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48）

张琦

　　冬日，坐在窗前的暖阳里，守着一杯淡淡的清茶，平静地望着街上人来人往，慢慢地看他人的生存。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好。

去书店一次性买了几十本各类书籍，用自行车驮回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安静地过日子。每天精心地给自己做饭，听音乐，看书，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夜里半倚半卧在床上，一枕一书，在台灯光圈的黄晕里，品人生百味。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思绪渐渐地进入夜的深处，灵魂深处，睡眠深处。

彼时，在京城十万元就能买一处楼房单间。但限于政策规定，不允许外地人在京购房，只能望房兴叹。一个人租房住倒也无大碍，只是觉得没根，有漂泊感，好在租房子越来越容易了。

我清净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悠哉游哉，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说北京科普出版社旗下的《家用电脑与游戏机》杂志编辑部急需用人，引荐我去试试，因为喜欢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便欣然接受了。

入职后才知道，该杂志是专业性较强的科普杂志，非文学类，并不适合我。稿件都是电玩迷们写的游戏秘籍，我既不懂也无兴趣，只能简单改改文字。如此下去有“混事儿”之嫌，于是向主编提出辞职。主编说看我工作勤恳，希望我留下来，能做什么做什么，权当帮忙。我不好意思拒绝就留下了。

我是闲不住的人，随着对工作的熟悉，编辑、校对、发行、电脑排版，抓起什么做什么，倒也忙得不亦乐乎。那时的电玩游戏软件全都来自日本，编辑部里没人懂日语，我被硬赶鸭子上架，偶尔也翻译几篇秘籍之类的短文。

我把编辑部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做，还事事追求完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长久做下去。其实，我对自己的下一步是有打算的，且想法已经成熟。计划买辆小巴，把座位改成简易床铺，带上液化气罐和必要的炊具，自驾远行去想去的地方。饿了下车做饭，困了停车睡觉，过一段闲云野鹤的日子。

当时还没有“房车”的概念，国内 2000 年以后才有房车。我的想法虽然简单、粗糙，如今看来确是可行的。经多方咨询，车内改装是允许的。于是，我开始进入准备阶段。

有一天，午餐时间和主编闲聊，说起我的计划，他惊讶地看了我足有五秒钟，然后笃定地说：“你若是敢做这件事，我就去央视《东方时空》，找‘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栏目组跟拍你！到时候把我们杂志的名字和徽标印在你的车厢上。”

我笑说主编精明，一言为定。

　　不久，我辞别了编辑部，回到户口所在地沈阳学车考驾驶证。计划取得驾照后立即回北京买车、改装，一切就绪即可出发。

然而，世事难料。在沈阳期间，由于处事不慎，我给自己惹上了一桩麻烦，被迫长时间纠缠其中，导致之前的计划最终落空。

有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是个故事，而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事故。

不知江湖深几许的我，仅仅因为同情心泛滥，把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借给了老邻居。对方草草地写了张巴掌大的借条，说是用于个人公司的临时周转，约定只借半个月。我大概是仗着人熟地熟，竟没有一丝担心。事后还想：谁无缓急之事，不就是半个月嘛。

那时候，我识人浅薄，愚蠢地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又当过国企领导的人，做人的基本信誉总该会有。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人性中最卑鄙无耻的一面，为此尝尽了苦头。简而言之，对方到期未还钱，一拖再拖，去其家中讨要，见不到人。后来通过侧面了解得知，对方把钱用于炒股票了，且一赔再赔。

我一下子傻了眼。借钱的时候说的是公司应急用，并非炒股票，现在钱都赔在股票上了，显然借中有骗，我落入了人家夫妻事先设好的圈套。当即去他公司了解资金情况，结果是：公司账面亏损，只有一辆面包车正待拍卖，几个债权人都在盯着那点拍卖款。

