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和财富的功利心渴望在今年高考投档中的赤裸表现

牧羊人之随笔

人脉和财富的功利心渴望在今年高考投档中的赤裸表现：

2025年高考投档线的公布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西湖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一批新兴高校的录取分数线竟超过了许多传统985名校。以河南为例，西湖大学最低录取分674分（省排名1900位左右），福耀科技大学投档线658分（省排名5456位）。这一现象背后，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格局的变化，更折射出当代社会对人脉资源和财富机遇的功利性追逐已深深渗透至教育选择中。当考生与家长宁愿放弃传统名校的光环，也要挤进这些精英俱乐部式的新型大学时，我们不得不思考：高考志愿填报是否已从"求学"异化为一场对社会资本的提前布局？

新型大学的"精英俱乐部"属性与录取门槛的异化

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新型高校虽然办学历史短暂，却凭借其独特的办学模式迅速成为高分考生的"新宠"。

西湖大学在河南录取的20名学生中，多位分数超过685分，最低分也达到674分（省排名约1900位）；福耀科技大学在河南的投档线为658分，高出本科线231分，省排名5456位。这些数据不仅远超河南本科线，甚至与许多985高校的录取位次相当。表面看，这是新型大学教育质量的认可，深层却暴露出教育资源分配的新一轮马太效应——少数人垄断最优质资源的态势正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剧。

这些新型大学最吸引人的并非传统认知中的学术积淀，而是其刻意打造的"精英俱乐部"属性。

西湖大学实行"本博贯通制"培养，由施一公等顶尖科学家直接担任本科生导师；福耀科技大学依托福耀集团的产业网络，承诺学生"从实践中成长为科技领军者"；深圳理工大学则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度合作，提供"产教融合"的独特路径。

这些办学特色本质上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高端人脉圈，让家长和考生看到了一条从入学直通行业顶层的捷径。

当一位河南考生放弃985名校选择西湖大学时，他选择的可能不是更好的教育，而是一个以施一公为核心的科学权贵圈子。

录取门槛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尤为明显。

传统高校的录取主要考量学术潜力，而这些新型大学无形中增设了社会经济地位的隐形门槛。

西湖大学165人的全国招生计划（河南仅20人），福耀科技大学50人的"小而精"规模（河南9人），深圳理工大学在广东仅招206人——极低的录取率本身就成为身份象征。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的生源高度集中于各省顶尖中学，如西湖大学在河南录取的学生来自信阳高级中学、南阳一中等名校，反映出只有特定社会阶层才能获取的优质教育资源前置投入。

教育公平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不再是人人都能通过努力获得的机会，而成为需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布局的特权。

新型大学通过精心设计的招生宣传，将这种精英属性进一步符号化。

西湖大学强调其"培养未来引领者"的目标；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宣称要打造"完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培养模式"；深圳理工大学标榜"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这些话语构建了一个迷人的叙事：进入这些学校不仅意味着接受教育，更意味着获得改变命运的社会资本。当这种叙事被广泛接受，高分考生争相报考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是在选择一所大学，而是在购买一张通往社会顶层的门票。

产业资本与教育联姻背后的功利逻辑

福耀科技大学由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发起，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西湖大学则由施一公领衔的科学家团队创办——这些新型大学的共同点是背后都有强大的产业或学术资本支撑。

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表面上是为了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实则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预录用"机制，让教育选择变成了对未来职业机会的投机。当福耀科技大学将"与福耀集团、中国一汽等企业建立人才联合培养网络"作为卖点时，它贩卖的已不仅是知识，更是确定的就业前景和潜在的财富机遇。

产业资本深度介入教育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专业设置的功利化转向。

福耀科技大学首批开设的智能制造工程、车辆工程等专业，深圳理工大学聚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方向，西湖大学重点布局的生物科学、AI领域——这些无不是当前资本市场最热门的"造富"行业。这种设置看似顺应时代需求，实则将教育矮化为职业培训，将学生异化为产业预备队。一位放弃985选择西湖大学的河南考生坦言："相较于常规大学需要考研、考博，本博贯通制培养打破了很多顾虑"——这句话赤裸裸地暴露了其选择中的功利计算：不是追求学术卓越，而是寻求一条避开传统竞争路径的捷径。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产业与教育的联姻正在制造新的阶层固化机制。

深圳理工大学实行的"4+1"教学模式（周一至周四上课，周五进实验室轮转），西湖大学让本科生直接参与前沿课题的安排，本质上都是将学生早期纳入特定产业网络的手段。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其职业轨迹往往被预先设定——他们可能成为优秀的技术专家，却很难成长为具有批判思维和跨领域视野的全面发展人才。当教育沦为产业的附庸，所谓的"创新人才"培养不过是精致的技术工人再生产过程。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所称的"在实践中成长为科技领军者"，在缺乏人文底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背景下，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产业资本对教育的渗透还带来价值观的扭曲。深圳理工大学宣传其学生"硕士、博士毕业后还有机会进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福耀科技大学强调与知名企业的合作网络——这些宣传都在暗示：选择这些学校等于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回报保证。在这种语境下，教育的终极目标不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获取高薪职位和优越社会地位的跳板。

当一所大学的最强卖点不是它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成就，而是它背后的产业关系和就业保障时，教育已经彻底异化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行为。来自济源一中的考生林子沐放弃985选择西湖大学的理由令人深思："对于决心投身尖端科技领域的我来说，大学期间的研究经历和实践机会更为重要"——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传统名校提供的系统学术训练，不如新型大学直接提供的产业人脉和实操经验有价值。

