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书做朋友

关巍

　　购置新居，看着哪哪儿都好，又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对了，是书架。想了想，客厅用处不大，从客厅入手，舍出一面墙打造书架，对面墙上挂一大幅油画，中间再摆放一张长案，几张书椅，平日里一人读书，一人习字，两口人各有喜好，自得其乐，朋友来时，摆上茶器、香具，品茶聊天，不亦乐乎。

于是，请来木匠师傅加以改造。“老板，是在这面墙打博古架吧？”“哦，不是。我是老师，不是老板。要打书架，不是博古架。”媳妇嫌我矫情，咬文嚼字，木匠师傅心领神会，量尺下料。三天时间，六横六纵的“六六大顺”书架大功告成，我搬进新居，也给我这一堆、那一块儿的“书朋友”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我爱书、读书、藏书，打小就喜欢和书做朋友。

读书，先要识字。我的识字启蒙老师是王桂华老师，也是我的老姨。小时候，父母双职工，工作忙，照顾不过来我们兄妹三人，我被爸妈送到新民乡下的姥姥家，5岁时跟着王老师上小学，开始做一年级的旁听生。白天上课，晚上躺在炕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王老师还指着棚顶上糊棚的报纸带着我读报，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补课”，使我的词汇量突飞猛进，远超当时的同龄人。

识字，就想读书。虽然是在乡下，但乡下也有文化人。有一位何姓的舅姥爷，绝不是普通的农民，他身材高大，身板硬朗，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听老辈人讲，这是告老还乡了，年轻时在外面干得相当不错。缘于读书，我和花甲之年的舅姥爷成了“忘年交”。舅姥爷知道我喜欢读书，特意用一个算草本亲自为我抄写了几十首唐诗，一手钢笔字字架端正、结构严谨，书写得遒劲有力、豪迈大气。舅姥爷也不管小小的我能不能读下来、读明白，又专门送给我一套他珍藏的名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繁体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激励我多读书、读好书。

从那时起，我开始和书做朋友。如高尔基所言：热爱书吧，它是人类的朋友。

工作后，我因为能写一些身边的先进人物和新闻报道，一篇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多次在《沈阳日报》《中国航空航天报》《军工文化》等报刊发表，引来领导看重，开始专职做宣传工作。一来二去，爱读书、能“码字”就成了我职场上的“比较优势”，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得以“先人一步”。再往后，我又从埋头写转为上台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培训师，我又有了职场上新的“比较优势”。讲党课，讲管理课，讲传统文化课，讲职业发展课，我的课逐渐被行业内多家企事业单位和多所高校所认可。一堂好课，重在内容，课纲要条理清晰，逐字稿要言之有物，课程设计要结构紧凑、重点突出。说白了，讲好课的前提是写好文，写出一篇好的文案。如此，回头再看，写作、讲课都离不开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讲课，更是促进自身读书，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毕竟，你要给人倒一碗水，你得先有一壶水。不多读书，又哪来的一壶水呢？

我习惯于读纸质书，见了一本好书常常迈不开腿，想方设法要买下来。长此以往，家中的书越存越多，去年还被评为沈阳市“最佳藏书人”。记得岳麓书院藏书楼里有一句名言：书贵读，不贵藏。之所以藏书，是为了更多、更好、更方便、更畅快地读书。我的藏书里最多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毛泽东传记和相关书籍；一类是被毛泽东称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曾国藩传记及中国近现代史相关书籍。这也是我个人的读书偏爱和业余研究方向，据此还专门开发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曾国藩识人用人之道》两门课。

如今，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我，有更多的时间与书为友、读书为伴。古人说得好：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人到老了，依然爱读书、爱学习，就像在暮色中举起的一根小蜡烛，使你能看得见、看得清前方的路。

和书做朋友吧，让读书、写作和讲课成为我退休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