我费尽周折找到对方要求其卖掉股票立即止损，有多少先还多少。对方一口拒绝，很无赖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借了你的钱，我还赔不了那么多，既然赔掉了，就只能等股票赚回钱再说了。”我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对方扔下一句更狠的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扬长而去。看得出，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万般无奈，我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还钱。

由于事实清楚，有借条为证据，开一次庭便赢了官司。而事情演化的过程却是始于愤怒，陷于无奈，终于悲凉。

赢了官司并不等于能拿回钱，被告拒不还钱，执行难，难于上青天！

当时，“老赖”这个词还没出现，而我遇上的恰恰是个“老赖”。无可奈何，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法院说要我自己提供被告隐匿资金的证据，他们不管调查，只管根据提供的线索查封。

为此，我在考取驾驶证后，彻底放弃了自驾游的计划，把北京的“窝儿”搬回了沈阳。回京搬家那天，我站在住过的楼前，欲哭无泪。太阳低下去了，看着最后一线阳光在玻璃窗上大大地亮了一下，像是哽咽，我进了屋。

六年的北京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夜，收拾好家当坐在沙发上，心里无比凄惶，打开琴箱抱起手风琴拉《二泉吟》，“恨悠悠，怨悠悠……”琴声在暗夜里溅散得不可收拾。

命运的齿轮犬牙交错地向前滚动，走到哪一步，由不得自己。我回沈阳租下一间房，投入到讨债的持久战中。

由于被告多次转移藏匿资金，离家躲债，整个追债的过程，许多情节离奇得不可想象，总有神秘之手在暗中操控。那是一场痛彻心扉、欲罢不能、欲死不甘的体验。官司之漫长与人为制造的复杂性，足以把人消耗得穷形尽相，最终被熬成一盏欲闪欲灭的灯。

被告的桩桩无赖行径，让我懂得了人心是最靠不住的东西，用你的时候有多热情，不用的时候就有多冷酷。正如杨绛先生所说：“这个世界，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法律是由人执行的，当物欲在人性中肆虐开来，法律的庄严与神圣也会被打折扣，正当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整场官司中，看尽了人心龌龊、世态炎凉，个别公职人员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把人性中的丑恶上演得淋漓尽致。

数次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说怕抓不到被告空跑，要我先提供被告的行踪才能去抓捕。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去被告家附近蹲守、跟踪，随时向法院提供消息。常常是好不容易发现了被告行踪，跑去法院找办案人员，等找到时，被告又跑了。法院的人有各种的忙，多数时候找不到，怨不得，也不敢怨。

为避免打草惊蛇，也为自身安全，我不断改变发型和装束去被告家附近蹲守。三九天戴上大口罩，把自己裹在长羽绒服里，在被告家的周围荡来荡去，像一个游魂，没有人认得出我。天暖时穿男装、压低帽檐遮掩脸面，蹲在胡同的角落里等候被告出现。大雨天蹚着漫街的雨水奔走在去法院的路上，那倒影在水中支离破碎。

我孤身追踪被告及其财产，时间长达一年，迫使被告先后三次被拘押。三百多个无眠之夜，困却闭不上眼睛，起身喝水杯子掉在地上，摔出一片梦碎的声音。冗长的黑暗中，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嚼着自己种下的苦果，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没人诉说，也没有牢骚。

这场官司持续了五年之久，最终拿回的是被人盘剥后的余钱。

我这人有点不长记性，但这一次的教训，镂心刻骨，那种折磨没世难忘。从此，我发誓绝不再借钱给任何人，更不会向别人借钱，至亲、密友，概不例外。若是彼此情到深处，遇到难处了，能给多少给多少，不期归还。借，是万万不可的。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信任问题，而是受不起等人还钱时夜夜无眠的那份煎熬。此后，我不再认为拒绝别人就是错，学会了合理拒绝。为此，曾经得罪过朋友。很抱歉，我落下了心病，无药可治，但请理解。倘若不能理解，远近由你，我无话可说。

