南面的蒙舍诏，在唐的支持下于公元738年最终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南诏灭亡。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南诏、大理国在历史上存在了近500年，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交流日益深入，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这里成为了一个妙香佛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独特而绚丽的一章。

　　蒙氏崛起的传奇

在南诏形成的历史记载中，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当数《南诏野史》中“观音点化细奴逻”的传说。而这个故事在《南诏图传》中被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出来，画面中的主角，有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阿嗟耶观音。在云南古代佛教艺术中，他被赋予了更多的神权，被称为“梵僧观音”、“护国观音”、“云南福星”，堪称为云南独有的佛教造像，为世人广泛关注。正是他的神迹，开创了云南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

进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南诏图传

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绘于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9年)，高31.5厘米，长580.2厘米，分图画卷和文字卷，大致描述南诏开国的历史传说。它是研究南诏历史、民俗、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物。

《南诏图传》现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这里所展示的是《南诏图传》的部分内容。

　　梵僧传说

　　在南诏历史神话剧中，第一位上坛的是位梵僧。这位梵僧头戴莲花冠，身披袈裟，只带一钟一犬，不远万里从印度而来。他降服了盘踞大理的罗刹，更以种种神迹驯服众人，把巍宝山下的普通农户细奴逻捧上了王座。

从史料上看，当时南诏社会活跃着大量来自各地的僧人，仅有名可查的就有10多人。除了来自汉地的僧侣，还有来自度、西域、吐蕃，甚至是东南亚的，他们的到来，预示着当时多元文化的交融。

　　铸圣像破铜鼓

梵僧的到来使大理地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左侧画面是观音化身的梵僧正在接受顶礼膜拜，右侧画面右下角，一位河蛮打扮的男子正在用锤子敲破战国至汉代云南重要的权力符号﹣﹣铜鼓，画面左下角，一位老者正在用失蜡法铸造圣像观音。

　　遵义型铜鼓

这是以贵州省遵义市杨粲墓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10世纪的五代到14世纪的元代时期。流行于以贵州、广西北部为中心的黔、桂、滇等省区。

这种铜鼓，鼓面无立体蛙、兽饰物，它的花纹和图案也衰退简化。是由冷水冲型铜鼓蜕变而来，也是由冷水冲型铜鼓演变到麻江型铜鼓的过渡形式。

　　铜阿嵯耶观音立像 宋大理国

在南诏形成的历史记载中，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南诏野史》中“观音点化细奴逻”的传说，阿嵯耶观音就是这个传说的主角。

“阿嵯耶”一名出自《南诏图传》，也被称为“真身观音”，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独有，是佛教传入大理国后世俗化的结果。

　　梵文火漆印封 宋大理国

　　哀牢夷与南诏起源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

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

　　细奴逻的故事

作为南诏的开创者，细奴逻的发迹史可谓神奇。传说细奴逻本出自哀牢，躬耕于巍宝山下。后来得到化身为僧的阿嵯耶观音神力相助，一举创立南诏。时至今日，在南诏的发祥地巍山，细奴逻已成为本主，受到四方的崇拜，关于细奴逻的传说和各种遗迹，依然充满神秘色彩。

　　《南诏野史·细奴逻》

细奴逻，又名独罗消，西天天竺摩竭国阿育王低蒙苴第五子蒙苴笃之三十六世孙。生有奇相，唐太宗贞观初，其父舍龙，又名龙伽独，将奴逻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耕于巍山。一日，有老僧、美髯，冠赤莲冠，披袈裟，持钵至奴逻家乞食。时奴逻与子逻盛炎方耕巍山之下，其姑与妇将往佳。见僧乞食，遂食之。……

　　禅让大典

据说南沼的建立是在一次祭祀铁柱的大典中完成。云南自古方立柱崇拜的传统“远在青铜时代”云南青铜器上就反复出现滇人祭祀铜柱的场面。至今在大理的弥渡县。依然造留有南沼建极十三年（公元872年）所立的铁柱。公元649年，细细奴在祭祀铁柱的大典中接受了白子国首长的禅址，建立南沼，揭开了一段风起云涌的传奇。

　　六诏的分布

唐初，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经过相互兼并，最后形成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澄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个大的部落。其中，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及漾鼻县地，越析诏在今宾川县地，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地，澄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施浪诏在今洱源青索，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地。

　　南诏历史年表

　　阁罗凤议政图

此窟位于大理剑川石钟山，为仿殿堂式龛，高195厘米，宽153厘米，深60厘米，造像一共有16躯。石窟以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为主体，其右侧略下方端坐者为阁陂大和尚（阁罗凤之弟），另有披波罗皮（虎皮）的羽仪长立于阁陂大和尚前，手握宝剑。其余还有清平官、侍卫等人。

　　异牟寻朝议图

此窟位于大理剑川石钟山，为仿殿堂式外方内圆拱屋形龛。龛通高186厘米，宽168厘米，深50厘米。坛上正中雕刻第六代南诏王异牟寻，他袖手端坐于双龙头椅上，其面长圆，头戴莲花金刚宝塔头囊，身着圆领宽袖锦袍；异牟寻左右两侧端坐者分别为清平官杜光庭和郑回；站立者有佩剑的羽仪长（南诏王心腹）、持赤藤杖的官吏和武士等人。

此窟真实记录了当时南诏王议政时宫廷政治生活的场面。

　　异牟寻（公元754年﹣808年），一位把南诏治理成为“人知礼乐”的国王。公元794年，异牟寻与唐订立盟约，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他任用汉人郑回为清平官，首次派贵族子弟到内地学习汉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南诏逐渐成为西南强国。公元808年，异牟寻去世，唐朝为悼念而“废朝三日”。《旧唐书·南蛮传》称其“颇知书，有才智，善抚众”。

　　从蒙诏到南诏国

自汉置永昌郡后的数百年间，史藉中关于滇西地区的记载非常单薄。直到隋唐之际，随着中原文化的深入和滇东大姓的衰落，滇西地区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间。作为中国南方联系南亚、东南亚交通的重要节点，滇西地区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新唐书》称。“群蛮种类，多不可记。”这些民族部落形成了以六诏为代表的地方力。“诏”解作首长或王，这六诏申以蒙舍诏势力最大，因其所处位置最南，故称南诏。公元734-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了云南。作为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原密切相关，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与中原进一步地深入交流，云南迅速融入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洪流中，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唐王朝发展的轨迹。其间上演的悲欢离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8万进攻南诏。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鲜于仲通率领，由越蒿一带沿清溪关道南下，由今天的滇东北地区进入云南；一路由大将军李晖率领，从会同路进攻，进入姚州地区，迫近洱海地区；另一路由安南都督王知进率领，从步头路北上，进入滇中地区。三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直奔南诏腹地。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军队再度大举进攻南诏。唐玄宗任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为主帅，广府节度何覆光、中使萨道悬逊为副将，兵分两路，一路由北方南下，一路从安南北上，浩浩荡荡，开赴云南，直取南诏腹地。

　　红山本主庙会

红山本主庙是洱海边最具人文特色的本主庙，位于大理市双廊镇的北部海湾。庙中所供奉的本主为唐天宝年间曾经大败唐将鲜于仲通和李宓的南诏军事将领王盛、王乐和王乐宽祖孙三代。被供奉为本主后号称“赤男灵昭威光景帝”，始建年代无可考。本主庙由门楼戏台、东西厢房、大殿、东配殿组成。濒临洱海，遥眺苍山，风景秀丽。红山本主每年农历四月十四至十六日会期，渔船汇集，人流如潮。

天宝战争在唐诗中的反映

天宝战争对于唐王朝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可从唐诗中管窥一斑。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新丰折臂翁》说“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杜甫（兵车行》诗作：“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天宝战争

南诏立国后，很快瓦解了滇东的爨氏，统一云南。这样迅速的势力扩张必然与唐王朝原有的势力范围发生碰撞，加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姚州)太守张虔陀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善，激发矛盾,最终引发了双方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唐玄宗任由杨国忠欺瞒，致使唐数败于南诏，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大将李宓更丧身西洱河。这一场大战，使得唐大伤元气，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善业泥一佛二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佛龛为尖顶拱形，边饰火焰纹及联珠纹；龛中主尊阿弥陀佛身着通肩佛衣，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重束腰莲座上。主尊头顶饰有华盖，是主尊身份的象征；主尊两侧是两个胁侍菩萨，他们高发髻，戴项圈，下身着长裙，双手合十，十分恭敬的站在主尊两侧。用模范制作泥质造像在唐代就很流行，受佛教“业力”观念影响，这种供养方式被认为能“消除业障、增加善业”，因此又被称为“善业泥”。

