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看-见殷商 —— 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特展，堪称一场汇聚全国殷商文物精华的盛宴。它集结了来自全国 28 家考古文博单位的 338 件（套）珍贵藏品，不仅涵盖 8 处遗址先后 10 次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重磅成果，更网罗了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诸多品类，其中一级及重点文物逾 50 件（套），不少珍品更是首次踏足京城，令人翘首以待。<br></div> 门口这个甲骨文的“商”字，是商族人对自身族群或政权的称呼，是商族的文化标识，这预示着我们将走进商朝的世界。 这里面的三个甲骨文是什么字？我猜是“见殷商”吧。 商王朝的疆域版图如同心圆一般，向外层层扩展，政治地理架构表现为“王畿——四土——四至”三个层次。<br>第一个层次是以商朝都城为中心的地区，叫“王畿区”；第二个层次为“四土”，即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在王畿区的周边；第三个层次是“四至”，也叫“周边地区”，是与商王朝的关系更远的区域。 <p class="ql-block"><b>前言</b></p><p class="ql-block">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商，“上可追溯至夏，下可延续至周”，在早期中华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p><p class="ql-block">自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商朝历经17世31王，持续500余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使得人们逐渐看到，殷商时期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顶峰，更是<b>上承一千余年四方文明融汇之趋势，下启三千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b>对以后数千年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p> <p class="ql-block">陶人</p><p class="ql-block">安阳殷墟遗址豫北纱厂出土</p><p class="ql-block">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p><p class="ql-block">泥质灰陶，宽面平脸，鼻梁粗大而隆起，眼球微凸，宽口粗颈。胸部刻“子”字，是商王的姓。</p><p class="ql-block">展厅中这第一件展品就是这件小小的“陶人”，胸前一个商王的姓氏的甲骨文“子”字。以此作为首件文物，既代表着商代 17 世 31 王的传承，也体现了甲骨文发现对于殷商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p> <p class="ql-block"><b>何谓“商”</b></p><p class="ql-block">商代为什么叫商代，就是说商这个字的意义为何？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指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殷墟卜辞里面有一个叫做商的大邑，与王的行动密切相关。它在卜辞中出现的时候，王常在其他地方做“告”祭，有王入商、入于商、至于商、归于商、在商等许多说法。甲骨文和金文中“商”字，从上到下三部分：即辛、丙和口。口有时候可以省去。目前一种看法，商字的“丙”字为几，“辛”为几上放置的物件，即祭祀的对象。对“辛”的解释有所不同。</p> <h1><b>第一单元，有册有典</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p><p class="ql-block">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人志士力图挖掘中国悠久灿烂的古史，重建可靠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点燃国人的文化自信。1899年，王懿荣发现并确认一些龟甲、兽骨上面的刻符是文字，即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确认此类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尚书》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1928年10月，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持续近百年。<b>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确认，为探寻早商和中商文化奠定了基础</b>，并对夏文化的探索亦多有启发。</p> <p class="ql-block"><b>商王世系</b></p><p class="ql-block">在甲骨发现以前，有关商王世系的传承情形，主要参考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等史籍文献。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主考》及《续考》二文，从甲骨卜辞考证出商先公先王世系，并与《殷本纪》《世本》等所载商王世系相对照，进而证实此类文献所载商天世系的可靠性。随着发现的<b>甲骨日增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商王世系也日趋完善</b>。</p> <p class="ql-block">司马迁的《史记》与三代史</p><p class="ql-block">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是其代表作。<b>在《史记》里，《五帝本纪》居首，这表明司马迁是以五帝时代作为中国文明的诞生时期。随《五帝本纪》之后，就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结合其后的《史记•三代世表》，司马迁从其所见的史料出发，构建出完整的三代王系，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b>对奠定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p><p class="ql-block">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王系的可靠性，增强了文献中关于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并对如何科学地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新资料提出了新挑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史记》中的夏王世系表</p> 《史记》中的西周王世系表与与西周逨盘铭文中的西周王世系表的对照 <p class="ql-block">甲骨（《甲骨文合集》35406〔下部］）</p><p class="ql-block">商 </p><p class="ql-block">国家图书馆 藏</p><p class="ql-block">此为该片甲骨的下部，完整的甲骨上的刻文内容为：甲戌翌上甲，乙亥翌报乙，丙子翌报丙，［丁丑翌］报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乙酉翌大乙1［丁亥］翌大丁，甲午翌【大甲］，［丙申翌卜丙］［庚子］翌大庚。</p><p class="ql-block">其中，甲戌、乙亥、丙子等为天干地支法的记日；上甲、报乙、报丁等为商的先公与先王，日期与商公与商王的日名（名字中有甲乙丙丁等天干）有对应的关系。甲骨文的翌字，是殷商时期祭祀的一种。</p><p class="ql-block"><b>这些甲骨文记载祭祀内容，是后世整理商代先公先王世系的坚实基础。