我依然满怀诚意和信任，不以恶意去揣测别人，但也决不再让至善至美至真限制我的想象力。这份成熟是被惨痛的教训催熟的。

讨债期间的某天下午，路过一家证券公司，逛街样地走了进去。

正赶上三点钟股市刚刚闭市，股民还没散去。证券公司的操盘手在人群中高谈阔论，什么“高抛低吸”、“波浪理论”、“黄金分割”、“四个基本面”等等，听得我云山雾罩。但其中一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黄金分割”。中学数学里学过黄金分割，心想莫非炒股票与数学有关？

我买来关于股票理论的书籍，半生不熟地啃起那些晦涩的词汇，还算看得进去。渐渐地竟然有了兴趣，作笔记、学画图，学习各种技术指标及图像分析，借以打发那些难熬的日子。一本书看完后，便萌发了炒股的念头。

我大量地阅读与证券相关的报刊杂志，了解上市公司概况与业绩，听股评广播和所谓的股票大师讲课，为准备炒股，投入了讨债之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

1996 年春，股市冷清，股票态势平稳，小起小落，我谨慎入市。

初起，以学习为主，在嘈杂的交易大厅里，跟着散户象征性地做些短线操作。少量购买，快进快出，买到手的股票见涨就卖，不贪多，赚得几百元就满足，赔上几百元也能承受。虽说有赚有赔，一个月下来，算总账还是赔掉了近千元。

股民这个群体鱼龙混杂，但共同点是人人自负。都有道不尽的高招秘籍，传不完的内部消息。个个患得患失，赚到钱眉飞色舞，顾盼自雄，赔了钱垂头丧气，怨天尤人。

每天散市后，总有些股民围着证券公司的操盘手套近乎，试图套出点儿所谓的内部消息。操盘手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多是敷衍几句便匆匆离开，撇下一群“明白人”聚在证券公司门前纸上谈兵。我浅薄无知，没话可说，几乎不与人交流，散市就离开，不打搅别人，也不想被人打搅。

炒股的日子就这样温吞、无味地过着。四十岁生日那天，赶上周日股市歇市，一个人窝在家里发呆。外面飘着清雪，屋里暖气似有似无。天黑得早，煮一碗鸡蛋挂面吃下，自己庆生。

股市有风险，却也真的有机会，但那是撞大运。我在跌宕起伏的行情中进进出出一年有余，有幸赶上了一波飚狂的大牛市。

1996 年 4 月份，股市开始升温。到了 9 月份，大盘前所未有地暴涨，呈现出人人赚钱的局面。老股民们斗志昂扬，人人都在夸夸其谈，什么“基本面”、“政策面”、“技术面”、“资金面”等百姓生活中不常用的词汇，不绝于耳。

那段时间，股市的钱真是好赚，买啥股票都涨，全体股民进入疯狂状态。我终于也按耐不住，投入部分资金，进了大户室。

大户室每人一台电脑，有独立的工作台，身后有许多台交割机，不需要像大厅散户那样排队交割。大家守在各自电脑前，人人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

我以每股 10.3 元买入的“深发展”，眼见着天天上涨，偶尔小有回调也能淡定面对。大势向上嘛，大盘呈现出只涨不跌的趋势，自然要握着股票做中长线。

股市如此一路看涨，到了12月上旬已然进入癫狂状态。

12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深发展”已经涨到 17.7 元，我投入三个月，每股净赚 7.4 元。这钱来的太容易，倒让我有些害怕，怕万一股价大幅回落前功尽弃。我在心里劝自己：“够了，再涨也不要了，落袋为安嘛，赶紧收仓。”于是，不顾旁边人的好心劝阻，一次性把“深发展”股票全部抛出，空仓了。旁边的人笑我胆小，说出手早了。

　　果然，到了下午，我卖掉的股票还在涨，且涨势强劲。按个人习惯，我没有追涨，决定重新选股。结果，因为选不出合适的股票没能买成，打算第二天再跟进。没想到当天夜里无故高烧，连续几日不退烧，只好卧病在家，六天没去股市。

