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data-pm-slice="0 0 []">柏林爱乐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它的音色和诠释风格几乎令全世界乐迷敬佩,柏林爱乐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其音乐,还包括它独特的运作机制。</h3></br><h3>柏林爱乐的乐手几乎决定了与乐团有关的一切事务:演出曲目、音乐总监、总经理、独奏家、客席指挥、品牌形象等等。这在世界级的交响乐团中极为罕见。</h3></br><h3><b>乐团历史背景<br></br></b></h3></br><h3><b><br></br></b>柏林爱乐创立于1882年,其诞生本身就是一次“叛变”的结果。当时,50位乐团成员,由于不满极其恶劣的经济待遇以及指挥本杰明·比尔泽(Benjamin Bilse)专制的管理方式,集体拒绝续约。</h3></br><h3>这些音乐家随后成立了一个新的乐团,即“柏林爱乐乐团”,并制定了章程,确立了一种民主化的管理制度:限制指挥的权力,让演奏成员拥有对乐团事务的决定权。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与民主自治,从创团之初延续至今,成为柏林爱乐最鲜明的特征之一。</h3></br><h3>在其143年的发展历程中,柏林爱乐拥有一长串传奇指挥的名单。这里列出了该乐团历任首席指挥及其任职时间。</h3></br><h3>汉斯·冯·彪罗(1887-1892)、阿图尔·尼基什(1895-1922)、威廉·富特文格勒(1922-1934/1952-1954)、卡拉扬(1956-1989)、克劳迪奥·阿巴多(1990-2002)、西蒙·拉特尔爵士(2002-2018)、基里尔·佩特连科(2019-至今)</h3></br><h3>这七位首席指挥以互补的方式,推动了柏林爱乐的发展。</h3></br><h3>汉斯·冯·彪罗确立了乐团日后享誉国际的基础标准。他坚持长时间排练、演奏当代作品,并激励乐团超越平庸,追求卓越。</h3></br><h3>阿图尔·尼基什减少了当代作品的演出数量,但他带领乐团进行大量巡演,显著提升并扩大了其国际声誉。此外,当时所有重要的独奏家都被邀请与乐团合作演出。</h3></br><h3>富特文格勒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复杂年代领导着乐团。他因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被禁止担任音乐总监,但仍继续指挥乐团演出。为了避免破产,乐团成为了“帝国乐团”(Reich’s orchestra)。在这一时期,如何在纳粹政权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与艺术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极为艰难,而乐团在这期间多次对抗来自艺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力。即使在其所在的音乐厅——柏林爱乐大厅(Philharmonie)被毁的情况下,乐团依然坚持在其他场地演出。</h3></br><h3>在卡拉扬执掌下,柏林爱乐乐团发展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演奏文化,其特点是音色的美感、迷人的连奏、炫技的演奏风格与近乎完美的表现力” 乐团通过赴美洲、中国和日本巡演,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卡拉扬热衷于新技术,他将自己全部的曲目都录制下来,与柏林爱乐合作,使乐团在媒体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h3></br><h3>此外,在卡拉扬的领导下,乐团迁入了现今的驻地——由汉斯·沙隆(Hans Scharoun)设计、位于肯佩尔广场的先锋派音乐厅“柏林爱乐大厅”(Philharmonie)。卡拉扬还创立了多项重要举措,包括:乐团学院(Orchestra Academy),该学院旨在培养年轻音乐家掌握管弦乐团演奏实践,并为柏林爱乐输送人才;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Salzburg Easter Festival),乐团在其中演奏歌剧;以及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比赛(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ing Competition)。尽管卡拉扬与乐团之间的合作成果丰硕,但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年,双方关系陷入动荡。</h3></br><h3>克劳迪奥·阿巴多致力于打造更加通透的音响效果。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围绕特定主题(如浮士德、莎士比亚或古斯塔夫·马勒)展开的音乐会系列。在他的领导下,大批年轻音乐家接替了退休成员的位置,乐团迎来了代际更替。</h3></br><h3>西蒙·拉特爵士(Sir Simon Rattle)进一步强化了乐团音响的通透感,并邀请了众多历史演奏风格专家指挥与乐团合作,他还大力推动当代音乐作品的演出。原本在萨尔茨堡举办的音乐节也迁至巴登-巴登举行。此阶段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柏林爱乐的教育计划“Zukunft@BPhil”,该计划覆盖幼儿园、监狱、终身学习者以及教师群体。