　　位于下关的万人家，是安葬唐天宝之战剑南留侯李宓及阵亡将士的大型墓家。明曾任永昌参将的邓子龙为其题诗云：“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将军洞又称将军庙，始建于明代。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李姓族裔呈请建庙，是为“唐李公之庙”，李宓被尊为利济将军，奉为上村本主，成为当地百姓供奉本主的场所。

　　苍洱之盟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势力大盛，开始进入了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湊,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其势力范围已经包括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缅甸东北部、老挝和越南北部。随着南诏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文化，与中原加强联系的愿望日益强烈。唐王朝亦需要南方尽快安定，用宰相李泌建议,“南通云南”,“以断吐蕃右臂”。双方通过多次接触，贞元十年，唐朝派使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苍山神祠，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至此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南诏往事

 南诏开放进取，发展非常迅速。一方面南语派出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掳掠人才、工匠、使得南诏迅速缩小了和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南诏依照唐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六曹、节度使等统治体系、建筑、文化、艺术、生产等也充分学习中原，成为了影响力波及南亚、东南亚的大国。这时期的遗留，至今仍然遍布大理地区，成为大理重要的人文资源。

　　职官制度……

　　南诏疆域和行政区划

　　南诏对外交通及影响

　　南诏的农业

　　南诏的冶金

　　南诏的纺织业和盐业

　　南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造就了云南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目前已经发现的南诏时期的遗址，有巍山战吁图城、大理太和城、羊苴咩城、弥渡白崖城、洱源德源城、腾冲西山坝等，出土的大量文物，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掌印砖（残） 唐南诏

　　梵文砖 唐南诏

　　大理国的现浮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几乎在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的同时，云南也出现了短暂的政治动荡，从公元 902 年南诏灭亡，至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短短35年间三易国姓，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短暂的王朝。作为南诏的继承者，大理国继续保持着与中原密切的联系，推动了云南的进一步发展。其间佛教的繁荣，留下了“妙香佛国”的美誉。

　　石城会盟

公元937年，段思平借助滇东三十七部蛮，讨杨干贞，大败杨兵，灭义宁国，建大理国。公元971年，大理国主段氏与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今曲靖市麒麟区），共讨滇东地区之未附者，并颁赐职赏，刻《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此碑在明代已有著录，后湮没土中，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曲靖城北的旧石城遗址出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移至城内保存。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大理国三十七部名称及分布区域简表

　　段氏家族

南诏灭亡后，政治动荡，战乱争斗不到断。直到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云南的发展才重新步人正轨，段思平由此成为大理的英雄。

英雄有英雄的传奇，段氏本是南诏大姓，雄踞一方，但在大理民间，人们更愿意相信段思平出生微寒，并留下了件多关于他的动人传说。

……

　　大理国世系表

　　大理国疆域图

　　张胜温画卷

又名《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总长1636.5厘米，高30.4厘米，出自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手，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珍品，乾隆曾誉其为佛教圣像蓝本，令画师仿绘。

全画施金铺粉，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大理国利贞皇帝率文武官员礼佛场景；诸佛法会、菩萨、天龙八部等；十六国王众等。全画共绘佛、菩萨、天王、罗汉、供养人等700余貌，并复现《南诏图传》的内容，表明南诏与大理国之间的传承与关联。原画大气磅礴、酣畅有序、人物众多而疏密得当，是宋代不可多得的佛教绘画精品。

　　博物馆，将此画卷放大，铺陈于壁上，蔚为壮观。

　　大理国与周边关系

　　高氏与段氏

“中国公”是大理国丞相高氏的一个世袭爵位。根据姚安土司高奣映的说法，中国公高氏的祖先是越嶲夷王高定。但根据《南诏野史》的说法，高氏祖先为高方，在段思平夺取皇位期间起着重要作用，被封为岳侯。1063年，高方的后裔高智升因平定杨允贤的叛乱有功，被大理皇帝段思廉封太保、德侯，赐白崖、和甸地（今云南弥渡一带），……

　　佛教密宗

密宗又称为秘密大乘佛教、密教、金刚乘、真言宗等，是佛教一个古老的支派，大约兴起于印度笈多王朝后期，相传由大日如来亲传给金刚总持，金刚萨陲传龙树，龙树传金刚智，由金刚智传到中原，一般认为，密教成为独立的派别应在7世纪中叶《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形成以后，以那烂陀寺，欧丹多富梨寺、超戒寺等寺院为中心，兴盛一时，密宗注重导师的作用和秘密的仪式，修法之际，建筑坛场（曼茶罗），以咒语（语密）、手印（身密）和观想（意密）三密的修行求取正果。

　　云南密宗

公元8世纪、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在唐玄宗的扶持之下，于长安的大兴善寺弘扬密法。大约同时，密宗也传入了西藏和云南，然而密教在唐代大盛88年后便几近绝传，而西藏的密宗，也在公元841年朗达玛禁佛时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目前西藏流行的密宗是公元10世纪再次前往印度学习佛典或迎请高僧入藏而引入的。唯有云南的密宗，自传入后直至明代都长盛不衰，至今依然有“阿吒力”保留在民间。所谓阿吒力、为梵语规范师的音译，因此许多学者都以“阿吒力教”来称呼云南的密宗。

　　五色供养塔 宋 大理国

舍利塔是信徒为了表达对佛的皈依和感激而建，用以供养圣人圆寂以后留下的舍利子。 这组五色供养塔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通高20厘米，底径12.5厘米，六件组成一套。底座为青铜贴金的圆形台阶式，上饰银质莲台，莲台内依次套合琥珀塔、金塔罩、银塔罩、铜鎏金塔刹（刹顶为银质锥形）。外罩为钟形，铁质，边沿对称各有一系，与塔座两组双系扣合。整组塔造型精巧玲珑，五色争辉。

　　圆形药师佛佛像金饰片 宋

直径8.1厘米 介绍：圆形金片錾刻而成，金片两边有穿孔，应该是装饰在某种织物上，原纺织品已腐朽。药师佛居中，一手托钵，左右两侍分别为日、月光菩萨。据佛经记载，药师佛是如来的前世。

　　大理国 铜金刚杵 宋

　　木雕经幢 宋 大理国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宋 大理国

　　《国家宝藏》特展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大理国时期作品，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金翅鸟梵名“迦楼罗”，被尊为大理的保护神，是佛教护法中的天龙八部。传说金翅鸟原来是一种很凶的大鸟，可慑服诸龙，体积很大，展翅时可达336万里，以龙为食，使龙族苦不堪言。后来金翅鸟皈依佛法，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这座金翅鸟鸟头饰羽冠，羽翅向内卷作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力，立于莲座之上；镂花火焰形背光插在尾、身之间，饰水晶珠5粒。制作时，先将头、翼、身、尾分别锤刻，再焊接为整体，体态雄健圆浑，充满勃勃生机，工艺细腻，造型精美绝伦。

　　阿閦佛金坐像 宋 大理国

像高8.5厘米，重120克

阿閦佛，又称“不动佛”，在五方佛中居于东方，是初期大乘经典中主持东方净土的佛陀。他象征大日如来的大圆镜智，此智可以觉悟人的本性，使之具有断绝世界烦恼而成就解脱智慧的心境。

这尊阿閦佛由纯金铸造，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佛肉髻平缓，水波式束发，身着通肩式大衣。左手结禅定印，右手下垂膝前，掌心向内结降魔印。该像整体造型属中原样式，而细如丝缕的水波样式衣纹则颇具巴基斯坦斯瓦特风格。

　　大理国 铜金刚橛 宋

　　铜座鎏金银塔模、鎏金铜塔模

宋 大理国

　　铜地藏菩萨坐像 宋

大理国铜地藏菩萨坐像 宋 大理国

　　金阿閦佛坐像 宋 大理国

　　金背光银杨枝观音立像

大理国崇拜观音，仅《张胜温画卷》就绘制20多种观音形象。至今大理民间还流传着许多观音传说，如观音开鹤拓、观音伏罗刹、观音负石退敌等。杨枝观音是以手执杨柳枝和净瓶为特征的观音像,表示观音以杨枝沾取瓶中甘露，拂洒人间，消除众生的烦恼污浊。南诏大理国常见杨枝观音，根据持物不同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左手自然下垂，手持长颈净水瓶；一类是左手抬于胸前，手中托净水钵。