</b></p> <p class="ql-block">甲骨文记载的商王及配偶名字与世系</p> <p class="ql-block">《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名字与世系<br></p><p class="ql-block">甲骨文记载的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名字与世系，具有90%相符性。在商王世系中，有一些特点：<br>第一，从先祖上甲开始，每一个王位继承者都有一个与天干有关的字，即日名。<br>第二，从天乙建商到最后一代王，其传承不少是兄终弟及，也有不少是最小的兄弟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br>第三，如果先王的配偶生下了王位的继承人，她也可以在宗庙享受祭祀。<br></p> <p class="ql-block"><b>洹滨之殷</b></p><p class="ql-block">都城常常集中了一个朝代的典型文化元素。《時经-商颂》中提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赞誉商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的榜样。尽管历经数千年变迁，作为历史都城的殷墟仍留下来了丰富的遗迹。<b>持续百年的考古发现，殷墟在以小屯为中心区域及其周边20多个自然村落，十分密集地分布着各类遗迹，包括：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与环绕着宫殿、宗庙的大灰沟，地穴与半地穴式的房屋，王陵区、家族墓地与车马坑，手工业作坊遗址，窖穴、水井、道路等。</b>目前可以确认，安阳殷墟有两个中心点：洹河南以小屯、花园庄为中心的宗庙宫殿区，和洹河北侯家庄、武官村北的王陵区。在洹河两侧，分布着其他的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家族墓地则分布在居住区附近和外围地区。1999年，发现洹北商城；20106年，在殷墟东北、直线理离小屯宫殿区10公里的安阳县辛店村西，发现一外青铜礼器铸造作坊。这些发现使人们对殷墟布局有了新的认识。</p> <p class="ql-block"><b>殷墟考古发掘的历程表（统计至2018年）</b></p><p class="ql-block">第一阶段：1928年——1937年</p><p class="ql-block">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在殷墟共组织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遗迹方面，在小屯东北地发现大型夯士基址53处。</p><p class="ql-block">墓葬方面，在西北岗和后岗共发掘了8座带4个墓道的殷代大墓，3座带两个墓道的大墓，一座未建成的大墓，1000多座祭祀坑，数百座小型墓葬。出土甲骨文 24918片。</p><p class="ql-block">第二阶段：1949年——1979年</p><p class="ql-block">从1949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30年。共进行了40余次发掘，发掘地点20余处。共发现铸铜作坊两处，制骨作坊两处，制玉石场所一处，烧陶窑址5处。还发现道路两条、陶排水管道两处以及大型防御沟1条。在居住遗迹方面：共发现殷代大中型夯土基址和小型房子共百余座，窖穴灰坑600余个，水井3眼。在墓葬方面：共发现带两条墓道的大墓4座，带1条墓道的大墓16座，中型墓近百座，小型墓3000余座，祭祀坑290座，车马坑11座。</p><p class="ql-block">第三阶段：1980年——2018年</p><p class="ql-block">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从1980年至2018年。共进行100多次发掘。发掘区域不仅涵盖了殷墟原保护范围，而且扩展到殷墟南部区域，2000年后又增加了对洹北商城区域内的发掘工作。这一时期发掘地点达到50余处。发现大型商代城址1座，铸铜作坊遗址5处，制骨作坊遗址4处，制陶作坊遗址1处，制玉作坊遗址1处，夯土建筑基址500余座，半地穴式房基100余座，灰坑、窖穴近4000座，水井50多眼，大型道路10余条，祭祀遗存近30处，中字型大墓5座，甲字型大墓14座，中型墓 10余座，小型墓8000余座，车马坑近40座。</p> <p class="ql-block">陶水管</p><p class="ql-block">商 </p><p class="ql-block">安阳殷墟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p><p class="ql-block">1972年安阳殷墟遗址出士的陶水管群南北向保存17节，东西向保存11节，交接处由三通管连接，形成地下排水系统。在更早的龙山文化时期（约4000年前）已有陶管使用，但是殷商时期三通结构是目前其在城市排水中的最早应用。殷墟陶水管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城市规划、手工业技术及社会管理提供了线索。</p> <p class="ql-block">殷墟与洹北商城示意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殷墟王陵区</p><p class="ql-block">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王陵区范围东西560米,南北近300米。1934-1935年曾进行大规模发掘，1949年后又长期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西区有9座大墓及少量陪葬的小墓，东区有5座大墓。祭祀坑主要集中在东区。大墓除一座未建成的墓外，都有墓道，最多的有4条。这些大墓曾多次被盗掘，仅1400号大墓残留随葬品较多。2021年起，考古工作者在商王陵及周边区域开展新的考古勘探，发现东西并列的隍壕以及大量祭祀坑等，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殷墟宫殿宗庙区</p><p class="ql-block">殷墟宫殿宗庙区主要分布在安阳小屯村东北，南北长1千米，东西效0.65千米，总面积約65万平方米，目前经过近百年年发掘，共发现商代晚期大型建筑基址80余座。殷墟宫殿宗庙建筑遗址，基本符合“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建筑格局。此外，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周围发现大量的祭祀遗址、小型墓葬群、手工业遗址。特别是附近发现的甲骨窖藏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甲骨文资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1976年，在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还发现了著名的妇好基，目前是殷墟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洹北商城</p><p class="ql-block">洹北商城遗址是殷墟的量要组成部分，其整体在洹河北岸。1961年第一次在洹河北岸的花园庄村采集到商代陶片，1964年和1979年，在董王度村又先后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1980年，在花园庄村发现了一批商代墓葬。1998年春，考古学界得出洹北花园庄一带的商代遗址总面积“不小 150万平方米”的结论，是该一直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9年秋，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最终确认这是一处中商时期的城址，其实际面积约4.7平方千米。洹北商城遗址的发规，弥补了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的早期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p> <p class="ql-block">聚族而居、聚族而藏、聚族生产</p><p class="ql-block">殷墟考古发现其具有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聚族生产、居葬合一的社会现象；在殷墟遗址范围内，考古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殷墟时期建筑基址，其中一些基址连片，成为个个大型殷墟族裔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之间都有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在这些不同的聚落附近，有不同的手王业生产作坊和产品，密集分布大大小小的墓葬群。