此外,乐团还创立了自主唱片品牌和“数字音乐厅”(Digital Concert Hall)这一流媒体平台,将音乐会搬上网络,进一步强化了乐团的品牌形象。为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乐团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也显著提升。</h3></br><h3>基里尔·别特连科为柏林爱乐注入了高度精致、结构清晰且富有戏剧性的音乐风格,拓展了曲目范围,强化了声音透明度与集体合作精神,并在尊重乐团民主传统的同时,延续数字化与教育传播,使乐团在艺术深度与时代连接上达成新的平衡。</h3></br><h3>柏林爱乐的成员参与决定所有重要的人事事务,包括艺术总监和总经理的选聘。试镜时没有幕布,过程完全公开透明,每位成员和艺术总监都有一票。接纳新成员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且新成员必须经过两年的试用期。艺术总监的选举则需要多数票通过。</h3></br><h3>乐团的排座由各个声部成员自己决定,演奏者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自己在乐团中的位置,尤其是弦乐部分。虽然木管、铜管和打击乐的座位安排相对固定,但他们也能自主安排休息时间,无需向艺术总监或任何委员会请示。艺术总监不能决定座位安排。这个系统鼓励成员之间互相学习、分享创意。每个成员都被视为平等的,具备相同的能力,可以互换位置。</h3></br><h3>此外,乐团成员还有机会参与小型室内乐演出,柏林爱乐内部有38个常设室内乐团体。</h3></br><h3>2015年数据显示,柏林爱乐的年度预算大约为4140万欧元。柏林市每年向基金会提供1400万欧元的资助。柏林爱乐乐团由128名音乐家组成,其中19名为女性,约有85名非艺术工作人员。乐团成员来自26个不同国家,其中德国人仍占多数。乐团的员工留任率非常高,音乐家可以在乐团工作终身,但65岁时必须强制退休。柏林爱乐每年在柏林及其他地方举办约130场演出。<br></br></h3></br><h3>柏林爱乐的顶级水平已保持超过一个世纪之久。本文从乐团气氛、集体认同与个人责任、音乐理念与独特的柏林音色,以及传统与创新这些方面,讲述柏林爱乐的管理特色。</h3></br><h3><b>1. </b><b>氛围</b></h3></br><h3>在柏林爱乐,有一种很特别的演奏文化。就是柏林爱乐每个节目结束后,音乐家都会换座位,通常这种安排会持续36周。这让他们相互能更好地相互交流,从而增加开放性和创造力。</h3></br><h3>“当我第一次来到柏林乐团时,这里的演奏风格是所有音乐家,包括所有弦乐手,都像自己是首席或者领奏一样在演奏,我当时想,根本不能这样做。这和伯明翰的文化完全不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Jonathan Kelly乔纳森·凯利,双簧管)</h3></br><h3>通常,一般管弦乐团中的乐手需要主动控制自己,避免抢风头,但在柏林爱乐并不需要,这种控制反而被认为是乐团工作的一种压力。虽然刚开始可能会对这种风格感到震惊,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音乐家们认为这种自由的演奏方式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音乐个性。</h3></br><h3>柏林爱乐新成员的试用期通常比其他乐团长,最长可达两年。选择合适的成员非常重要,他们会在试用期内考察每个候选人,看TA是否在技术、音乐性和乐团文化融入方面都能胜任。其实能被柏林爱乐选中的候选人在技术上都是世界顶尖的,能否融入他们的文化更多的是个性的匹配。</h3></br><h3>乐团里的成员个性都很强,对于新成员来说,需要努力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这让新来的音乐家感到压力,但充满个性的环境恰恰是乐团活力的关键。柏林爱乐的音乐家都非常自觉、积极,追求卓越的音乐质量是他们每天工作的核心。</h3></br><h3>小提琴手Daishio Kashimoto这样形容乐团的氛围:“你能感觉到,他们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来排练时,既带着自豪感,也带着一种兴奋劲,这是别的乐团少见的。”</h3></br><h3>为了保持这种动力,柏林爱乐在制度和团队文化上有特别的设计。</h3></br><h3>首先,他们实行“自我管理”。乐团的很多重要事务,包括组织运营和艺术方向,都由团员共同决定。其次,像乐手提到的那种“自豪感”也很关键。乐手们认为,能成为柏林爱乐的一员本身就非常荣耀,甚至比与哪位大指挥合作更让人骄傲。</h3></br><h3>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柏林爱乐的工作氛围非常积极。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乐团的音乐家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满意度,也许因为他们在乐团中没有太多发言权,或者乐团本身在音乐质量和创造力上没有那么强。</h3></br><h3><b>2. 集体认同感与个人责任</b></h3></br><h3>“他们个性强烈,当然也会固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全情投入。他们之所以争论、顶嘴,是因为他们想让事情变得更好。