此尊杨枝观音头戴宝冠，面目祥和，身呈曲线，着长裙，披巾挂帛，飘带飞舞，左手托净水钵，右手持杨柳枝，金色的头光与银色造像形成强烈对比，造型优美。

　　银背光石雕水月观音坐像

相传水月观音之名来自唐代画家周昉所创“水月之体”。北宋以后开始流行于中原地区，早期的水月观音为男性，后期演变为女性形象。

此观音为倚坐，衣带飘逸，体态安详舒适，作低头沉思状。身后作舟形镂空背光，眼、唇间有描绘痕迹，更显妙曼。

　　左：银阿修罗坐像 宋 大理国

中：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宋 大理国

右：银金刚夜叉坐像 宋 大理国

　　大理国　　铜虚空藏菩萨立像 宋

　　铜鎏金毗沙门天像 宋 大理国

　　第五展厅《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

前言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灭大理国。公元1274年，赛典赤，瞻思丁奉元世祖之命建立云南行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移到昆明。元统治者对军事体制的管理，对农业发展的鼓励、对生产技术的引进、对商业交往的加强、对儒学科举的弘昌，稳定了元在云南的统治。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征讨云南，次年攻克大理，将云南纳入明朝版图。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云南布政使司，建立云南各级行政机构和军事系统，健全完善土司制度与羁縻政策。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极大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入滇，改明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清王朝一改前朝的庄园和军屯制度，在边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经过200多年在云南的经营和管理，逐步形成了现代云南的格局和多元民族的特征。

　　开省通衢

公元1253年秋，元军在忽必烈率领下从宁夏六盘山出发，集结于甘肃临洮，经四川松潘，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农历十二月，大理城破，大理王段兴智逃往押赤城（今昆明）。后忽必烈班师北返，留总督兀良合台继续平定大理各部。兀良合台在押赤城俘获段兴智，并在段兴智及其叔父段福的协助下平定了大理。元宪宗蒙哥予段兴智以"摩诃罗嵯"（大王）的梵名称号和管理大理各部的权利。接着兀良合台在大理政权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建立了十九个万户府，又在万户下设千户、百户，进一步实行蒙古贵族的军事统治。这就为后来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元世祖平云南碑》，复制件

此碑立于巨硕的石龟背上，分上下两节，中有石条挡护，边有石框镶砌。碑额为大理石，雕二戏珠，额篆"世祖皇帝平云南碑"。

行文50行，上石30行，每行20字，下石28行，每行25字，共1300字。因岁月摩娑，现存1000余字。

原碑立于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碑立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撰文者是翰林程文海。歌颂元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讨平云南，一统南滇的圣德神功。

　　元王朝对云南的管理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为了稳定云南局势，挑选赛典赤到云南主持行政。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赛典赤来到云南，着手建立行省。他缓和了与代镇云南的宗王脱忽鲁的紧张关系，将管理云南行政的“宣慰司”置于行省领导之下，以行省“兼行都元帅府事”，逐步集中了军政权力。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改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并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往中庆（昆明）。

　　明王朝对云南的管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年)农历八月，朱元璋亲自部署，调集30万军队，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对云南出兵进讨。十二月，明军败元兵10余万于曲靖白石江。后明军进驻昆明，平定临安、威楚。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初，明王朝设立云南都指挥司和云南布政使司，公布法令，安定全省秩序，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在大部地区相继建立。

　　沐英(1344年-1392年)，明朝开国功臣，军事将领。字文英，汉族，濠州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人，朱元璋养子。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沐英与傅友德、蓝玉率兵30万征云南。

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其镇滇10年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边疆。沐英死后，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沐氏子孙世代承袭，镇守 云南，直至明朝末年。

　　呈贡王家营位于昆明东南20公里处，明初为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沐英家族的庄田和营地，一直到清初才改属吴三桂所有。沐氏墓葬群坐落在王家营龙山东侧，根据墓志和封土中的碑文得知，其中的三座分别为沐详夫妇合葬墓、沐崧夫妇合葬墓和沐绍勤夫妇合葬墓。

　　云南黔宁王沐英后裔沐氏家族墓群遗址，是云南唯一的明王陵。

展馆中，展出了沐氏家族墓出土的首饰。

　　金莲花冠

金冠的主人是明朝开国功勋沐英五代孙沐详，任都指挥使佥士、参将，驻保山、腾冲一带，多次平定滇西一些部族、土司的叛乱，维护了明代祖国版图的完整。

　　金镶红蓝宝石冠

国家一级文物明代金镶红蓝宝石冠，于1963年出土于云南呈贡王家营沐氏家族墓之沐崧夫妇合葬墓。

该金镶红蓝宝石冠高 11.5厘米，底径11厘米，重320克，呈半球形，由形似莲花瓣的薄金片，内外四层累叠而成。从冠面看，其镶嵌有红、蓝、绿、白等各色宝石20多粒，光芒四射，交相辉映。其冠顶插有一如意形嵌宝石簪，沿顶簪两侧各插有一对镶红和镶蓝宝石的笄。

名贵的宝石以其艳丽的色彩与黄金交相辉映更显得富丽华贵。从工艺制造角度而言该金冠集中融汇多种工艺技法如捶揲、錾刻、镂空、镶嵌、焊接等，充分反映了明代金器制作水平的高超，更显现出明代王侯之物的华贵。

　　金镶红宝石花开富贵发簪

金簪高16厘米，除去装饰柄长10厘米，外形上看为一枝折枝牡丹。制作材料以金为主，使用锤揲、焊接的工艺技术打造花瓣与枝叶，并通过錾刻叶片的纹理使其看起来更具真实性。花瓣中心镶嵌一颗红宝石，起到点睛的作用。

　　傅友德（?﹣公元1394年），明朝开国名将。其先祖宿州（今属安徽）人，后徙居砀山（今属安徽）。少骁勇，善骑射。《明史》称其“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洪武十四年拜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30万征云南。傅友德出奇制胜，平元梁王军主力，梁王闻败自杀，余部先后归降。此后数征漠北，常冒死奋战，屡建奇功。

傅友德统帅30万大军南征云南，云南平定后即班师回朝，同时留下部分军士镇守云南，他们便是后来定居云南的军屯者。

　　赛典赤·赡思丁（公元1211年﹣1279年），中亚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人。“赛典赤”阿拉伯语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为“宗教的太阳”之意。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云南行中书省设立，忽必烈亲选大臣赛典赤·赡思丁主持云南行政。在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官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六年间，赛典赤·赡思丁在滇施行均税赋、兴水利、置屯田、抚孤贫、倡儒学等措施，功勋卓著，成绩斐然，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兴滇之心，事滇之子”，深得民众拥戴。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死于任上，送葬群众“号泣震野”。忽必烈闻讯后要求“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

　　少数民族土司

“土司”一名发展演变自在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的特殊职官名称。元明以来在全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置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司等职衔和机构。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570多年，始于元，形成于明，明清两代是重要的施行时期。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在元末已露弊端。明王朝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削弱和控制土官势力。明中后期，云南（今昆明）、曲靖、激江（澄江）、临安（建水）、大理、武定、永昌（保山）、顺宁八府全部设置流官，楚雄、姚安、广南三府以流官任知府，以土官为辅任同知、通判。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了大规模的西南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通过招抚为主、武力为辅的手段，使云南境内土司仅剩宣慰使一处：车里；宣抚使五处：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抚使二处：遮放、盏达；安抚使三处：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处：纳楼、亏容、十二关；土知州四处：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府四处：富州、湾甸、镇康、北胜。

　　明代云南土司设置略图

　　元土司

云南行省建立后，元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路、府、州、县，除朝廷派官外，选拔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官”，依官阶大小分别有土总管、土知府、土府同知、土通判、土知州、土州同知等。除“总管”外，其他职官名称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

　　明土司

明初，沿袭元制，在云南设土司：一类地区为“内地”，设土府、土州、土县，仅在个别地区设土司；二类地区为“夷地”，设土司，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孟连宣抚司等；三类地区为“御夷”地区，设御夷府、州或御夷长官，如孟定御夷府、镇康御夷州、芒市御夷长官司等。同时，明代设立了区别于流官的职衔，如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等。

　　清土司

清代沿袭明土司制度，土司总数和职衔比明代多，制度也更完备，清王朝加强了对土司的监管，限制土司管理范围，受流官节制，派驻军队分割土司权力，并用分袭法制弱土司势力。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了大规模的西南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通过招抚为主、武力为辅的手段，使云南境内土司仅剩宣慰使一处:车里;宣抚使五处: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抚使二处:遮放、盏达;安抚使三处: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处:纳楼、亏容、十二关;土知州四处: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府四处:富州、湾甸、镇康、北胜。