</p> <p class="ql-block"><b>作为考古学分期标尺的殷墟分期</b></p><p class="ql-block">在迄今为止发现和发掘的商代晚期遗址中，殷墟范围最大，发掘时间最久，遗址本身堆积厚，各文化期先后关系连贯，又可依据甲骨文确定其王系、世代和年代，这是其他任何晚商文化遗址无法比拟的，因此，安阳殷墟的分期可作为其他晚商文化遗存分期的标尺。</p><p class="ql-block">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殷墟遗址晚商遗存的分期间题，先后提出了早中晚三期说、二期说、四期说等。考察典型器物的变化是进行考古学分期的依据之一。选择典型器物时，考古学家会特别关注那些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如鬲、簋、豆、盆触与爵等。</p><p class="ql-block">在殷墟时期，器物变化各有不同。以铜器为例，铜觚由整体较粗向细高转变，且很多觚体出现扉棱；铜爵大体是腹部渐次加深，纹饰多出现在颈部，或为弦纹；铜尊由高领、较细，逐渐呈现为粗圆筒状；铜罍由早期无耳，逐渐发展出肩部有耳，且肩部最宽而偏高，后期则肩宽而偏中；铜卣则从总体细长、束腰而鼓腹，向粗胖矮扁、腹部垂鼓发展。</p> <h1><b>青铜高峰</b></h1><p class="ql-block"><b>殷商是中国青铜铸造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b>因而，青铜文化是商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影响遍及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等层面。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及文化特质等紧密联系，成为凝固而厚重的文明载体。在发达的金属冶铸业基础上，劳动分工日益明确，并各司其职、各专其业，形成一个工艺美术繁荣发展的局面：陶瓷业创造出原始瓷器、刻纹白陶；玉石业精益求精，琳琅满目；骨角业雕纹刻饰，增益华美；竹木业、皮革业、麻丝业等其他行业虽限于材质保存困难，未谙全貌，但经由少量残存物，足以窥其一斑。</p> <p class="ql-block"><b>吉金有范</b></p><p class="ql-block">青铜是红铜加锡、铅的合金，因出土时颜色青灰，故名“青铜”。殷商时期延续了中国早期青铜制作特色，即<b>铜锡合金、模范铸造</b>。《荀子•强国篇》中说：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这大体是青铜器的制作流程，即制范、熔铸、修治。殷墟的青铜作坊遗址与相关遗物，是殷商作为我国古代青铜器制作的第一个高峰的有力佐证。</p> <p class="ql-block">夹砂红陶熔铸坩埚</p><p class="ql-block">商 </p><p class="ql-block">安阳博物馆 藏</p><p class="ql-block">坩埚是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器皿。在殷墟发现的坩埚大口尖底，容量大约为3公升。因与传统戏剧剧装的将军盔相似，这类坩埚又被称为“将军盔”。早于殷商的郑州商城时期，曾发现一种坩埚，是一种灰陶缸，在内外涂有厚泥，减少其容积，以保持熔炼不破。至殷商时期，发展出<b>长尾坩埚，便于插立和倾斜</b>。</p> <p class="ql-block"><b>炉火纯青</b></p><p class="ql-block">铜器铸造过程中讲求“火齐得”。火指火候。青铜火候的观察，《考工记》中也分出几个层次：</p><p class="ql-block">黑浊气是挥发性的不纯洁物质的气化；黄白气是因金属锡熔点低的缘故而先熔化，出现黄白色。</p><p class="ql-block">当温度上升，铜的青焰色混入，出现青白气。</p><p class="ql-block">温度继续上升，铜全部熔化，铜量超过锡量，只有青气了。这时火候到了，就可以浇铸了。</p> <p class="ql-block"><b>祀事有器</b></p><p class="ql-block">“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祭祀的礼器。根据具体使用的情形，作为祭祀礼器的青铜器有不同的类别，如《礼记•檀弓》说：“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承担着“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宗教性目的。此外，这些青铜器与玉器、服饰一起，在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被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等。</p> 作旅铜尊<div>商</div><div>首都博物馆 藏<br><div>喇叭形口，束颈，鼓腹下垂，園底，圈足外撇有阶。腹部前后各饰一突超的兽首，兽首两侧各饰一组对应的鸟纹。圈足上饰两道平行凸起的弦纹。器内底铸有阴文铭文“戈作旅彝”1行4字。<br></div></div> 青铜斝<div>商</div><div>1990年安阳殷墟遗址郭家庄M160墓出土</div><div>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藏</div><div>长方形略呈方形，口沿外侈，口沿两侧立对称方塔形柱钮。深腹平底，有凸起的那棱，部分腹部一侧设握。四棱摊形尖足外撇。方斝常见于高等级贵族慕葬，集中出土于殷墟地区。这种方形器需多块范模组合，工艺复杂，反映商代青铜铸遗的高超水平。<br>郭家庄M160墓位于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区东南1.5公里的郭家庄村，为商代晚期大型竖穴土坑幕，长4.5米、宽2.9米、深5.7米，墓室四周设二层台，底部有腰坑，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头向东，殉葬4人及3只狗。随葬品总数达353件，包括青铜器291件(礼器41件、兵器200余件)、玉器33件、陶器16件及竹漆器等，是继妇好墓后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代贵族墓葬。<br></div> 司（上兔下丂，读qiao）母铜方壶<br><div>壶呈长方形，束颈折肩，腹较直，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圈足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四面中部与四角有扉棱。口下饰三角形蝉心，肩部有浮雕怪烏，腹上部四面各有一条一头二身的龙纹，腹部四角饰大曾面纹，圈足四面也饰曾面纹。底中部有“司（兔丂）母”三字。盖呈四阿平顶式，正中有钮，四面饰曾面纹，上有与器对应的扉棱。<br>这里的“司”字也有释作“后”,与人名无关。根据王国维与郭沫若的考证，"（兔丂）母”当为妇好的字，即古代女子无论已嫁未嫁均称“某母”。凡母氏为其女作腰器(古代贵族女子出嫁时随嫁的青铜礼器)，则称其女为“某母”，女子自作器或为他人作器也自称“某母”。<br></div> 卣<div>卣的器型特征为：敛口，颈部两侧有提梁，鼓腹，上有盖，盖上有钮，下有圈足。<br></div> 铜方爵(一对)<br>1991年安阳股墟址后冈M9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 铜铙(一套三件)<br>商<div>1990年安阳殷墟遗址郭家庄M160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铙体皆呈合瓦形，铣口内凹，呈弧形，铣间大于舞修；正鼓部有方形台面；钲部饰凸起的兽面纹；甬部中空与内腔相通，上粗下细,末端有箍。内壁铸有铭文“亚胡止”,甬部有铭文中”。