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在演奏上。”西蒙·拉特尔(前任首席指挥)</h3></br><h3>拉特尔把乐团的音乐家描述成音乐创作与诠释过程中积极参与的一方。他并不认为这种争论会威胁到他的指挥权威,反而把它视为一种正面特质。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付出很多、关心音乐质量,才会提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争论是值得的。</h3></br><h3>柏林爱乐内部确实存在对话机制,大家通过沟通与争论,来解决意见不合。争论的最终目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集体目标,即音乐上的完美,或者说不断追求这种完美。</h3></br><h3>指挥Charles Hazlewood在2011年说过:“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更民主的音乐创作方式——是双向互动的。我作为指挥,要带着对整部作品结构非常清晰的理解来到排练现场,但在这个结构框架里,乐团成员也有很大的个人发挥空间。”</h3></br><h3>乐团里的音乐家其实很专业,能够准确理解指挥的手势和指令,同时也会根据周围同伴的演奏及时调整。他们非常擅长团队合作,知道如何在大型乐团中协调一致地演奏。</h3></br><h3>有一些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会在排练中违反客席指挥的指示。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他们不同意指挥的诠释,或者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时候。音乐家们通常不会直接反驳,而是按照自己认为更好的方式演奏,完全无视指挥的指示。这种情况下双方之间并没有通过对话解决分歧。</h3></br><h3>相比之下,西蒙·拉特尔对柏林爱乐的评价则展示了乐手与指挥之间截然不同的互动方式:“柏林爱乐的音乐家非常善于表达,也非常开放、好奇。他们总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会只是照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并不是一支‘听话’的乐团,但他们是一支非常有创造力的乐团。”</h3></br><h3>柏林爱乐的音乐家显然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参与作品的诠释与创作过程。但这种行为背后也反映出,他们对乐团本身有着强烈的自信:无论由谁指挥,柏林爱乐始终是一支有着独立见解、强大影响力的乐团。</h3></br><h3>如今,很多乐团的宣传依赖于他们的音乐总监的名气,把指挥包装成“明星”,以吸引公众关注。这无形中向乐团成员传达了一种信息:乐团的价值取决于指挥,而不是乐团本身。</h3></br><h3>柏林爱乐的确有非常有名的指挥,包括首席指挥和客席指挥,但它的身份认同并不建立在这些指挥身上。一位乐手这样形容:“听起来可能有点傲慢,但事实就是:这个乐团比任何一位指挥都更重要。我们演奏者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而每一位指挥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圆号演奏家Fergus McWilliam)</h3></br><h3>柏林爱乐的音乐家非常重视自己对乐团的运作负有责任。以下这段评论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态度:“直到今天,我仍然努力在每场音乐会中尽力表现。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对观众和音乐的责任。老实说,这需要巨大的精力、内在动力和持续的自律。”(小提琴家Aline Champion)</h3></br><h3>这种责任感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每个乐手都是乐团的利益相关者,无论在艺术上还是经济上,因为他们的生计依赖于他们的顶尖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对音乐的责任感,让他们总是追求卓越的演出体验。整个乐团都有着惊人的能量储备。</h3></br><h3><b>3.</b><b>音乐理念和柏林音色</b></h3></br><h3>柏林爱乐的演奏方式非常注重合作和交流。乐团成员不仅要与指挥互动,还像室内乐队一样相互协作。这种风格已成为乐团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新成员必须学习的关键内容。</h3></br><h3>柏林爱乐要求乐手保持统一的同时还要保有个性。每个音乐家都能提出自己的音乐想法,其他人会试图理解并融合进而演奏。这是一种更加动态、富有创意和个性化且有趣的音乐表现方式。</h3></br><h3>曾有一个未被柏林爱乐录取的音乐家,后来被邀请加入柏林爱乐乐团学院,因为乐团看到了他的潜力。他说:“柏林爱乐的成员不仅要技术完美,还要发展音乐个性。这需要很多努力,细微的差别非常重要。这个乐团像一个大型的室内乐团。”(长笛乐手Egor Egorkin)</h3></br><h3>像室内乐团一样演奏,给音乐家带来机会和挑战,因为你需要找到平衡,既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又要避免在自己过于突出。