　　盈江傣族盏达宣抚司刀氏宗谱

盏达（今云南盈江县）靠近缅甸，是中央出入国外的重要关口。盏达宣抚司刀氏一族自明代开始世系，其祖先三征麓川，后受封为御夷地区土司，对云南边境守土保疆的作用，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宗谱用以布帛，记载详细，关系分明，瓜瓞绵绵，看得眼花缭乱。

　　溪处甸长官司正长司印 明洪武

云南分巡迤西兵备兼管水利道之关防印 清乾隆

曲靖卫指挥使司经历司印 明洪武

　　清王朝对云南的管理

17世纪中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推翻了明王朝中央政权。公元1644年八月，清顺治帝在北京登位。此时，一些明朝官吏先后拥立明王室后裔于南方各地，以“反清复明”的旗帜作最后撑持。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次年以永历为年号，是为永历帝。此时，大西农民军余部转战西南地区，和南明军队共同“扶明抗清”，基本平定云南全省，并拥永历帝入滇。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十二月，清军兵分三路会集于曲靖，永历帝和大西军西逃。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清军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兵不血刃进入昆明，后吴三桂被封“平西王"”统治云南。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月，吴三桂暴病而死，其孙吴世璠继位。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一月，清军攻占昆明，吴世璠自杀，云南正式纳入清王朝版图。

　　牙雕行草书嵌挂屏 清

高198厘米，宽58厘米，共12幅，均为云南当地名家所书写。书法精湛，雕刻精美，是难得一见的珍宝。

上面的字体是用象牙雕刻然后镶嵌上去的。

　　傣族漆木镶石石笋塔形盒 民国

　　傣族漆金宝塔形套盒 民国

　　银高足莲瓣钵 民国

　　珐琅银胎花鸟中餐具 民国

　　斯文在兹

云南行省的建立，结束了云南长达数百年的地方政权割据状态，转为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南北大统一的实现，打破了此疆彼界的地区壁垒，建立了贯通全国各地的驿站制度。与政治大一统相适应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对边远的云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史载，元统一云南后“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大量中原人因做官、从军、屯垦、经商等原因来到云南，与云南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开发边疆，促进了云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文庙

元以前，云南子弟很少或不知攻读儒家经典，所谓“未知尊孔子”，而只知“教童子，多读佛书”。元统一云南以后，儒家文化随即由内地传入云南。元朝第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以兴文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设教官，建儒学。

　　云南壁画艺术

　　云南古代壁画题材较为广泛，社会生活、自然风光、宗教故事、民间传说等皆有入画。从类型来讲，主要分墓室壁画、崖窟壁画、殿堂壁画和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多绘于墓室四壁、顶部，以昆明官渡云山村汉墓壁画、昭通东晋霍承嗣墓壁画为代表；崖窟壁画主要绘于摩崖及洞窟的四壁、顶部，多是佛道题材，最著名的属剑川石钟寺南诏、大理时期的摩崖壁画和晋宁上蒜观音洞的石窟壁画；殿堂壁画多绘于寺院、王室、官邸、私宅、士绅府邸的殿堂厅室，木氏私邸中的遗画是云南殿堂壁画中的精品；寺观壁画大多绘在寺观的墙壁和檐下的板壁上，内容有佛道故事、佛道造像、佛道法会、各种法器、仙禽瑞兽、琪花瑶草等，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剑川兴教寺壁画、沧源广允缅寺壁画、景洪孟遮壁画是其中最精美的代表。

　　路南圭山彝族阿哲人文字写本、爨文写“收用村米簿” 清乾隆25年

　　各类民族乐器

　　彝族月琴，又称弦子，弹弦乐器。音箱圆形的称库竹、棱形的称八角琴。是彝族人民常用的弹弦乐器。此件为云南红河地区流行的“库竹”，音箱呈扁圆形，全长77厘米。面、背板使用桐木制作，琴颈和面板上嵌有9个音品，面板上刻有各种图案花纹作为装饰，精美别致，并有4组镂空花窗，起出音孔作用。4条琴弦分为两组，每两根同音，按四度或五度关系定弦。可用于独奏或为彝剧及民间歌舞“花灯”伴奏，舞者常边弹边舞。

　　象脚鼓是云南傣、景颇、阿昌、布朗、拉祜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因鼓的形状类似象脚而得名。鼓身为木制，上粗中细，下端呈喇叭状，有大中小几种类型。鼓面蒙羊皮、牛皮或马皮，由20～30根皮条将其绷起来系在鼓身上。有背带。演奏时以掌拍击，兴致酣处则拳、掌、指、肘、足并用。鼓声雄壮深沉，音色独特，节奏变化多端。

　　丽江藏文写经

　　木雕窗棂 明

剑川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素有“木雕之乡”之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木雕艺术蜚声海内外，雕技不凡，正如一首白族民歌所唱“雕得金龙腾空舞，镂出金鸡报五更，刻成百鸟枝头唱，雕花引蜜蜂。” 剑川木雕充分展示了白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兼南北之长，把原有的粗犷、豪放的风格和江南木雕细腻、精巧等揉为一体，成为全国木雕重要派别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和有关专家考证，唐代时，剑川木匠就承担了南诏五华楼木雕构件的制作；宋代，曾有剑川木雕艺人进京献艺，轰动京华。清代学者张泓在其《滇南新语》中记述：“滇之七十余县及邻滇之川黔桂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也。”可见当时剑川木雕木匠之众多，流传之普遍。

　　金刚面具，漆色浓重，红黄蓝绿黑白等色，色彩艳丽、丰富，是云南吞口的特点。来自于云南各地的吞口，在造型上，它们张口露凶、双目圆瞪，透露出一种凶悍和威严的气氛。彝族、水族等民族制作它是以此做为自己祖先神灵的代表，将其挂在自家门头，以镇守门户、驱鬼逐疫。

　　其它面具

　　多教并流

佛教、道教与云南本土产生的原始宗教混融为一体，并和各民族日常世俗生活相结合，通过节庆活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形式进行体现，形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云南宗教文化。

云南民族众多，更由于其历史渊源的差异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传承、保留下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堪称宗教文化博物馆。总的说来，云南的宗教类型大致有两类：一是云南本土产生的，和云南各民族的原初生存状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宗教；二是从中原或国外传入云南，在云南流传，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等。

　　原始宗教

云南各民族的原始崇拜方式和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生产方式、节庆祭祀、婚丧仪礼、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文化样式混融为一体，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流传于云南的原始宗教主要表现形式有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

　　纳西族祭风画牌等

　　纳西族（摩梭人）祭祀用念珠

　　纳西族五佛冠

　　佛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云南佛教传于汉晋，兴盛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清”。从云南佛教传入、发展和目前分布的状况看，云南佛教大致有教派复杂，历史上官方大力扶持，佛寺林立，僧侣活跃，佛教与道教交融，士子官宦好佛，部分民族和地区全民信教的特点。从分布情况看，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和保山等地，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以及部分低族所信仰。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迪庆、丽江等地，为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所信仰。

　　木雕门扇（局部） 明

　　藏传佛教

大约公元十一世纪末，藏传佛教各派系相继形成，从时间上看，最早传入的是宁玛派（红教），其次是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从影响上看，早期以宁玛、噶举分布最广、信众最多，到了清代则形成了格鲁派一枝独秀的局面。

　　准提佛母像 清未

铜彩绘十一面观音像 清中期

像高42.5厘米，重2150克。

观音共有十一张面孔，分五层排列。下三层每层三面，此九面都是寂静像，表示化导出世净业；其上一面为忿怒像，表示用威严来调服三界六道中的各种恶趣；最上一面为如来像，表示功德圆满。共有八只 手臂，两主臂持摩尼宝，其余手中持有各种法器。服饰为彩绘。菩萨赤足站在莲花宝座之上，莲花座之下又有须弥座。身后是扇形背光。

　　千手十一面观音立像 清乾隆

　　铜鎏金大黑天立像 清初期

大黑天造型为一面六臂，头戴冠，面有三眼，呈愤怒状，红发朝天，淌血人头为项蔓，身上饰华丽璎珞，六手分别托嘎巴拉(即骷髅碗)、拿三叉戟、绢索、钺刀、骷髅鼓和念珠。身上缠蛇，腰系虎皮裙，表示降伏了龙、虎。双脚立于象王之上。白象左手拿骷髅碗，右手拿萝卜，表示向大黑天贡献方物。底座为莲花座。

大黑天立像造型复杂，雕刻精细入微。大黑天作为佛教密宗的重要护法神，被认为是大自在天的化身。他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一湿婆。中国唐代即出现了大黑天的经文和造像，元代以后形象渐多，到了清代喇嘛教信仰盛行，很多喇嘛教寺院都供奉此神。