从教育理想到功利计算的集体价值嬗变

当林州一中的考生杨正坦言选择西湖大学是因为"高考结束后，了解到西湖大学适合做科研，也符合我对未来大学的向往"时，这种表面纯粹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价值转变。传统社会中将大学视为追求真理和完善自我的圣殿观念，正在被新型大学打造的"科研-产业-财富"直通车道所替代。

教育理想主义的退场与功利主义的勃兴，在这场高考投档线的异动中得到了最赤裸的展现。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价值嬗变不是个别现象，而已成为考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考生群体的选择动机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放弃985选择西湖大学的济源一中考生林子沐表示："灵活的专业及课程选择模式提供了极高的自由度，譬如，我希望选择脑科学+AI，这样的专业组合在本科阶段西湖大学恰好就能提供"。这番看似理性的陈述实则暴露了当代青年对教育本质的误解——将教育的价值等同于专业的实用性和组合的自由度。在这种认知下，大学不再是培养批判思维和人文素养的场所，而变成了一个可以按需定制的技能超市。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所描述的"开放、国际化、新技术多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的环境中...成为科技进步的领军者"，这种愿景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它承诺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世俗成功路径，而非模糊而艰辛的精神成长旅程。

家长群体的焦虑与计算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高等教育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新型大学通过标榜"本硕博贯通""直接参与科研""产业界导师"等卖点，精准击中了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回报焦虑。当传统名校的文凭贬值，考研、考博竞争惨烈时，这些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新型大学自然成为避险选择。来自河南师范大学的专家纪文晓指出："新型大学实行'学术带头人制+项目制'双轨管理...让学生本科阶段即参与前沿课题研究并发表SCI论文"——这种培养模式之所以受追捧，正是因为它回应了家长对子女"赢在起跑线"的迫切期待，尽管这种期待可能以牺牲教育的全面性和长远价值为代价。

社会评价体系的功利化转向是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因。当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评价"新型大学之所以受到考生追捧...更在意能不能学到真知识、真水平"时，他无意中点破了当代社会对"真知识"的重新定义——不再是系统的理论修养和人文底蕴，而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实用技能。深圳理工大学宣传其专业方向"都是目前比较紧缺的"，福耀科技大学聚焦"国家亟需的优秀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创新企业家"——这些表述都在强化一种认知：教育的价值由其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决定。在这种语境下，选择新型大学超过985不再令人惊讶，而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必然结果。

媒体与舆论的推波助澜加速了这一嬗变过程。

搜索结果显示，各大媒体对新型大学的报道几乎一边倒地强调其录取分数线"赶超985"、生源"来自重点中学"、培养模式"创新"等特点，却鲜少对其教育理念进行批判性审视。当《河南政府网》以"首招分数赶超985，'新大学'凭啥成河南考生'新宠'？"为题进行报道时，它实际上参与构建了新型大学的"精英"神话。这种报道框架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对教育价值的功利性认知，使得追求人脉与财富的择校动机被合理化甚至崇高化。

教育异化的社会代价与反思路径

当教育沦为获取人脉和财富的工具时，其异化带来的社会代价远超过表面看到的光鲜录取数据。西湖大学在河南仅招20人，福耀科技大学在河南投放9个名额，深圳理工大学在广东招206人——这些"小而精"的招生规模本质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垄断，将绝大多数考生排除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更严重的是，这种垄断不是基于学术能力的自然分层，而是由产业资本和学术权贵人为设计的稀缺性。当福耀科技大学依托福耀集团的产业网络，深圳理工大学挂钩中国科学院资源，西湖大学以施一公等科学明星为核心时，它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精英再生产"系统，让社会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

教育功利化对人才培养的扭曲影响尤为深远。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称"你怀揣一个梦想，一辈子不想平庸地过去，你要能有探索精神，你想创造些奇迹"，福耀科技大学标榜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些崇高的口号与实际的培养模式存在深刻矛盾。

当教育过程被简化为"周五到不同专业方向的实验室进行科研实践的轮转"这样的技术训练，当学术追求被异化为"本科阶段即参与前沿课题研究并发表SCI论文"这样的绩效指标时，所谓的"创新人才"很可能只是熟练的技术工人。来自林州一中的杨正选择西湖大学是因为"我对生物很感兴趣"，但在高度功利化的培养环境中，这种最初的学术热情很可能被异化为发表论文和争取资源的工具理性，失去其本真的求知乐趣。

这种教育异化还将加剧社会的价值观撕裂。当少数进入新型大学的学生享受顶尖导师、先进设备和产业资源时，绝大多数在传统高校的学生却面临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处境。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上，更体现在发展机会和社会认可度上。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通过媒体精心塑造的"精英"形象，进一步强化了"赢者通吃"的社会认知，使得教育不再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而成为固化阶层差异的机制。河南师范大学专家纪文晓所称的"倒逼传统教育改革"，在这种语境下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当改革的方向是更加迎合产业需求和功利目的时，传统大学的人文精神和批判传统反而可能成为被淘汰的"包袱"。

面对教育功利化的浪潮，重建教育的本真价值需要多维度努力。政策层面应当规范产业资本介入教育的边界，防止高校沦为企业的"人才预科班"；大学自身需要坚守全人教育理念，警惕将学生简化为人力资源的倾向；媒体应当全面客观报道教育现象，避免炒作"赶超985"之类的简单比较；而考生和家长则需要回归教育本质，认识到真正的教育价值不在于即时兑现的人脉和财富，而在于培养独立人格和批判思维。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所称的"让河南考生多了上高水平大学的新的增量出口"，只有在这种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才真正具有积极意义——否则，所谓的新出口不过是旧有教育焦虑的新表现形式罢了。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全面发展的公民。当西湖大学最低674分、福耀科技大学658分的投档线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时，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数字背后，是教育的进步还是异化？是机会的扩展还是新的垄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