<br></div> 浅浮雕兽面纹铜尊<div>商<br>盘龙城遗址出土<br>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br></div> <p class="ql-block">妇好：商代女性</p><p class="ql-block">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1976年发掘，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随葬品有：木椁一具、漆木棺一具、殉人 十六个、殉狗 六只、铜器 四百四十余件（小铜泡未计入）、青铜礼器 二百余件、玉器 五百九十余件、骨器 五百六十余件、石器 七十余件、贝 约七千枚、蚌器 十余件、海螺 二件、陶器 四件、陶埙 三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妇好墓是殷墟少数几座未被盗掘的商代墓葬之一。数量巨大的陪葬品彰显着墓主的身份。陪葬品中丰富的青铜器，表明妇好的地位尊贵。与玉器和贝相比较，青铜器制作需要占有资源和组织人力，制造过程的漫长和最终产品的繁缛多样，都需要一个手工业网络作为保障，这只有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人才能办到。因此，占有这样的青铜器是握有权力的象征；青铜及其复杂工艺，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代中国权力政治追逐的主要对象。</p><p class="ql-block">根据甲骨文可知：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兼具王后、军事统帅与祭司三重身份。甲骨文记载其多次率军征伐羌方、土方等部族。</p> 鸮尊<div>商</div><div>1976年安阳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div><div>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div> <p class="ql-block"><b>挞彼殷武</b></p><p class="ql-block">“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许多战争影响了人类厉史进程。商汤以武力推翻夏的统治，建立政权，自誉“吾善武”，号日“武王”。其后。以“武”为王号的还有“武丁”武乙”。商代以战争扩张统治区域。防御周边异族侵扰，以及掠夺祭祀人牲。为增强战力，代表最先进技术的金属——青铜被用来打造武器，主要是用在武器的杀伤部分，殷商考古发现的青铜兵器揭示出更多的商代军事征伐的细节。</p> 铜钺<div>商</div><div>2000年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br></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div><div>亚长墓(M54) 是目前所知殷墟出土青铜钺最多的墓葬。墓中共出土7柄铜钺，其中6柄铜钺的柄部两面均有铭文“亚长”。最大的铜钺通高40.5厘米，重5.96 千克。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结合“亚”字铭文，推测亚长本人生前拥有极高的军事地位。<br></div> 青铜兽首刀<div>商</div><div>2000年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铜刀造型精巧，局部缺损，表面布满绿色、红色锈蚀。刀身与刀柄近乎等长。刀柄为曾形，似一只四肢直立的虎。虎嘴部大张、双耳直立，身躯精瘦，四肢健壮，尾那作为上翘的刀身。铜刀可以凭凭借立兽的四肢平稳放置。虎在商周文化中代表勇猛与权力，虎首刀或为贵族军事首领的随身配器，用于仪式或彰显地位。<br>据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时期，商人与活动在太行山东西两侧及北山地的北方族群有过频繁战事。铜兽首刀带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可能是商人与北方部族战争中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北方外来文化因素传入殷墟后在当地制作而成。</div> <div>马首銅刀</div><div>商</div><div>安阳殷墟遗址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div><div>刀身呈弧曲形，刃口锋利，刀背宽厚且略向上拱。刀柄末端为圆雕马首造型。殷墟出土的环首、铃首、马首等器物，被认为是商代通过贸易或战争吸纳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产物。</div> 译文：殷王武丁神勇英武，是他兴师讨伐荆楚。王师深入敌方险阻，众多楚兵全被俘虏。扫荡荆楚统治领土，成汤子孙功业建树。你这偏僻之地荆楚，长久居住中国南方。从前成汤建立殷商，那些远方民族氏羌，没人胆敢不来献享，没人胆敢不来朝王。殷王实为天下之长。 铜戈 铜矛 <p class="ql-block"><b>万众百工</b></p><p class="ql-block">人类进入青铜时代，生产上除了使用石制等工具，还开始使用青铜工具。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以族群为单位，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日臻成熟。技艺累积至殷墟时期，在玉石、陶器、牙角、皮革、竹木、麻丝、制车等各个方面，皆出现长足的进步，与青铜治炼、铸造技术一起形成了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p> 玉调色板<div>商</div><div>2022年安阳股墟遗址王陵区祭把坑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调色板通体白色。上部装饰有两只相背对称的鹦鹉，鹦鹉尖喙内勾，圆眼高冠，尾翼内卷，昂首直立，背部相接处有圆形穿孔，爪子和尾翼连接箕形浅盘状的盘身。调色盘是商代时期用于调制颇料的器具之一，该盘造型精美、纹饰生动，是商代制玉工艺的突出代表。<br></div> 陶壘、陶豆、陶罐 <p class="ql-block">陶鬲、陶尊、陶壘</p> 商代的陶器生产<br>殷墟的陶器生产有专门的作坊。在安阳市刘家庄北地发现陶窑20余座，是目前已知殷墟发现陶窑最多的一个地点。其陶窑平面呈现椭圆形，在结构上属于升焰窑。在质料上，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白陶等。其中，泥质陶器的数量最多。在制作方法上有轮制、模制、泥条盘筑、手工捏制等。在种类上有鬲、盆、罐、簋、甑、瓮、甗、斝、鼎等二十多类。在用途上，大体上分为日常用的陶器与专用的明器陶。<br> 殷商的青铜生产工具<div>殷商时期的生产工具有铜、石、木、蚌和骨等材质。在遗址中，发现的主要是石、骨和蚌质生产工具。木质工具容易腐朽，难以保存，数量较少。铜工具比起木质工具，更易保存，遗址中比较多见。目前,出土的铜器有斧、斤、铲、刀、削、凿、锥、锯、锉等。<br></div> 陶㼽(chuang)<br>商<div>安阳殷墟遗址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器物整体呈圆饼状，表面微微凸出，上面装饰有横竖平行线构成的细小颗粒。㼽是一种洗浴工具，《说文・瓦部)中说：“㼽，瑳垢瓦石”。股墟遗址出土了不少这类器物。<br></div> 殷商的石器<div>在殷墟时期，传统的石斧、锛、凿、钻、刀、镰、铲、锤、纺轮、网坠都有生产，它们适应生产的需要，不事装饰。依据工具的功能分类，有翻土、中耕和收割工具三大类。常见的翻土工具有耒、耜、锸等。中耕工具有铲，收割工具有镰和刀。殷墟曾经在7处灰坑中出土石镰3640把。<br></div> 亚腰形石锛、石铲 石铲、双孔石刀、石镰 甲骨文中的商代农业作物<br>甲骨文所见作物的用法主要有名词、动词两种。如黍，作名词主要指黍类作物，可分为某某之黍、献黍、新黍、登黍、立黍、受黍年、黍等几类；作动词为在某地种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br> 殷商的玉器<br>玉器加工的历史悠久。进入商代后，在郑州、河北藁城与湖北盘龙城等地都发现了玉器，但是数量和种类不多，主要是玉钺、玉璧、玉璜等礼器。考古发现了殷墟的玉石器作坊；在加工上可能使用了轮轴机械。专业化的生产提高了玉器的产量，史料记载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br> 玉龟<div>商</div><div>2022年安阳殷墟遗址老六庄M42、M47出土<br>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br></div> 玉野猪首<br>商<br>1989年安阳殷墟遗址大司空M90出土<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这件玉雕野猪头，为青绿色，肥头大耳，长嘴獠牙。