　　双身金刚持坐像 清乾隆

此像主尊两手分持金刚铃和金刚杆交叉于胸前，抱明妃。明妃为般若佛母，佛母双手分持鼓与嘎巴拉碗。

　　尊胜佛母坐像 清乾隆

高34厘米 尊胜佛母，藏语称为朗觉玛。这里的“母”是指佛教法性，因人间母亲的功德最大，能繁衍后代，因此佛教将其比喻真如能生诸佛，她多与无量寿佛、白度母一起出现在壁画唐卡上，称为“长寿三尊”，象征福寿吉祥。这尊尊胜佛母三面八臂，头戴五叶冠，发髻施彩绘，项戴珍宝璎珞，身着秀丽天衣，细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威严慈祥。

　　白度母坐像 清中期

高34.1厘米 白度母藏音译为卓玛嘎尔姆，藏密中常把长寿佛、白度母、尊胜佛母三尊合称为“长寿三尊”。白度母端庄清丽，身色洁白，双手双足都各生一眼，脸上有三眼，又被称为七眼女。度母具有救度八难的威德，能够为一切众生赐予长寿。

按藏传佛教的说法，尼泊尔尺尊公主是白度母的化身，被称为白多罗观音菩萨。这尊白度母头戴花蔓冠，乌发挽髻，花茎曲蔓至耳际，双耳饰耳饰，身穿丽质天衣，颈饰珠宝璎珞，裸上身，双乳隆突，披帛飘逸自如，细腰饰绳纹带，双脚盘坐于盛开的莲座上，形象典雅曲线优美。

　　金刚塔（铜鎏金供养塔） 清

　　傣族经幡等

　　道教为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其形成过程中继承了相当部分民间的巫术和神仙方士的内容，因而对中国汉民族人民的生活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道教在汉晋时期传入云南，明清时代，随着屯军和移民的大量进入，道教在云南开始兴盛。

道教传入云南后，迅速在汉族地区传播，同时也和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和宗教仪式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受到世俗民众的欢迎，成为云南继本土原始宗教和外来佛教文化之后影响较大的宗教。明清时期，流行于云南的道教主要有武当道派、全真道天仙派、龙门派、长春派等。明末、清时期，各种道士频繁在云南各地活动，兴建各种道观。

据记载，云南各地所建道观，明代103所，清代142所，至清末，已达465所。

　　道教贴金造像 明

　　天工开物

云南民间手工艺文化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就已有大量兼具实用、宗教和审美功能的陶器、牙饰品、骨饰品、角饰品、石饰品应用于生活中：青铜时代是云南手工艺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滇国青铜器是那个阶段高超冶铸技艺的缩影：南诏、大理国时期是另一高峰、灿烂辉煌的宗教造像是其典型代表。

元、明、清时期的手工艺秉承南诏、大理国的传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云南民族手工艺在继承旧有传统的同时，逐渐在类别上细化、民族性、差异性、地域性逐渐凸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

　　民族服饰

　　竹根镂雕群仙祝寿槎 清

高19.3、宽33厘米

该槎槎首圆平，槎身呈半圆形，槎尾随竹根自然弯曲而上翘，槎尾有一株苍健弯曲、树瘿突起的老松树，树干延伸攀绕，形成一个自然的船篷。通过圆雕、浮雕等技法，反映出松藤之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互相缠绕的透视效果。更让人称奇的是，在尺余长的竹槎上，雕有二十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人物衣纹、神情都雕刻得简练清晰，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受。槎是中国古代的人对类似于UFO的称呼，槎其字面的意思是木筏，所以还可以用槎来形容船。传说三月三日是王母娘娘寿诞之日，届时众多神仙各持礼物乘槎前来祝贺。

　　犀角雕松鼠葡萄杯 明

高7.5厘米、口径16.6厘米 介绍：该杯整体就像一个倒置的马蹄，通体呈深棕色，光泽莹润。杯口呈不规则椭圆形，弧腹內收，椭圆形底，口大而展开。杯内素净，外壁满雕层次不同的图案。

第一层以透雕的技艺，将杯身雕刻成一株苍劲的老树，主干粗壮，出枝分叉，曲直相参。

第二层以镂雕技法饰主题纹饰松鼠葡萄。枝繁叶茂的葡萄，攀缘在树干、树枝上，藤蔓姿态各异，疏密和谐。一串串硕果累累，晶莹丰润的葡萄，挂在杯子的口沿上，寓意着多子多福、福贵满堂。在藤蔓间有几只灵巧的小松鼠在自由地嬉戏、觅食。它们有的昂首仰视、有的回头窥探、有的伸颈 搜索，一幅大自然中生动和谐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从雕刻的技艺来看，此杯依照角形，顺势而雕，动物与景物形神兼备。雕刻的葡萄圆 润饱满，大树和葡萄，树枝连着藤蔓，在重叠连接的叶片之间全都透着洞、孔、缝，使整个枝蔓和叶片，具有了强烈的穿透感、立体感，疏密相间达到一个玲珑剔透的艺术境界。

　　琥珀雕物件

　　蚌壳浅雕花鸟图 清

　　云南的土著民族

白人，即后来的白族，汉唐时称为焚人，至元时已有400多年历史。元代，白族地区开始设立孔庙，传播儒家文化。黑爨，即罗罗，今彝族先民，主要分布在曲靖、乌蒙（昭通）等地，从事山地农业和畜牧业，善造甲胄和刀剑。

金齿百夷，主要分布在今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主要从事农业，无文字，刻木记事。有金齿蛮、漆齿蛮、绣面蛮、绣脚蛮等。

麽些，分布于丽江地区，即今纳西族先民，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

斡泥蛮，今哈尼族，分布于建水、开南州（今景东）、威远州（今景谷）等地，从事商品贸易时以贝币为通货。蒲蛮，又称朴子蛮，分布在临沧、保山、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善用标枪箭弩。

　　少数民族银饰品的装饰题材都是采用该民族喜闻乐见的鱼、蝴蝶、瓜、叶蔓、石榴、牡丹、凤凰、麒麟、喜鹊、鸳鸯、锦鸡、鹿、猴等吉祥内容，有乐观向上、兴旺安居、多子多孙的美好愿望。制品风格纷繁热烈，俏丽活波。制作工艺大多沿用传统的模具压制成形再用手工在花纹图案上錾刻、镌刻、平刻加工，使图案更加鲜明和具有立体感。

　　佤族银衣 清未

花草 、动物等吉祥图案4排银牌相缀连。其下扣缀有长长的链坠 ，工艺复杂，构图巧妙。披在身上随着身体的摆动而摇曳铃响。在云南这些少数民族不只使用银饰、也以刺绣、五彩须穗等编缀组合银花、银泡等，因而五彩缤纷、绚丽华美，又称花披、披花，披挂起来十分引人注目。

披肩多为傣族妇女常使用的服饰，征集自佤族地区，可见拥有此披肩的人物身份非同寻常，也许是佤族头人所获得的礼物吧。

　　流光溢彩﹣﹣金银工艺

中国人历来推金崇银，将金银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同时还是吉利和高尚的祥符。金丝银线变幻出的艺术珍品，流光溢彩，蕴藏了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寄托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我国拥有悠久辉煌的金银文化，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已出现金饰品。汉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相当繁荣，考古出土的金银器数量大、品种多、技艺精。明清金银器集历代之大成，空前发展，宝石镶嵌盛行，纹饰繁缛富丽，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金银由此超越了本身的物质价值，产生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以金属为原料的日用器皿加工，从秦汉时便一直延续下来，至元明清时期，由于生产发展导致生活中各种替代物品的增加，加之官府对铸币原料铜、铅、锡等的控制，逐渐造成了云南于元明以后以金属为原料制作器物的手工业的衰落。尽管如此，当时铜制品的生产并未中断，铜面盆、锣锅、铜鼓、铜炉、铜镜、香炉等器物制作精细，且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

　　云南矿冶工业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但清代以前对云南矿产的开采品种和规模都十分有限。元明清时期，云南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重点体现在矿业开发方面，到清代，不仅在品种上，且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也由此导致了交通、运输、铸币、商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出现或进一步发展。

　　砝码 清

　　鹰爪杯

彝族向来好酒，门前客过不奉茶，鹰爪杯满彝家话，凡有客入门均是美酒相待。彝家人的美酒待客之道尤为讲究，对酒具的美观极其重视，鹰爪杯便是彝族酒具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彝族人向来崇拜山鹰，因其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敏锐的洞察力，超强的适应力，挑战自我的勇气而被彝族视为神之化身。鹰爪杯是贵族专用饮酒器皿，随着解放和发展，而逐渐在彝族中受到普及。