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取决于你是更像独奏者还是合作者。理解音乐合作非常重要,这也是决定是否能加入乐团的关键。</h3></br><h3>“这个乐团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冒险,弦乐群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就是乐团的哲学,也是使这个乐团如此特别的原因。当然,当你冒险时,可能会失败,但如果你冒险没成功,其他同事也不会因此生气。我们认为,如果你什么都没尝试,这是更糟糕的!”(小提琴家Aline Champion)</h3></br><h3>柏林爱乐最著名的特点之一就是独特的 “柏林音色”。这种音色是乐团传统的一部分,虽然每任首席指挥都会对它有所提升,但它的核心始终保留在乐团中,并且代代相传。</h3></br><h3>很多音乐家都对这种音色非常着迷,虽然有时它被称为“德国音色”,但西蒙·拉特尔指出,正是那些年轻的外国音乐家,受到这种音色的吸引,来到了乐团,并继续保持它。乐团的成员一致认为,新成员必须经过长期的试用期,不仅是为了看他们能否适应乐团文化,也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和适应柏林音色。</h3></br><h3>那究竟什么是柏林音色呢?“这种音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拥有一种几乎像动物般的生命力,在演奏中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般涌现出来。它是一种美妙的深邃音色,同时又非常强劲。”(乔纳森·凯利,双簧管)</h3></br><h3>西蒙·拉特尔对柏林音色的评价则增添了更多层次:“这种非凡丰富的音色,从低音部分升起,像波浪一样流动,他们拒绝通过计算来掌握节奏,而是凭借感受来演奏。”</h3></br><h3><b>4.拥抱传统与变革<br></br></b></h3></br><h3><b><br></br></b>柏林爱乐的音乐家对传统有着极高的敬意。谈到传统时,柏林爱乐主要谈到三个方面,首先是演奏文化;其次是乐团独有的“柏林音色”;第三是自主管理体系。传统定义了他们当前的身份,传统同时也指示未来的行动方向。</h3></br><h3>柏林爱乐是一支渴求变革和发展的乐团,这种诉求也是乐团的核心之一。当乐团在1999年投票选举新的艺术总监时,乐团渴望朝着新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乐团成员感到有必要扩展乐团的曲目。尽管继续演奏19世纪的德奥经典曲目对乐团而言仍然很重要,但一些成员认为他们有责任演奏更多20世纪的音乐和当代音乐。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则担心国际乐团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古典音乐世界日益增多的挑战,如公共资金减少或观众老龄化。</h3></br><h3>正如一位乐团成员所说:“柏林爱乐是一种有机体,一种声音实体。就像所有值得拥有这个名字的生命体一样,它注定要变化、发展。我们必须探索新的道路,开展新的节目;我们必须真正着眼于未来。竞争在加剧,如果我们想要应对这种竞争,就必须行动。”(Daniel Stabrawa首席小提琴)</h3></br><h3>在西蒙·拉特尔当选为新艺术总监后,乐手们认为拉特尔体现了他们对柏林爱乐未来的愿景。前柏林爱乐总经理帕梅拉·罗森伯格表示:“我认为这是一种信号,表明乐团想要拥抱创新。拉特尔广阔的音乐视野,以及他对从早期音乐到21世纪音乐的广泛兴趣,这对乐团成员来说非常吸引人。现在,艺术探索通过传统得到滋养,而这种探索又为传统注入了新鲜感。”</h3></br><h3>在拉特尔接受这一职位前,乐团不得不接受他的一些条件。其中包括改变组织形式,将其转变为基金会,设立教育项目以及为乐团注入年轻力量等。</h3></br><h3>拉特尔表示,“我发现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时常提醒他们,回顾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的遗产,并将这种非凡的传统、特有的音色理念以及独特的音乐句式融入这些出色的、年轻的、灵活的、充满好奇心的音乐家之中。”</h3></br><h3>在拉特尔时代,柏林爱乐乐团在多个项目和倡议方面取得了最具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成就。尽管他与成员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但双方都觉得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也在朝着新的方向前进。</h3></br><h3>这样的例子包括演奏曾被视为禁忌的作品,如巴洛克音乐的历史演绎、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全集,或彼得·塞拉斯舞台版的巴赫《马太受难曲》。尤其是最后这个项目,遭遇了乐团成员的强烈反对。然而,许多乐团成员一致认为,围绕《马太受难曲》的几个月筹备及其演出,给乐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感。一些乐团成员甚至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经历之一。”( Fergus McWillianm 圆号手)</h3></br><h3>拉特尔时代不仅通过他的举措塑造了柏林爱乐,数字音乐会大厅的创立也改变了乐团的发展方向,这个点子来自乐团成员们自己。