雕刻地栩栩如生。<br><br></div> 陶鬲形猪首盖盉<br>商<br>2010年安阳殷墟遗址安钢大道M78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 陶三耳鬲<br>商<br>1972年安阳股墟遗址小屯西地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 <div><b>第二单元，居中衍大</b></div>商朝初期主要经略“有夏之居”。随着势力的扩张，商文化区域也大为拓展。商代中期，其范围大体为东到山东泰沂山脉一线；西抵陕西关中西部的岐山、扶风；北达长城一线；南逾长<br>江。至以殷墟为核心的晚商时期，商文化范围有所变化，其南线逐渐退缩到桐柏山以北；西线退缩到陕县附近。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商文化还与周边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中原核心区的引领作用发展到新阶段。<br> 商文化范围示意图<br>商文化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中心区是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典型——殷墟类型的分布区；次级区域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其他非典型类型分布区，它们大致属于商的外服；最外为文化影响区,是对应商代考古学文化外围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它们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br> <b>东向</b><div>早中期的商文化发展到泰沂山脉以北，其代表性遗址为济南大辛庄遗址。鲁西南则以济宁潘庙遗址为代表。徐淮地区的铜山丘湾、沭阳万北，及鲁南的郯城小麦城等都有中商文化遗存。至晚商时，商文化东扩到淄河、弥河流域，覆盖范围超出了大辛庄类型，而徐淮地区的商文化已经被当地土著文化取代。左传》中提及商纣王攻打东夷，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考古发掘所展现的商文化在东部的扩张与收缩，反映出商与东夷之间的强弱变化。<br></div> 兽面纹铜钺<div>商</div><div>1965年青州市苏埠屯遗址1号商墓出土</div><div>中国国家博物馆藏<br>铜钱而部双目圆瞪，口整齐牙齿，方肩园弧刃。该基还出土一件形制相似的兽面纹铜钺，口侧铸有“亚醜”铭文。“亚醜”钺的出土为记录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的“亚醜”青铜器群提供明确出土地点，也证实青州一带为商代“亚醜”族群核心活动区。<br></div> “亚醜”铜钺<div>商</div><div>1965年青州市苏埠屯遗址1号商墓出土<br>山东博物馆藏<br>人面兽面纹，双目圆睁，口露整齐牙齿，口侧铸有“亚醜"铭文，钺两侧饰扉棱，方肩圆弧刃。亚醜钺的出土为记录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的“亚醜”青铜器群提供明确出土地点，也证实青州一带为商代“亚醜”族群核心活动区，推动商代方国文化研究。<br></div> 青铜钺<div>商</div><div>1986年青州市苏埠屯遗址M8墓出土<br>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藏<br></div> <b>西向</b><div>在旱商时期，商文化扩展到西安附近，以陕西耀县北村和西安老牛坡逋址为代表。中商阶段，商文化侵入至扶风、岐山一带。晚商时，商文化分布限于关中东部，代表性遗址为西安老牛坡和袁家崖遗址。而关中西部则是溯源先周文化的重要区域，如郑家坡、刘家、碾子庄等文化速存。老牛坡类型的最后阶段或巳进入西周纪年。姬昌(即周文王)曾为股商之“西伯"，老牛坡类型的演变正反映出商与周人关系的变化。<br></div> 陶头像<div>商</div><div>1972年西安市灞桥区燎原村采集</div><div>西安博物院 藏</div> 尖首刀<div>商<br>1971年西安市灞桥区燎原村采集<br>西安博物院 藏<br></div> 老牛坡类型与老牛坡遗址<br>老牛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燎原村北，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商文化遗存为主的大型古代遗址。老牛坡遗址聚落布局与地貌紧密结合，功能区包括居住区、手工业区(冶铜、制陶)、墓葬区等。老牛坡类型的商文化融合关中本土文化元素，陶器群中既有典型商式器物，又包含地方特色的夹砂灰陶、绳纹陶等，这里还出土与城洋青铜器群有联系的青铜面具。作为商文化西进的重要据点，老牛坡为研究商代军事防御、区域文明互动及聚落演变提供了关键证据。<br><div><br></div><div>城洋青铜器群<br>城洋青铜器群指陕西城固与洋县出土的青铜器。城固和洋县毗邻，位于汉中盆地东缘。从1955年至2004年，共出土33批、700余件青铜器，时代基本属于商代。城洋青铜器与商文化始终表现出密切关系，如壘、觚、鼎、甗、簋、尊、瓿、盘等基本都是中原商文化的固定器类。异于殷墟文化的铜器有人形面<br>具、兽形面具、直内三角援戈、长胡戈、尖顶易、空顶易、镰形器、璋形器、人面纹钺等。城洋青铜器群在一些器物上也表现出与三星堆、老牛坡、新干大洋洲等文化的联系。如范坝出土的铜鸟、人面饰、兽面饰等。<br></div> 青铜人面鋪首、牛面鋪首<div>城固、洋县地区共出土人面饰21件，兽面饰27件。其时代与妇好墓相当，是目前国内发现青铜面具最多的地方。在西安老牛坡遗址商代四期文化中也出土了3件兽面铜饰和3件人面饰，与城固、洋县地区的面饰形制类似。此类面饰在安阳殷墟也有出土，但形制、图案与前二者又有不同。<br></div><div><br></div><div>青铜尖顶泡、透顶泡、青铜镰形器</div> 清涧寨沟遗址<div>20世纪40年代以来，晋陕高原地区陆续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清涧李家崖、辛庄、绥德薛家渠、柳林高红等商代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显示出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近年来，清涧寨沟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br>清涧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寨塬盖大型夯土建筑群为核心，以外围山峁密集分布的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为辅助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br>清涧寨沟遗址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br></div> 铜削、铜戈、铜斧<div><div>商<br>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出土<br>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div></div><div><br></div><div>铜衡末饰、圆形铜泡、蝉形铜泡<br></div><div>商<br>清涧瓦窑沟墓地出土<br>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div> 铜踵饰残片<div>商</div><div>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div><div>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铜踵仅存半圆形残片，背部有一半圆钮。正面上缘饰一对夔纹，夔钩喙有角，一足前屈，长尾上卷，周围以雷纹衬地，下部为一瓶形角兽面纹，同样以雷纹衬地。<br></div> 八角形衡饰<div>商</div><div>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div><div>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衡饰呈八角星形，中间有一大圆，内有一小圆孔。