鹰爪杯用鹰爪为足，杯身采用木或皮漆绘而成，杯座留一尖锥绑上鹰爪，从而使酒杯能稳定放在酒桌之上，杯身绘制花纹多为日月星辰，昆虫猛兽。

　　第六展厅...《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

云南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关头，曾屡屡显露出引人注目的锋芒。辛亥革命时期的重九起义，为云南奠定了良好的民主革命基础。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起义首先爆发于云南，又使云南再次成为民主革命的主战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由后方变为前线，在这里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第一仗。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使云南走上了争取民主和平的道路。这一系列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使云南一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发端。′

序言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每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内地的政治变化无不牵动者云南的政局。云南受到世人美注，始于20世纪以来的100年。在一个世纪里，云南所创造的跨越式发展业绩，所走过的艰辛道路超过了以往任何岁月。

这里闯进第一北西オ冒险家，也送走第一批走出大山求学的人们；这里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行色匆匆的百年间，云南人民以自己的坚韧和顽强，为中华民族的解故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柱柱久违的往事，一位位鲜活的人物，勾画出百年云南沧桑风雨的历史变迁。走进《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它会为您呈现红土儿女用心灵映照的生活，用意志创造的奇迹，用真情感动的世界。

　　壹 内忧外患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19世纪，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打破了清帝国千秋万代的美梦。内忧外患之中，中华民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帝国暮色下的云南，乱象频生。英法殖民势力以缅甸、越南为跳板，向位于中国陆路前大门的云南步步进逼；三迤大地，在风雨飘摇和茫然失措中，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云南历史中风云激荡的近代百年拉开了帷幕……

　　晚清乱象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1856年，云南回民杜文秀在蒙化（今巍山）起义。同年，彝民李文学在哀牢山区起义，与杜文秀大理政权协同作战。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强烈撼动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同时，连年战乱对社会民生造成了巨大破坏，致使全省各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濒于崩溃。浩劫过后，处处皆有荒烟蔓草。

　　展厅空间依主题演绎出“暮色的古城”、“灰暗的战场”、“黎明的曙光”3大氛围，巧妙地结合不同材质和灯光，述说空间的故事。展厅空间一开始为T型所切割的曲折道路，曲折的墙面，带给观众紧张压迫的空间感，直到最后为开阔明亮的出口，给予观众如释重负的心情，加深观众的参观印象。

　　杜文秀大理政权“旗帜尚白”，因而俗称“白旗”。旗帜为长形，边部齿状，底部是动物尾形。旗面正中画有彩云，红日和飞腾在万顷波涛上的白龙。大理 政权统治区域内，人民生活有改善，当时在云南 有“白旗手上生活好”的说法。

　　杜文秀政权建立后，恢复明代服饰，不穿清政府强行推行的满族服饰。最后，清军围困大理，杜文秀被迫服毒，被斩首示众。镇压杜文秀政权后，清政府焚烧一切僭越物品，杜文秀大理政权的服饰保留下来的极少，这件就是其中的代表，留存至今尤为珍贵。

　　马嘉理事件

1874年，英国与清政府商定，从缅甸派一支探险队勘测缅甸到云南的陆路交通。1875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书记官翻译马嘉理 ，自云南到缅甸迎接探险队。探险队从缅入滇的消息引起了边境军民的疑惑，腾越镇左营都司李珍国动员组织军民堵截。2月21日，当地军民阻拦探险队行进，杀死马嘉理，英国探险队退回缅甸。事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

　　市风民俗古朴悠闲

进入20世纪的云南，人们穿着自己纺织的粗布衣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生活。贡院中的乡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私塾里学童吟诵“四书”、“五经”的声音不绝于耳；男人的长辫与女人的小足依然招摇过市；南来北往的货物还是由马帮驮运……

　　近代商业初现端倪

　　贰 倚天南天

20世纪初期的云南，民主革命的思想广泛传播。同盟会在云南边境地区领导了一系列起义，组织革命队伍，唤醒了民众；由革命党人担任主要教官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大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军官，使之成为埋葬封建帝制的重要基地；随后爆发的昆明重九起义、护国首义，更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近代云南的鸦片贸易

19世纪中叶以后，云南成为旧时中国最好鸦片的出产地。云南地方政府虽对鸦片的运销实行查禁，但无法禁绝。1920年，唐继尧政府大开烟禁，对种植、运输鸦片实行征税。1921年至1934年，云南烟税平均收入占财政收入的4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在云南才被真正禁止。

　　云南第一个近代邮局--蒙自大清邮政总局

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创办国家邮政，蒙自设寄信局。1897年2月22日，蒙自寄信局改为"蒙自大清邮政总局"，管辖云南省内10余个州、府及贵州省安顺府、兴义府等邮政机构。1910年，昆明设立云南省邮政总局，管理全省邮务，蒙自大清邮政总局改为蒙自邮政分局。1914年，蒙自邮政分局改为一等邮政支局。

　　云南第一座海关--蒙自海关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将云南蒙自开埠通商。1889年设立蒙自海关，滇越铁路通车后又增设碧色寨和云南府分关。当时，云南的大部分进出口商品都在蒙自集散，省内外48家外贸商号在蒙自设立总号；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先后在蒙自设立领事，各国商人纷纷在蒙自开设洋行和公司。

　　云南第一家自来水厂--昆明自来水厂

1917年8月，随着五华山水池和翠湖九龙池泵房的相继建成，云南第一家自来水厂﹣昆明自来水厂建成。水厂投资总额约20万余银元，于1918年5月正式送水。由于自来水问世“民风初开，多为观望”，加之水费贵，因此截至1922年，昆明全市仅安装水表37只、龙头84个、各街道水盘（水站）44座。

　　中国民族资本修建铁路之先河--个碧石铁路

受滇越铁路的启发，1912年，个旧锡矿工商业主上书云南都督蔡锷，请求修筑一条个旧一碧色寨一石屏的铁路。1913年，由锡矿工商业者集资兴建的个碧石铁路开工，全长177公里，因轨距仅0.6米，因此称之为“寸轨铁路”。1936年，个碧石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云南修建的第二条铁路。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

20世纪初，云南的有识之士希望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率先开创中国最先使用水力发电、电灯照明的创举。当时，官府无力出资，云南商会总理王鸿图主持成立了“商办耀龙电灯股份公司”，并集股金25万银元。1910年7月17日，石龙坝水电站建设工程开工，1912年4月建成投产，由此揭开了中国水电史的辉煌篇章。

　　展厅内有介绍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重九”起义等，这儿不多作介绍，想了解详情，请点击链接2023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

　　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云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改造社会的新的思想武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他们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中共云南特支的建立

1924年，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管理员李国柱在马列主义的启迪下，建立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

1925年9月，经共青团中央批准，在昆明建立了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李国柱任书记。从此，云南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新时期。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云南籍党员李鑫回昆明建党。李鑫依靠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于1926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任书记。

　　燎原星火

1925年9月，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李国柱任书记，1926年11月7日，在平政街节孝巷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任书记。1927年3月1日，在云南特别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任书记。之后，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云南地下党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厂矿及铁路沿线，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

云南的党组织一经成立，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风起云涌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运动，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击着封建军阀统治，掀起了云南革命的高潮。

　　金沙水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经过云南。红军在云南的征程中，遭遇山高路隘、江深水急；蒋介石还亲临督战，动用几十万军力围追堵截，所有的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止红军的节节胜利和长驱直进。红军在云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云南各族人民认识了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灾难深重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扎西会议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作出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后因敌人在川南长江沿岸布有重兵，遂决定至云南威信扎西集结，以寻求新的时机，在集结扎西途中，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1935年2月5日在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水田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以洛南代替博古同志担负总的责任；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召开政治局会议，审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定了新的行动方向；2月9日在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决定了红军回师东进与军团缩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扎西集结途中召开的三次会议被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最后完成，会议审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最终确定党和军队的领导问题，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转折。

　　中央红军过云南

根据扎西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11日撤离扎西地区，回师东进，重占遵义，消灭了敌人20个团。

中央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将滇军主力调出云南后，红军乘虚直插云南，抢占金沙江渡口。5月上旬，中央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从禄劝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东川树桔渡胜利渡过金沙江，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长征过云南路线图

　　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935年11月，战斗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2月下旬进入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3月下旬进入滇中，23日在宣威虎头山粉碎了滇军的阻击后进入贵州盘县。这时接到红军总部指示，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4月初由盘县再次进入云南，开始了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行动。

二、六军团最初由元谋龙街渡江，行动受阻后，改从富民渡过普渡河，到达罗茨后兵分两路向滇西挺进，连克楚雄、姚安、盐丰、南华、祥云、鹤庆、宾川、丽江。4 月 25 日至28日在丽江石鼓与巨甸之间的五个渡口渡过金沙江，5月初在藏族聚居的中甸作短暂休整，然后北上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留下革命火种