</h3></br><h3>数字音乐会大厅和他们自创的录音厂牌,帮助乐团摆脱了大唱片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要求,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艺术自由,让他们可以选择录制任何想要的作品。乐团成员们认为,数字音乐会大厅是吸引新观众的一种方式,不仅能让无法到场的人欣赏到音乐,还能吸引习惯视觉刺激而非单纯听觉刺激的年轻一代。</h3></br><h3>此外,乐团成员们也会定期在线与观众互动,保持联系。这些新举措显示了乐团成员们对探索新形式、吸引新观众和拥抱科技的热情。</h3></br><h3><b>5.</b><b>柏林爱乐的领导结构</b></h3></br><h3>柏林爱乐乐团的领导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乐团有自我管理传统,这意味着乐团的音乐家在重要事务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包括艺术总监、客座指挥和独奏家、节目安排、演出场地、录音、招聘、巡演等许多事务。另一方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角色不仅仅是站在指挥台上指挥乐团,他们还需要在战略层面上带领乐团,确定乐团的艺术方向,并在公众面前担任领导角色。</h3></br><h3>在正式的组织架构上,柏林爱乐设有执行委员会来做出艺术和战略决策。该委员会由首席指挥、总经理、柏林爱乐乐团主席以及媒体主席组成。担任主席的音乐家们有可以咨询或获取建议的机构,随后,执行委员会需要向乐团全体成员汇报,并通过投票表决决策。此外,日常排练中,指挥和音乐家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创意上的协商和互动同样在这里进行。</h3></br><h3>很难说柏林爱乐究竟是谁在领导,或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导方式。虽然大家都觉得自己在掌控局面,但他们也承认首席指挥在某些事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除了西蒙·拉特尔的领袖气质,他有着魅力型和变革型领导者的特点外,乐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指挥的互动,才能真正解释他们是如何有效合作的。</h3></br><h3>所以,领导乐团其实是音乐家和指挥之间的共同作用,大家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领导力。柏林爱乐乐团的自我管理体现了组织文化与领导力之间的共生关系。</h3></br><h3>自我管理既是乐团必须保留的传统遗产,它是乐团的思想核心:我们自己做事,我们决定未来;同时,它也是乐团成员行使领导权的工具。</h3></br><h3>“自己做事、掌控局面,这个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任何试图干涉的人都得小心!你得亲眼看看我们的全体大会,看看如果有人试图限制我们权利时,100个乐团成员会如何反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大提琴手Götz Teusch)</h3></br><h3>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事情和掌控局面,特别是在音乐家和首席指挥的聘任上。</h3></br><h3>正如一位音乐家解释新成员选举的民主过程:“在柏林,你走进大厅,整个乐团都在看着你。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一票。听完大家的意见后,乐团的每个声部会稍微发言,然后进行投票。要通过第一轮投票,你必须获得50%的票数,进入决赛则必须获得66%的票数。”(加博·塔尔科维,小号手)</h3></br><h3>柏林爱乐乐团选举艺术总监的民主过程是许多指挥钦佩而非感到畏惧的。拉特尔当选首席指挥指挥,他在感谢信中说,他的选举是一个漫长而深思熟虑的民主过程的结果,并赞扬了这一制度,既然创造音乐是乐团的责任,那每一个乐手也应该有责任选择自己的未来。</h3></br><h3>拉特尔并不是唯一赞扬柏林爱乐这种管理方式的人。罗杰·诺林顿指挥曾说:“他们选择自己的总监,并且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他们会非常认真地思考未来会带来什么,或者可能带来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选择最适合他们的领导者是他们作为集体的责任。</h3></br><h3>自我管理系统不仅是一个治理体系,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和信念。能够做出自己的决策,选择艺术总监和新成员,是柏林爱乐乐团集体身份的核心。</h3></br><h3>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说:“集体身份是最重要的。演奏者的首要责任是维护这个机构,因此,继续寻找最优秀的演奏者,并以我们管理它的方式关心这个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圆号手Fergus McWilliam)</h3></br><h3>音乐家们珍视他们的自我管理制度,视其为一种保护工具,以防止权力干涉,但他们同样认为一个真正领导者的重要性。