正面向上隆起，八角形外框及大圆、小圆孔之间以软性材料衬底镶嵌绿松石片，背面内凹，素面。<br>寨沟遗址寨塬盖核心区以东2.5公里的后刘家塔村长梁山顶部有四座大型贵族墓。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大中型竖穴土坑墓3座(M2、M3、M4)，均被盗扰，仍出土了铜、金、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200余件。M1葬车4辆，M3、M4葬车各1辆。较为重要的文物有M1出土青铜车马器，包括铜铃、铜轭首、铜躺、镶绿松石铜八角形衡饰、衡末饰等，另有一件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br></div> 铜车轙(yi)<div>商</div><div>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div><div>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车轙兽面形，兽角为瓶形，兽面眉心饰一小蝉纹。背部有横梁。轙是古代马车的构件。马车的车衡两侧各装一件铜轙，马嘴上的缰绳分别从四个轙孔中穿过到达驾车者手中，可避免缰绳缠绕在一起。<br></div> <b>南向</b><div>至晚商前，商文化已经扩张至长江沿岸，并以安陆晒书台、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为据点，长期盘踞于汉水以东，并蔓延至洞庭湖周围和赣江下游地区。晚商时，商文化退出长江沿岸，收缩至桐柏山以北，今河南南部地区成为晚商文化的前沿。其中信阳罗山天湖墓地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是晚商文化的类型之一。<br></div>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br>盘龙城遗址于1954年发现，经过科学考古勘探，陆续发掘出大型宫殿基址与大型商代贵族墓，并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3000余件，包括青铜大圆鼎、大玉戈、绿松石镶金片等珍贵文物。盘龙城遗址距今3500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现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早期城址。<br>盘龙城出土的陶鬲、斝等器物，青铜礼器(如鼎、斝、觚)的形制、纹饰及组合关系与中原文化高度相似，尤其是兽面纹、夔龙纹等典型商式纹饰的运用，彰显中原礼制对盘龙城青铜文化的深度渗透。而盘龙城本土文化器物以鼎类陶器、带鋬觚形器、绿松石镶金饰件为核心代表。<br> 兽面纹双系带銎青铜钺<div>商</div><div>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div><div>江西省博物馆藏<br>钺身窄长，刃部弧形，内截面为扁椭圆形。平肩，肩下左右各突出一个方耳，耳中镂孔为穿。内外双面装饰蕉叶兽面。钺身饰云雷纹。<br></div> 青铜羊角兽面<br>商<br>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br>江西省博物馆藏<br> 铜面具<br>商<br>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br>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br> 青铜带錾觚形器<div>商</div><div>2014年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M17出土</div><div>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br>觚形器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口部近角形器，口沿两端均<br>呈爵尾状上翘，腰部微束，器身长轴一侧有一弧形誓，国足底部呈台阶状加厚。腰部饰两周联珠纹，下有一周两组兽面纹，一组被鋬下缘断开，兽面纹作细阳线，鋬上有兽首装饰，圈足饰两周凸弦纹，另有四个等距的十字形镂孔，镂孔正下方有凹槽。<br></div> 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br>1989年冬，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新于县大洋洲发掘了一处商代遗存，在面积约30平方米的范围内集中地出士了483件青铜器、151件组玉器、356件陶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一方面，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表现出与中原商殷文化相近或相同，如青铜容器中有圆鼎、方鼎、隔、甗、卣、贯耳壶、假腹豆等，玉器则有戈、琮、矛、璧、环、柄形器等，另一方面，很多器物的造型、纹样和铸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兵器和农业、手工工具方面，地方特色更浓。<br> 兽面纹虎耳青铜方鼎<br>商<div>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div><div>江西省博物馆藏<br>鼎近方形，斜沿成台阶状，直耳，耳上卧虎。圆柱中空足，足底鼓出。四周饰连珠纹，中间三组普面纹，上层兽面以摩棱为鼻。足部也饰扉棱。<br></div> 兽面纹青铜胄<div>商</div><div>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div><div>江西省博物馆藏<br>青铜胄呈半球形，顶部有管状插孔，可能用于插缨饰，正面饰高浮雕兽面纹，双目凸起，獠牙外露，威严神秘。<br>此胄风格粗扩，可能适应南方实战需求，也为研究商代南方方国、军事制度及青钢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是商代南北文化交流的缩影，凸显了江西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br>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br></div> 蝉纹青铜大刀<div>商</div><div>1989年江西新千大洋洲出土<br>此刀通长67.9厘米，重1.67千克。平背，短柄，翘首，薄刃，脊部加厚起棱。背脊饰菱形网格纹，在脊部和后端装饰一组由11只蝉组成的带状蝉纹。据现有考古材料，商代的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中，可知它是标志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礼器。<br></div> 湖南商代遗存<br>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比较多的省份，其中不乏举世间名的重器，如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大禾鼎)、象尊、豕尊、虎食人卤等。目前出土的青铜器总数超过四百件。这些青铜器大多出自窖藏、或零星出土，缺乏足够的文化信息。湖南津涔农场M1墓葬、望城高砂脊墓葬、宁乡炭河里遗址的发掘，对探讨湖南青铜器群性质提供新材料。从器型和装饰风格特征看，湖南青铜器中大致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有鼎、鬲、尊、觚、斝、簋、瓿、卣、各种牺尊等，南方或本地特色的有大口长颈尊、折肩深腹壘、青铜大铙等。另外，湖南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商人的铭文或族徽，表明其与商文化存在复杂联系。<br> 三星堆文化<br>1934年美国学者葛维汉首次发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2020年又发现六个埋藏坑，其中出土了造型奇异的青铜像设和青铜器具，数量众多的玉石礼器、金器和象牙等，使得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声名远扬，三星堆文化被视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br>三星堆文化和商文化交往是经过汉中盆地和江汉平原实现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尊、瓿、盘、器盖以及玉器戈等，明显地受到盘龙城二里冈商文化的影响。