12 月 16 日，星期一，我再去股市，却惊出一身冷汗。

那一天，是中国股市一个异乎寻常、具有历史性的日子。一场空前绝后、惊心动魄的股灾轰然降临。大盘股票除了一支“粤电力”飘红，全盘跌停板。

交易大厅挤满了心急如焚的股民，人们面色严峻，神情紧张。大户室里鸦雀无声，人人盯着各自的电脑屏幕，往日自负的神情一扫而光。大家都在焦灼地等待抛掉手中的股票，但大盘全面跌停板，已经根本无法抛出！

接下来，整个股市连日跌停，仅仅四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从1258 点直跌倒 855 点，跌幅高达 30% ！股民们不寒而栗，如临世界末日，眼巴巴地盼着政府能出手救市，但是没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你赚了钱自己装进口袋里，凭什么赔了钱，就要政府来托这个市？政府没有这个义务。

股民们一片哀绝，怨声四起，破口骂街的、欲砸电脑的、与证券公司寻衅滋事的，各种喧嚣声此起彼伏，大户室混乱不堪的场面史无前例。

如果不是因为连日发烧，我去了股市一定也会再买，也同样会被套牢。因为无知，不敢贪多，不敢恋战，我清仓了。又因为一场突发的病痛，成了“漏网之鱼”。我是侥幸逃离者，而非有先见之明。

股市的惨状令我后怕，我不在乎赚多少，但非常在意亏多少。

那个冬天，我离开股市，又集中精力追债去了。

三个月后，一番折腾过去，股市又趋于平稳，大盘从 855 点稳步回升。

1997 年 3 月 10 日我重返股市。股价经过大跌重新洗牌后，又现涨势。由于对股性的熟悉和了解，我以每股 21 元再次买入“深发展”，中线持有。

5 月 8 日“深发展”涨到 49 元创高点，还在看涨，我没舍得出手。此时上证指数回升到了 1510 点，远远超出了前次大跌时的最高点 1258。转势在即，我却还在云里雾里。

之后，大盘又转头一路下跌，股价一点点回吐，买什么都跌。我作了两个短线股“真空电子”和“上海石化”，均以割肉赔钱告终，亏了近五万元。深发展也一路跌回到每股 38.6 元，跌破了我的心里预期，为保住既得利益，当即全部卖出。

行情像过山车样的翻腾，让我意识到股市好比赌场。那些股票的理论和所谓的技术统统没用，赔与赚或许与个人性格、心理素质、知识面有些微关系，但主要还是凭运气。我的获利是个意外，纯属侥幸。

股市的跌宕起伏对人是一种摧残。行情瞬息多变，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不安之中。我心理脆弱，大盘一绿就战战兢兢手心全是汗，承受不了那种刺激。虽说赚了点儿意外之财，却真心不想再涉足股市，也不屑与人“谈股论经”。赚钱后的张狂和赔钱后的沮丧，同样令人生厌。从此彻底告别股市。

我因无知、好奇进入股市，又因了解、理性而全身退出。

2014 年深秋的一天，逛北京王府井书店。看到《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信手翻到《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时，才恍然得知当年中国那场股灾的前因后果。

1996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指出：从 4 月 1 日到 12 月 12 日，上证综指上涨了 124%，深证成指上涨了 346%，涨幅达五倍的股票超过百支。为了防止股市全面崩溃，建立了每日涨、跌停板 10% 的制度。从 10 月起，管理层连发十二道“金牌”阻止大盘升势，却是无效的。

朱镕基总理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大概讲了三个道理：

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

二、强调股票市场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

三、股市风险自负，赚钱归你，赔钱你自己赔，政府管不了。”

记得股票大跌的当晚，我在央视《新闻联播》上看到证监会发言人的谈话内容时，想起某位股民说过的一句话：股市赚钱相当于在刀尖上舔血。

当即关门掌灯，害怕夜的黑打开过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