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霍里拉”—我在新疆的防疫之路（9）

MaRsDr.

文字编辑：MaRsDr.

美篇号：73029149

图片制作: MaRsDr.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镌刻在记忆深处，成为永不褪色的年轮。我时常回想起那些奔赴疫区的清晨、那些星光下默默整理病案的夜晚、那些背着药箱、踏遍戈壁荒原的岁月，为何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或许，是因为我们在那一刻直面过死亡，也或许，是因为我们在那最危险的时刻，用行动诠释了“守护”二字的分量。

1970年代的新疆喀什，水源匮乏，人畜共用，成为肠道传染病滋生的温床。在那片土地上，一场场疫情悄然蔓延，百姓的生命在无形中受到威胁。正是这样的现实，催生了我们一代防疫人的使命与担当。

“关山初度尘未洗，秣马厉兵再出征。”1984年初夏，南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巴尔乡突发副霍乱疫情。彼时，我刚随新疆乙肝调研协作组完成南疆多地的流行病学调查任务，回到乌鲁木齐不久，便再次接到紧急调令，随自治区疫情应急医疗队奔赴疫区。霍乱，英文名Cholera，汉语音译为“霍里拉”，源自古希腊语，意为“胆汁”，后演变为现代医学中烈性肠道传染病的代称。在我国法定传染病中，它位列甲类，仅次于鼠疫，代号“02”，故又被称为“二号病”。历史上，新疆南部多次爆发霍乱，传播迅猛、致死率高，严重威胁着各族群众的生命安全。

从伦敦宽街到喀什葛尔乡村，霍乱的防控史是一部人类智慧与疾病抗争的史诗。1854年，伦敦霍乱肆虐，内科医生约翰·斯诺凭借敏锐的观察与逻辑，绘制死亡病例分布图，发现疫情集中在一口公共水泵附近。他坚信水源被污染，最终说服当局封闭水泵，遏制了疫情。这一经典调查不仅拯救了无数生命，也标志着现代流行病学的诞生。他告诉我们：疾病的传播并非偶然，背后总有可循的规律。而发现这些规律，正是我们流行病学工作者的使命与信仰。

显微镜下的埃尔托弧菌，革兰氏染色呈阴性，身披纤毛与单鞭毛，在液体中灵动游弋。它看似妖艳，实则致命——释放类毒素，引发剧烈腹泻、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危及生命。这便是“霍里拉”的真面目。面对它，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每一次采样、每一份分析，都关乎千万百姓的安危。

巴尔乡之夏，烈日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我们的意志。作为防疫队的一员，我被派驻至乡镇卫生院。白天，我们顶着酷暑，走村入户，随访病例、发放药物、宣讲防疫知识。夜晚，我们在简陋的条件下采集水源样本，进行细菌培养与菌落分析，追踪副霍乱弧菌的踪迹。生活条件艰苦，防护设备简陋，但我知道，防疫的意义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预防；不仅在于控制，更在于守护。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流行病学不仅是科学，更是责任。

这张泛黄的照片，定格了青春的模样。与我并肩战斗的同仁——管廷瑞、刘长舒、董强、林生、刘敏生……他们的面容依旧清晰，仿佛昨日重现。我们或许年轻稚嫩，装备简陋，但肩上的责任告诉我们，为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我们必须义无反顾。

防疫工作，是一份高危而神圣的职业。在疫区，我们不仅要面对各种传染病和病原菌的威胁，更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信念。流行病学调查不仅是医学实践，更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社会工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采集几十户病例与对照的血液与粪便样本，不仅需要专业能力，更需要赢得当地群众的理解与配合。1993年7月下旬，喀什地区再次爆发副霍乱，自治区防疫站迅速组建医疗队进驻疫区。那天中午，在莎车县第二民族食堂前，一支由红十字标志车辆组成的防疫车队正准备出发。就在司机多鲁坤靠近车辆时，一声巨响，炸弹被遥控引爆……医生，曾是新疆百姓心中的天使，如今却被恐袭者无情袭击。这一事件，不仅威胁了一线防疫人员的生命安全，更暴露出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维护新疆安宁的重要使命。

如果说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盾牌，那么流行病学便是那最早响起的警哨。而我，只是无数哨兵中的一员，曾在风雪北疆、烈日南疆，默默站岗、吹哨、守望希望。从阿勒泰的雪原到塔克拉玛干的热浪，从乙肝调研到霍乱防控，从肝炎点状爆发到戊型肝炎疫区的紧急驰援，我走过的每一段防疫之路，都是写在大地上的生命纪实。它或许没有激昂的旋律，却用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谱写出沉稳而有力的音符；它没有簇拥的掌声，却悄悄在病患的眼神中点亮了希望之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逆行赴险、坚守一线，在阴霾中守望光明的人们。我们不是英雄，只是选择了责任；我们不曾退缩，只因使命在肩。鏖战“霍里拉”，是我们用青春与热血，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写下的无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