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疊和尊，形制风格和城固、洋县两地的壘、尊风格接<br>近。在殷墟中、晚期，古蜀文明对中原商文明一些因素的吸纳、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地风格特征的青铜文明。<br> 金沙遗址<br>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四川地区的又一重大发现。自2001年以来，已揭示出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居住址及大型墓地等，出土了具有鲜明古蜀文化特征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以及数以万计的陶片、重以吨计的象牙、大量的野猪獠牙和鹿角等。三星堆与金沙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也保存了与商文化的某些联系，如金沙遗址与城洋商文化器物、纹饰上面有类似性。<br> 铜人形器<br>商<br>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br>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br>器物整体呈人形，但头部缺失，以圆形孔洞替代；上肢自然下垂，下肢微蹲，双足外展呈外八字姿态，腰部以下弦刻三角状。肩部及小腿外侧分布对称小孔，推测用于悬挂或铆接固定。器物表面无复杂纹饰，风格简洁古朴，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繁复风格形成对比。 <div>铜饰件<br>商<br>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br></div> 天湖类型与罗山天湖晚商遗址<br>晚商时期，商文化从长江以南退至桐柏山以北，河南南部成为晚商文化的前沿，这里的晚商文化考古学归类为天湖类型。其代表性遗址即罗山天湖晚商墓地。罗山天湖墓地位于河南省罗山县莽张乡天湖村。从1979年起,罗山天湖墓地进行了六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天湖类型与殷墟类型有很多相似，如都有带腰坑的土坑竖穴墓,青铜器形相同等；但也有不同。如天湖墓地腰坑中狗的朝向与墓主一致，殷墟则相反；青铜器组合中鼎的比例高；陶器组合为隔、簋、罐而非觚、爵；在鼎和卣上有髹黑漆的现象等。在某些方面，天湖类型与盘龙城类型有联系，如弧裆鬲。<br> 天湖墓地的族属<br>罗山天湖墓地有铭文和族徽的商代铜器共四十件，其中有“息”字铭文的共二十六件，占全部有铭文铜器的六成多。关于“息”，殷墟刻辞有“戊申帚息示二屯永”，胡厚宣在《武丁时五种纪事刻辞考》中认为帚息是武丁后妃之一。丁山在《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一文中认为息是氏族徽号，“帚息”是息族之女嫁于商王者。这说明商代晚期存在着息族，也说明了息族可能与商王通婚，是商王朝的异姓方国，双方关系是相当密切。《诗经，商颂》记载着武丁时代曾经征伐深入南方荆楚腹地。罗山莽张天湖商代息族墓地出土了大批铜兵器，特别是象征兵权的两件铜钺，说明该墓地的早期主人可能与商王武丁征伐荆楚的战事有联系。<br> 铜钺<br>商<div>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天湖墓地出土</div><div>怯阳博物馆 藏<br>铜钺园刃，宽援，直内。内偏上，内上有一圆穿。阴线圆眼。援后有两个长方形穿，援后半段两面均有纹饰，每面纹饰有两只目字形眼，云雷纹衬底，中间有獠牙纹和张开的大嘴。这件钺与妇好墓一件铜键相似，只是族徽不同，器型略小。<br></div> “尹”铜撮箕<div>商</div><div>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天湖墓地出土</div><div>信阳博物馆藏<br>箕形，柄部为长方形翌，登柄上有五个小孔，作为固定木柄的钉孔。柄部与斗部结合部位有一个三角形凸起。柄部有铭文“尹”字。此撮箕与妇好箕形器、小屯北其形器相似，出土时压在铜甗下面，与其它铜礼器放在一起，很可能是原始的粮食量器。<br></div> 铜鼎、铜甗<div>商<br>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天湖墓地出土<br></div> 铜卣<div>商<br>1991年河南罗山天湖墓地M57出土<br></div><div>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藏</div> “癸举”铜提梁卣<div>商</div><div>1963年湖南宁乡炭河里出土</div><div>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 藏<br><div>酒器。椭圆形，子母口,鼓腹，圈足，盖顶和器身饰四道扉棱。器身装有提梁。盖面上饰两组兽面纹，盖缘上饰蕉叶纹，颈部饰八条夔纹，器腹饰两组卷云状角、脚爪夸张、尾下卷的兽面纹，两侧有倒立夔纹。圈足饰夔纹。盖、底内有“癸举”二字铭文。出土时卣内有玉珠、玉管等1100余颗。<br></div></div> <b>北向</b><br>在盘庚迁殷前，商文化的北界已推进至唐河与易水之间。在盘庚迁殷后，豫北冀南地区成为商王国的王畿。远至燕山南麓地区，出现了一些文化上与商有关联的据点，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遗址。通过这些据点，殷商和北方有着广泛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在内蒙古东南及辽宁西部地区多个地点，考古发现了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br> 北京刘家河商代墓葬<br>1977年8月，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这座墓葬为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椁室和二层台。由于早年破坏，墓葬仅存南半部，出士了16件青铜礼器，如三羊壘、青铜鸟柱龟鱼纹盘等，还有青铜兵器铁刀铜钺，玉斧、玉柄、玉璜和少量金器等。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铜礼器与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而且平谷刘家河墓葬的方向与商人墓葬一样是南北向，这在北方地区土著文化中极少见的。<br> 玉器<div>商<br>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天湖墓地出土<br></div> <b>第三单元，式范后世</b><div>商代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持久，其中尤以对周代的影响最为直接。殷商有广阔的统治区域、众多的人口，以及较长的统治时间、占据强势地位的文化。周继商而起，创建之初，即取法商的若干制度与文化，同时又发展出周代的特色。孔子总结了这种承接关系，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文化的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不断、回应挑战、发展创新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早期例证。<br></div> <b>殷为周鉴</b><div>《倘书·召诰》记载：“我(指周公)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意即“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鉴不远，在殷后之世”。周人以殷为鉴，先后作了《康诺》《酒诰》《洛诰》《立政》和《无逸》等诰文，作为施政纲领。此后，“殷鉴”——殷商以夏朝的灭亡为鉴戒，吸收前代成败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历代为政者、思想家和广大人民总结、借鉴历史兴替的代名词。<br></div> 燮和天下<br>“燮和天下”出于《尚书，顾命》。由于商民人口庞大，周初处理殷遗民过程中形成了“燮和天下”的总方针。作为落实该方针的具体措施，周初的统洽者对殷人采取多种安置办法。