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表达的:“人群越大,越不可预测和幼稚。即使乐团成员是诺贝尔奖得主,它也可能变得幼稚。一个人群总是需要领导。”(阿尔布雷希特·梅耶,单簧管)</h3></br><h3>作为一个集体,音乐家们认为乐团的整体价值超越了指挥,但正如音乐家奥拉夫·曼宁格所说,演奏者只有在指挥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出最佳的表现。</h3></br><h3>6.<b>指挥的领导力</b></h3></br><h3>第一个维度是专业知识。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其指挥拥有极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理所当然的。以西蒙为例,乐手们这样评价他:“西蒙总是为每次排练做充分准备,并且对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有非常清晰的想法。”(小提琴Aline Champion)<br></br></h3></br><h3>“这种(保持经典曲目的完整性,同时兼顾最现代和最进步的音乐艺术形式的管弦乐团愿景)是我们能够实现的,借助像西蒙·拉特尔这样的指挥的个性和音乐性,他将一切可能性带到舞台上。”(Matthew Hunter中提琴)</h3></br><h3>第二个维度是领导者在有效引导创意人才时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必须帮助实现三组不同的需求。首先,减少压力和模糊性,同时最大化冒险精神。其次,鼓励探索,同时确保及时生产出可行的成果。最后,鼓励个人主动性,同时促进团队的整合。</h3></br><h3>在西蒙·拉特尔的表述种,他展示了一小部分卓越的领导策略:“控制他们?不。他们是不可控制的。不是把什么东西强加给他们,而是引导、鼓励、塑造他们的表现。你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在共同的愿景中发表自己的意见。”</h3></br><h3>拉特尔的说法与通常认为指挥是“英雄式领导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被认为指挥头脑中有完美的演出,并能够激励追随者去实现它。相反,拉特尔体现了关系型领导的理念,他谈论的是共同愿景,而不仅仅是从指挥台上提出自己愿景。</h3></br><h3>共同愿景是通过采纳音乐家的见解并与他们一起构建出来的,而不是强加给他们的。他非常清楚自己音乐家的潜力,并且知道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在音乐上决定方向。他说:“你必须创造一种情境,让它能够飞翔,如果你不能,那你就失败了。如果你决定的事情不够多,那就会自由落体;如果你决定的事情太多,那它的翅膀会太沉重,导致它无法飞翔。所以你总是要平衡,这个过程是无尽的。”</h3></br><h3>第三个维度是领导者和创造性人才所处的氛围。历史上,指挥家的形象通常是专横和不易接近的明星,是所有音乐知识的源泉。虽然仍有许多喜欢这种风格的明星指挥,但这种情况在新一代指挥家中正在发生变化,他们采用更开放、友好的方式,并考虑音乐家的意见。</h3></br><h3>拉特尔是首批指挥著名乐团、并采用这种新型指挥范式的指挥之一。除了乐团的演出成果外,很明显,音乐家们很高兴能拥有一个可以与之交流、交流想法的领导者。</h3></br><h3>“西蒙总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大家庭来谈论。我非常欣赏他在创造和保持良好的积极工作氛围方面的付出。他非常友好和开明。即使在一些困难的情况下,我从未见过他失去冷静。”(Aline Champion小提琴)</h3></br><h3>西蒙创造出的这种积极氛围不仅仅是因为他礼貌、友好和开明,更因为他将每位音乐家视为独立的个体,并且他总是强调每个人在乐团中的重要性。音乐的结果依赖于每个人的最佳表现。</h3></br><h3>“拉特尔非常明确地表示所有乐器组具有同等价值。他让每个音乐家都觉得自己在乐团中是特别重要的。”(Laurentius Dinca小提琴)</h3></br><h3>一位音乐家表示,他们选择西蒙作为首席指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个性和音乐性”。不仅是音乐性,还有他是谁,以及他是如何做事的。</h3></br><h3>西蒙鼓励音乐家冒险、取得更多成就、执行自己的想法。他并非绝对的知识和权威来源,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音乐家们可以与他交流自己的想法,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音乐家与指挥建立的关系被理解为关爱、共同承担责任以及尊重他人观点。他们基于平等而非支配他人的需求建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共同创造出对乐团的领导力。</h3></br><h3>像柏林爱乐这样的自我管理系统的乐团并不多见,但也并非罕见。伦敦交响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另外两个自我管理系统的例子。这些乐团都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国际乐团中处于领先地位。了解这些乐团的管理,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