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抽调了部分领导干部和战士组成了红军川南游击队，后改编为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完成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的使命。在三省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游击队孤军奋战，历尽艰险，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由这支游击队组建与领导的云贵川三支游击队，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坚持斗争长达12年，在三省边区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90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和血腥的战争。在那段苦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浴血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也达到了顶峰。

发生在云南西部的滇西抗战，以其惨烈与悲壮，举世闻名。滇西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阻断惠通桥、松山战役、腾冲战役，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就在昨天，我们没有忘记为民族尊严而牺牲的仁人志士。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时间似乎已经抚平了战争的创痛，生活也早就恢复了宁静与祥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历史，纪念抗战，回忆过去，是为了人类不再有战争。

　　不做亡国奴的云南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神州大地遍燃战火，日寇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土地，把中华民族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风起云涌，人民群众参军、支前、捐款捐物，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各地的抗日武装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英勇斗争的抗日将士中，到处都有云南儿女的身影。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生于云南昆明，原籍云南玉溪。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学成才的人民音乐家。他短暂的一生。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乐曲，他开创了中国革命歌曲创作的一代新风，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国歌。

　　聂耳小提琴（复制品）

聂耳小提琴是近现代文物，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国歌）的乐器，2018年12月3日，聂耳小提琴入选《国家宝藏》第二季。

聂耳小提琴做工算不上精美，用料也不考究，但聂耳用它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众多爱国歌曲，在国家危亡之际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无可限量。这把小提琴是聂耳买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第一个演奏出国歌的乐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永垂青史的西南联大

抗战期间，国土沦陷，为保留中华文明薪火，内地高校纷纷南迁。南迁云南的高校中，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为深远。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开学，内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5个学院。这里校舍简陋，却名师云集。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大多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少许的贷金度日。他们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形成了刚毅坚卓、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风气。联大的教师们，甘于艰苦，严谨治学，潜心钻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

　　繁荣的战时工业与文化

1938年起，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兵工署第22工厂、中央磊允飞机制造厂、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等大批工厂迁到云南。这些官办企业以军事、航空、机械等服务于战争需求的行业为主，投资大、规模大，在当时技术、工艺及设备方面均为国内领先，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内地许多高校、大批新闻文化机构、文化名流迁往云南，使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形成了云南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象。

　　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盟军和飞虎队

为保卫滇缅公路，1941年8月，由中美双方商定在美招募美籍退役飞行员及预备役空军组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参战。队长陈纳德率领队员驾驶P40战机，保卫滇缅路、阻止日军由缅侵滇。志愿队在与日本空军的空中搏杀中战绩斐然，被云南人民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共作战50余次，击落日机299架，仅损失飞机73架。

1942年5月，日军侵入云南怒江以西，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物资运送只能依靠中美合作开辟由印度阿萨姆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补给线，即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中美空中勇士在中缅印人民的支援下，通过驼峰航线，从印度汀江机场向昆明等地运送了大量战时物资。

　　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国防会议上提出修筑滇缅公路的建议。1937年12月起，10多个民族的20余万民工上了工段，其中有老人、妇女、儿童……他们用双手修筑了一条世界上最崎岖的公路。

1938年8月，东起昆明，西至缅甸腊戌，途经怒江、澜沧江两大峡谷的滇缅公路通车了，这被西方媒体誉为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始终是中国与盟国联络沟通的最重要通道，为盟军中缅印战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松山战役

松山主峰海拔2267米，由大小10余个山头组成，雄踞怒江西岸惠通桥畔，是滇缅公路进出滇西地区的咽喉。

1942年日军占领松山后，修筑方圆数十公里的永久性坚固防御体系，易守难攻。

1944年6月，“松山战役”正式打响。中国远征军各部先后轮番强攻松山，历时3月有余，全歼日军守敌3000多人，我军将士伤亡近7000人。

　　滇西反攻

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楚雄成立。5月，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成立，分别对驻滇远征军进行整训、补充。同期，由缅北退入印度境内的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并赴印度比哈尔邦兰姆伽进行艰苦训练，准备反攻缅北。

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开始从印度反攻缅甸。按照史迪威的计划，为配合驻印军作战，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从怒江东岸150多公里的防线上强渡过江，向滇西的日本侵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域外抗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2年初，日军以重兵入侵中南半岛。他们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进占昆明，威逼重庆。3月，国民政府派出远征军入缅保卫滇缅路，并打通至印度的公路。中国远征军先后在缅甸同古、仁安羌等地大挫日军锋芒。但因盟国各方协调指挥不当，致使日军有机会突袭我方后路，后作战失利，中国远征军分两路撤退，一路向西退入印度英帕尔等地，一路撤回滇西。1942年5月5日，中国军队炸断怒江惠通桥，至此，怒江以西国土沦陷，云南由大后方变为抗日前线。中国军队固守高黎贡山、怒江一线与日军拉距作战。

　　腾冲攻坚战

1944年6月，中国远征军开始逼近腾冲城，并形成合围之势，8月开始进攻，经过惨烈的巷战和据点争夺，9月14日，收复满目疮痍的腾冲城，至此，滇西反攻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远征军乘胜进击，收复龙陵、芒市，并于1945年1月20日收复畹町。至此，滇西沦陷区国土全部收复。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同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滇西反攻战宣告胜利。

　　永恒的纪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结束。中国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抗击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盟军统帅部发布军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

9月中旬，卢汉为司令的第一方面军20万人分五路向越南北部挺进。9月28日，卢汉在越南河内主持 军投降仪式。抗战胜利后云南人民修建了很多的纪念碑、纪念塔，让人们凭吊抗日英魂，追思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独立所作出的伟大牺牲。

　　曙光初现

经过十四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出发，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政府无视人民的要求，准备发动内战。

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昆明的青年学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集会、游行等方式，迫切要求制止内战，迈开了追求民主的步伐。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迫使云南地方当局，逐渐开始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和地下组织联系，几经周折，终于在1949年12月9日举行起义，争取了昆明的和平解放。1950年，云南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历史时期。

　　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等四校师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反动军政当局破坏。随后，昆明学生3万多人罢课抗议。12月1日，军警特务冲进学校，鸣枪、投掷手榴弹，造成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人牺牲。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并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复课条件，“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

　　黎明前的枪声﹣﹣李闻惨案

1946年6月，李公朴、闻一多等10余位知名教授，在昆明向社会各界发起“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万人签名倡议。

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昆明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列出了暗杀民主人士的黑名单。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四天后，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先生也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

　　1948年六七月间，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昆明市工委领导昆明大中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简称“反美扶日”运动），这是继“一二·一”运动后，云南党组织和昆明党组织领导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经过昆明大中学生长达数月的顽强斗争，“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千千万万名青年学生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觉悟，走向了革命。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以统一领导云南、桂西和黔西南边区党的组织、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同期正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边纵成立后，开展武装斗争，参与昆明保卫战和滇南战役等数10次战斗，为解放云南全境、桂西和黔西南地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迎接黎明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起义，昆明得到和平解放。昆明起义后，蒋介石下令围攻昆明，昆明人民与起义部队一道奋起还击。1950年2月20日，在昆明各族各界群众的欢迎中，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陈赓司令员率部进入昆明，云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云南历史上最早的一面五星红旗长180厘米、宽140厘米。由于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在做工上并非完美无缺。其底由两块红绸拼接而成，绳套为淡黄色，五角星由浆过的淡黄色布片拼接而成，但针脚细密，显见十分用心。

回顾那段历史，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宣告脱离国民党政府，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当夜，为庆祝云南和平解放，起义军及时赶制了这面五星红旗。12月10日凌晨，昆明市五华山瞭望台上升起了云南第一面五星红旗。

来自官网的介绍:这面五星红旗的图样，由卢汉密友宋一痕夫人席淑英从香港秘密带回，从街上的布店买布后，在家里自己动手秘密制作好，接到暗示后，12月9日护送上五华山。

　　一楼临时展厅，只有一个展览“世间神祇~山西寺观与墓葬中的图像艺术”，到11月19日就拆展了。

　　序

中古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市井文化兴起，宗教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实践在积极回应民众祈愿的现实需求下交流互鉴、融合共生，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方方面面。墓葬和寺观，地下与地上，作为寄托逝者和生者多重祈愿的特异性场所，逐渐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而又区别于文人画的图像艺术系统，堪称民间艺术瑰宝。