在平定武庚叛乱后，将武庚所率的部分殷遗民让纣王庶兄微子管辖，封在殷之商丘，是为宋国；修筑洛邑时，让其中一部分殷遗民居住在内；还有的殷遗民被迁至周人故土宗周一带；相当一部分殷遗民分赐给姬姓诸侯与周朝功臣，分而统之，例如周人分封燕、卫、鲁、晋等国，都各自领受了部分股遗民前往封地。<br> <b>礼乐文化</b><div>祭祀鬼神与礼制是殷商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史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对殷商礼乐加以损益，将原本是商人事神祈福的仪式，转换成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统治阶层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乐”的方面,将“颂神娱神”舞和乐变化为人们在宗庙、乡里，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近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基石之一。<br></div>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div>商</div><div>1959年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村出土<br>山西博物院藏<br></div><div>铜卣整体呈椭圆形。龙首形提梁，饰方格纹。腹部有雷纹、目纹、夔纹和蝉纹等组成倒置的兽面纹，圈足饰有一周云雷纹。<br></div> 石磬<br>商<br>1990年安阳殷墟遗址郭家庄M160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 龙形觥<br>商<br>1959年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出土<br>山西博物院藏<br><div>铜觥整体呈孤形犀牛角状，分器身和器盖两部分。器身前部为昂起的龙头，“臣”字眼，瓶状角，上下颌之间留出锯齿状空间。器身两侧有四系，以备悬挂使用。器身侧面主体纹样为阴线刻画的鳄鱼纹和龙纹，前后排列，彼此独立。主体纹样四周剩余空间填充较小的鸟、鱼、龙等纹样。器腹装饰并列的两排身体弯折的蛇纹。圈足为对称的长吻鱼纹。这些皆是殷商晚期铜器常见的纹饰和布局。<br></div> <b>甲骨载文</b><div>甲骨文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甲骨载文” 中的 “甲骨” 明确了文字的载体，“载文” 表示上面承载着文字信息。<br></div> 玉权杖头<br>商<br>2009年安阳殷墟遗址王裕口南地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br><div>彩色石子<br>商<br>安阳股墟遗址王裕口南M94出士<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div><div><br></div><div>玉人首<br>商<br>2009年安阳殷墟遗址王裕口南M103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div> 贞人阶层<br>商代刻字卜骨几乎都来自以商王名义进行的占卜活动。商代占卜仪式上四个不同的角色，分别为：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商王有时也亲自问卜，担任贞人的角色；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解释卜骨裂纹的含义；史人，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2009年，安阳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南发现一处殷墟时期贞人的家族墓地，以M103、M94为代表的两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许多工具类的随葬品应是从事甲骨占卜活动的器具，这也是墓主人职业身份的象征。<br> 陶头像<div>商<br><div>安阳殷墟遗址孝民屯墓葬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头像为泥质灰陶，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写实艺术作品。人物面<br>部特征清晰，短发、长脸、粗眉、细长眼、细鼻梁、宽翼鼻、阔唇，颧骨微起。制作年代为殷墟四期。<br></div></div> 象牙刀柄<br>商<br>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br>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br> 卜甲<br>商<br>1991年安阳殷城遗址花园庄东地H3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戴<br> 卦符陶片<div>商</div><div>安阳殷墟遗址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div>这片陶器上有数字卦。左边一列为“六七六一六七”，右边一列为“八七一六六七”。殷墟还出土了刻有数字符号的磨石。据此推测，殷墟数字占卦实际使用八个数字。刻符数字中不见二、三、四，因为在甲骨文中一到四都是横画，自上而下书写<br>容易彼此掺合，难以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记录出来的就只有五个数字，而且有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多数的现象。这是尚未出现阴爻与阳爻符号之前卦爻的初步简化。<br></div></div> 刻辞卜骨<br>商<br>安阳殷墟遗址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br> 青铜鹰形铃<br>商<br>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br>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藏<br>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br>商<br>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br>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藏<br> 玉刀<br>商<br>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亚长墓出土<br>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藏<br><div>仿同时期铜刀所制，刀刃两面磨制，较锋利，背部镂空，刻八组方形扉棱，刀身两面各刻六个鸟纹。<br></div> 虎纹钺<br>商<br>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地出土<br>甘肃省博物馆 藏<br> 青铜锯齿镰形器<br>西周早期<br>1980年陕西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br>城固县张骞纪念馆 藏<br> 变形虺纹铜敦(dui)<br><div>战国</div><div>移交</div><div>首都博物馆 藏</div> 结语<br>殷墟麦渐，周原黍离。<br>朝代更迭，人们每每发此兴亡之叹。从代商而起的周朝开始，商朝又被称为“殷”,《左传》里第一次称商的故都为“殷墟”。这或许是周人灭商后用这些称谓的改变来强化政权更替的正当性。然而，在绵绵不绝、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王朝的更迭更是我们去认知中华文明连续性和整体面貌的一个个“截面”感受百川入海，探秘其来有自!<br>揆诸甲骨载文，商人的忧惧与希冀开凿出华夏文字的长河，泽被至今；铜液冷却，模范乍开，熔铸于鼎彝的精神信仰尤能在四目对视中让我们感知亘古的力量；历史衍进中还有一种向心的力量，让四方之土、远近之人，在碰撞、融汇和聚集中成就了一个久远而宏大的共同体。<br>因此，看眼前的殷商,而能见文明是这样走来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