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书柜

黄美德

　　1965年八九月间，医院工会改选，我被选举为工会宣传委员。同时选举为宣传委员的，还有财会室的赖璞。赖璞当过兵，曾经是一三九师文工队队员，这一年赖璞三十多岁，让赖璞和我搭配，显然有传帮带之意。

以前医院的文艺节目，均由团支部主持，医院团支部书记李医生很忙，他选的节目都是人少的，比如说独幕话剧《向北方》。到了国庆节演出，赖璞和我选表演唱《学雷锋》，出场的人很多，内科护士杨淑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演“老大嫂”，因为场面大，医院医训班学员也参加了，原来大家都喜爱文艺表演。

不久之后，因为醋坛子大闹医院。为了躲避醋坛子，我到三达山巡回医疗。三个月后，文革狂飙骤起。社会上除了揪斗“牛鬼蛇神”，还有“破四旧”。红卫兵搜查“四旧”，捕风捉影到了疯狂的地步。

医院新门诊部大楼，设计师是上海工程师，新门诊大楼竣工才几个月。红卫兵来到医院，东瞅瞅西看看，最后盯着崭新的地板，声称：“这个菊花型地板，寓意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红卫兵一声令下，刹那间，好端端的新门诊地板被撬个底朝天。

破“四旧”后，中学红卫兵还搞了个“四旧展览馆”，展览馆里面有西装和丝袜，有照片、藏书和日记本。

看过四旧展览馆，对于那些可能成为“罪证”和留下口实的物品，我都再三检查。幸好这时我没有什么家产，也没有什么藏书，我有本日记本，但记得非常隐晦。我最多的就是来信了，来信主要是我卫校同学，信中介绍各地风土人情和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另外还有家书，无论日子多么凄苦，家书意简言赅总是报平安。我阅读信件的兴趣与阅读小说不相上下，就像藏书一样我有保存信件的爱好。古诗有“家书抵万金”，捧着书信我爱不释手，但最后我还是狠狠心烧了。看着焚烧的火焰和飞午的纸灰，心底骤然升起莫名的惆怅和感伤。

之后，我从三达山到党校四清工作团，又从四清工作团回到医院，我的生活似乎走上正轨。

一天，赖璞找到我，她把我引向一个僻静处，她说：“小黄，柜子里的那些书，是不是把它给烧了？”

经赖璞这一提醒，我才想起这个柜子。柜子放在新门诊部二楼的会议室，就是走廊的中间，前后有阳台。木柜不仅是式样平常，甚至没有刷油漆，就像寻常人家的碗柜。黄色的木板变得晦暗，而且污迹斑驳了。在崭新大楼的映衬下，这个简陋陈旧的柜子显得黯然失色。就为这个，它幸运的躲过“文革”破四旧一劫。这个柜子，也是工会给我和赖璞唯一的遗产。开柜子的钥匙一人一把。

然而，我还来不及打开柜子就到三达山去了，柜子里是些什么书，我都不知道。只是天性里有份对书的怜惜，让我不忍焚烧这些书。赖璞可能也是这样，她盯着我的眼神，有犹豫和不舍，我想，她的內心不见得想烧这些书，她提出烧书，大约是怕承担风险。赖璞家庭出身也不好，且又比我年长，找过我，出了事共同承担。我后来分析，赖璞已经看过这些书，她知道这些书已经被扣上了“封资修”帽子。我虽然知道赖璞是个好人，但那个年代人防人，彼此之间不信任。为了保护这些书，如何回答让我有回旋余地，我低下头思索。这时，我的眼前出现的还是文革。“文革”时期有个“王、光、戚事件”：

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因为其文章得到伟人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三人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治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他们红得发紫，他们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1967年8月30日，伟人批准周总理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3个月后的1981年1月又对戚本禹隔离审查。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有的还进入秦城监狱。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到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戚等被撤职，仅剩下7人。还有老革命家陶铸，1966年6月初奉命进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半年后的1967年1月被诬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成为反派第三号予以打倒。短短几个月，你方唱罢我登场，孰是孰非，还得等到谢幕的时候。而这些书的命运，说不定与人一样，也是反复无常的。

由人及书，我抬起头来缓缓地说：“等运动结束，再烧毁也不迟。”

我的这个回答，也许就是赖璞想要的回答，她望着我长长的舒了口气，她说：“这样最好。”

这个陈旧的木柜，以及柜子里的书，就这样被保护下来了。

到了1968年，破四旧的高潮渐渐平息了，我也有点闲散时间，我悄悄的打开柜子，这才发现当年我四处寻觅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就躺在柜子里的一角，另外还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牛芒》、《雾都孤儿》、《基督山伯爵》、《简、爱》、《茶花女》、《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等等，全部都是世界名著。

看着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书，让我不由地回忆起工作之初的一件事。一天，我巡视病房，听俩个病人聊文学艺术。版纳是很有文化氛围的，有不少文学爱好者。我停下脚步倾听，听他们讲到文学名著，其中一本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因为有个“案”字，我以为一定很好看。我先到新华书店找，找不到后我就去借。那时有藏书的人家极少，还是那个“案”字，我就想到公安局的人。然而，我书还没有借到，我借书的事就有人汇报领导，说我看黄色小说。

因为是禁书，我不得不避开众人，我躲到阳台一隅。依然担心被人发现，又用报纸给书做了个封面 ，我广泛地涉猎外国名著就是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与州医院老院长周基克聊天，我提起医院里的那个书柜，周科长说：“这些书都是我到内地开会或者学习，挤出时间跑新华书店，一本又一本买回的。”

周科长出身书香门第，他父亲是云大生物系教授，周科长知识渊博，爱好广泛。提起名著，又让我想起了医院的园林绿化，那时医院绿树成荫，鲜花遍地，也被视为封资修。周科长说：“医院的一花一木，都倾注了我的心血。”

园林绿化是为了给别人和职工有个良好的环境。而柜子里有这些名著，他要让职工有书可读。但在那样一个年代，对外国名著可谓是孤陋寡闻，后来这些书都重见天日了。

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