山西，地处传统中原与游牧文化的交织地带，得益于表里山河的自然环境，在宋金元明时期，成为中国北方传统文化发展最为丰厚全面的地区，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与民俗信仰的物质遗存，至今保存较好，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独特。

为此，我们以唐宋金元明的长时段民间信仰传统及其物质遗存作为叙事框架，以墓葬壁画与砖雕，寺观壁画与水画为着眼点，通过对其承载的图像系统的展示与解读，探究中国基层民众信仰体系结构、发展与嬗变，管窥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之一域。

前言

 寺观和墓葬，地上与地下，通过空间的营构，民间信仰实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精神域界。而摹葬之砖雕、壁画，寺观之壁画、水陆画，作为这些特定空间里承托与粉饰民众普遍信仰的物质遗存，宗教的理念与世俗的信仰充斥其中，生活、仪礼、神祇、善恶等饱含教化思想、映照社会生活的图像艺术竞放异彩。乡野间，与寺观中神祗相对处，又往往设置戏曲舞台，每逢年节、庙会、祭日，辄演绎大戏，一时间天地相通，神人一家，同欢共乐，实现着既酬神又娱人的现实目的，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往世来生的祝祷。寺观因而又成为乡村间的文化与交流中心。

星移斗转，在自宋金至明清的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体现在寺观和墓葬中的神衹崇拜、佛道信仰，映射出释道儒三教在迎合民众普遍价值期待的实践中不断走向吸收融合，共同抚慰古人的心灵。最终，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这些独特的物质遗存和神圣的图像艺术中得以赓续。

　　走进展厅，二面墙是巨大的《朝元图》临摹图，它可是中国古代单体面积最大的壁画。壁画描绘众多神仙前往朝拜道教始祖元始天尊的画面，“唐宋遗风满壁是，堪称天下第一流”。

以八大主神为中心，画中人物高矮不一、姿态不同，男女老少皆有，分属不同部门、不同职位，衣冠服饰无一相同。

　　墓葬壁画

蔡葬壁画被称为“地下历史画卷”，它所提供的内容丰富而真实准确的图像材料，既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观念、信仰、知识、教养等各种文化因素混合而成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反映，再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许多方面。探究其图像演变的线索、绘画样式的源流及艺术风格的时代特征，又足以呈现埋藏于地下的另一部中国古代绘画史。

　　西北壁﹣尚物 （金代）

1994年山西省平定县西关村 MI 壁画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位于墓室西北壁。画面站立四名留髯男子，皆吏从装扮。其中，最右侧男子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长袍，袍服下摆扎于腰间，双手握持一竖直向上的骨朵，转头回望侧后两位头戴翅脚幞头、双手端捧包袱的男子。最左侧一人，头戴无脚蝶头，须髯满腮，右手拎一包袱，左手提一篮子，跟随其后。

　　东北壁．尚宝 （金代）

1994年山西省平定县西关村 MI 壁画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东北壁﹣仕途青云 （金代）

2007年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墓葬砖雕

宋金时期墓室砖雕的流行，大大促进了砖雕艺术的发展。墓砖或用于营造建筑空间，分割墓室，或用于装饰壁画，展现墓主人社会生活。墓壁上或砖砌假门窗、桌椅、衣架、灯繁等家具陈设，以借代象征的方式强化墓室作为死者居所的功能；或各面都饰以砖雕或彩绘，展现墓主人家居生活的场景，如墓主人夫妻宴饮、伎乐表演等场面；或饰以孝梯故事、八仙人物传达墓主人的生活理念。大量的墓室砖雕图像，刻画出世俗生活的丰富景象，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二十四孝

孝文化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而兴起传播的，具有推动民众教化的社会意义。孝行图像自东汉时期出现于墓葬中以来，不断发展演变，在宋金时期墓葬中形成了"二十四孝"的格套式画像组合，成为最早的成熟"二十四孝"版本，反映出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

山西省新绛县南范庄金墓出土的这组二十四孝砖雕，位于墓室南壁上部，分为三排，浮雕施彩，造型古朴，原有题记，然已漫漶不清。

　　彩绘二十四孝砖雕

　　图文介绍的部分砖雕

　　道教人物木雕 （元代）

山西博物院藏

下面这组道教人物木雕像为山西博物院旧藏，现存19件，保存较好。

人物主体由整木刺凿而成，表面施彩，以红绿为主、衣纹描金，装饰华美。皆脚踏祥云，有的头戴道冠、身穿长袍，有的身着铠甲、手持法器，形象生动。

　　壁画之大观，当属庙堂。寺观壁画以其巨大的体量和高超的画艺诠释着中国宗教艺术的独特魅力。步入其间，高高在上的寺观彩塑和壁画神祗，将对虔诚的祭拜信众带来深深的震撼，进而产生特殊的宗教情感。

山西现存古代壁画种类多、面积大，规模上仅次于敦煌壁画。其中，唐至明各时期寺观壁画现存7000多平方米，分布于70多个寺观，兼及佛寺、道观、地方神祗庙等不同宗教门类。其内容题材，宗教之外，世俗生活的精彩也多有记录，因而在社会、宗教、建筑、美术等方面都存在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众菩萨图

1974年临摹于佛光寺东大殿（唐代）

山西博物院藏

位于佛光寺东大殿南内槽前间拱眼壁外侧。画而中众管萨分上下四层，共77等、皆置头光，脚踩云气，头戴花冠，身着长衫，肩饰帔帛，两侧垂以各式飘带。画而色彩以青绿为主、部分菩萨面部、肌肤已变成乌黑色，绘画凤格与敦煌莫高窟同期壁画颇为相似。

众菩萨图

1974年临摹于佛光寺东大殿（唐代）

山西博物院藏

位于佛光寺东大殿北内槽前间拱眼壁外侧。画面中众菩萨分上下三层，共58尊，皆置头光色彩鲜艳，背景为缭绕的多彩祥云。

　　贤妇烈女孝子贤孙图

1974年临摹于稷山青龙寺（元代）

山西博物院藏

位于青龙寺腰殿南壁东侧，画面上部年值使者、月值使者为引导，下部正中绘往古贤妇烈女、孝子顺孙、九流诸子、优婆夷女冠尼等儒教人物等众图，两侧兼绘五瘟使者、五方行雨龙王、青龙赤凤等仙众。

　　宝宁寺水陆画

宝宁寺为山西省右玉县的一座大寺。据明成化十年（1474年）碑记，宝宁寺创建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寺内原有明代水陆画一堂，据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和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裱序记载，这堂画为“敕赐镇边水陆画”，据考证可能为经历过"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御赐。这堂水陆画现存136幅，内容为反映释道神祗、世俗人物和社会生活的人物画，三教人物俱全，呈现各种人物造型800多个，服饰千姿百态，器物五花八门，表现出房屋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戏曲仪仗、音乐舞蹈、民俗风情等，是极其珍贵的图像资料。

　　释迦牟尼佛 （明代）

宝宁寺水陆画

山西博物院藏

　　罗怙罗尊者、耶迦犀尊者

（明代） 宝宁寺水陆画

山西博物院藏

位于开化寺大雄宝殿北壁东次间，为“观世音菩萨法会图”的局部。画面两侧秀丽的乐伎，交脚而坐，排列成行，各种乐器俱全，弹奏自如；中部婀娜的舞伎，翩跹起舞。整个画面以红绿配色为主，人物冠饰和宫殿局部皆施以沥粉贴金的工艺，营造出浩大华丽的场面，喜乐气氛洋溢其中。

可以看出，开化寺的乐舞伎，已失去唐代壁画中的空灵酒脱，转而增添了柔婉妩媚、含蓄情深的气质。

　　展览最精彩的是郝匠金墓，到了门口被告知要提前预约，故无缘见识。

从网上查了下资料，简单介绍一下。该墓2013年发现于山西晋城市郝匠社区，墓志显示，墓主人名郭永坚，世居泽州晋城，卒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提供了准确纪年。墓室为精致的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前、后墓室均采用砖雕加彩绘的装饰手法，砖雕刻画细腻，彩绘疏密有致，显得富丽堂皇。其中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砖雕是精典中的精典。

　　结语

藉由展览中丰富的墓葬出土与寺观现存的图像遗存这些“仪礼的标志物”，我们得以迈进数百年前的叙事空间，以俯览又切近的视角观摩中古以降民间宗教信仰在中国北方山西地区的生动实践，感受宗教与个体的互动，认识信仰与社会的联结，回溯过往的精神家园。

“亡者升天界，生者安吉大富贵”，神秘的、庄严的、世俗的、生活的，一幅幅图像再现了远去的历史，一幕幕画面充满了细腻与真实，传递出近千年来中国民间朴素的信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