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三金三乱”

潘晓阳

1999年3月18号这天，重庆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会场气氛与往日相比，显得更加紧张，因为从这天开始，重庆市政府下死命令清理整顿“三金三乱”，各区县和相关部门都被点名上台立军令状，如果区县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市级部门不积极配合区县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地免职....。

那架势，就是剑拔弩张，背水一战的誓师大会。

没人敢掉以轻心，谁愿意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散会后，各区县各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清理整顿“三金三乱”正式摆开战场。

这一年，重庆刚直辖不久，我也已经从市妇联调到了重庆市的另一个部门工作，而我所处的部门与清理整顿三金三乱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用像其他部门那样，被分配到相关区县协助清理整顿工作。

虽然我所处部门没有直接参与全市三金三乱的清理整顿，部门却因清理整顿三金三乱成为直接受益单位。

其实国家从1993年就开始部署金融秩序全面整顿工作，为何重庆市清理整顿“三金三乱”会从1999年开始？

1993年重庆还未直辖，那几年又正是中国经济大干快上的时期，地方官员统辖一方百姓，各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将自己变成一盆油，使熊熊燃烧的经济发展火上再浇一盆油，让火燃烧得更旺一些。

经济要大干快上必须有充裕的资金，但地方政府官员知道中央没钱，乞求中央政府拨款，倒不如自己弄钱，自己怎么弄？他们发现自办金融就是最好的弄钱办法。

自己的金融机构，就像自己的小金库，还不是想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

于是从1993年开始，各地不仅没有清理整顿金融乱象，反而在后来的几年成为自办金融大干快上的发展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个地方官员能听得进中央清理整顿“三金三乱”的忠告？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个地方官员不是对中央的“三令五申”阳奉阴违？

自此，“三金三乱”愈演愈烈。

1997年重庆直辖，直辖的头衔令很多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快上，所以，各区县很快陷入三金三乱的泥潭难以自拔，重庆成为三金三乱的重灾区。

直到1999年，“三金三乱”已经像一团乱麻，其势头已经无法遏制，群众取不出钱已经越来越恐慌，地方政府这才如梦初醒，下决心动真格清理整顿。

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的金融乱象，很多人成为那场金融乱象的受害者。

先要搞清楚“三金三乱”指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三金”？三金就是农村合作基金，乡镇企业投资基金，供销社服务部股金。

什么叫“三乱”？三乱其实单指金融的乱，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

有人说，“三金三乱”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种特殊金融异化现象。

金融异化？是的，这是一个新名词，它不是西方国家那种逃避金融管制，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而是在经济发展时期，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情况下，由政府号召社会办金融，以期解决资金供求矛盾畸形发展的产物。

所以，说白了，“三金三乱”就是政府造成的一种金融乱象。

社会怎么办金融？金融异化到什么程度？普遍的做法不外乎几点。

一是资金违章拆借。不仅有钱的将钱拆借给需要钱的人或机构，就连人民银行也将资金违章乱拆借。

二是乱设金融机构，那几年诞生了大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城市信用社、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个小小的重庆在“三乱”期间，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发展到2000多家，而全国大大小小“金融机构”则多如牛毛。

三是非法集资。由于“三乱”机构许诺支付的利息最高达到48%，最低的也是15%以上，自然吸引了大量“储户”。不仅政府出面动员集资，所有有想法的人都在集资，而所有人都想发财，心甘情愿将钱存进集资机构或拿给个人。

有人问，非金融机构给如此高的利息还能赚钱？

是的，那时候资金稀缺，如果手里有钱再投出去，虽然成本达到20％左右，但仍能稳赚不赔，因为投资收益率一般可以达到50%左右。

由于缺乏监管，不仅社会办金融很乱，就连四大银行的业务也出现“农行进城、工行下乡、中行上岸、建行拆墙”的局面。

只要能吸纳资金，社会也好，银行也罢，各自都使出浑身解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什么手段的都有。

非法基金会和投资公司的粗陋操作，还有非常糟糕的内部管理，使得“三金三乱”最终乱成一锅粥。

正因为“三金三乱”本质上是有政府背景的行为，所以出现的乱象就由政府出面清理整顿，如果直接作为经济纠纷起诉到法院，法院也只能告知相关政府，如果单个公民直接起诉某金融机构，法院即使判决了，公民胜诉了，正常情况下，也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要清理整顿就必得拿典型人和事开刀，国家出手就不用说了，重庆市那几年就公开处理了好几起案件。

比如，重庆南岸区金鑫合作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周良瑛，她抓住“商机”，于1994年8月介入了金融业，肆意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仅4年多时间就累计吸收公众存款达2.66亿元，判刑20年。

比如，重庆渝台投资发展公司陈钢，于1996年擅自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短短两三年时间，共吸存1400多户，金额近3000万元。

比如，曾任过重庆开县副县长，重庆沙坪坝区科技副区长的曹阳，1993年6月创办重庆汇鑫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常年以30%-48%的惊人高息揽存，总额达2.48亿元。

还有，重庆信德投资公司老板刘先杰，高息揽储2.11亿元。

甚至重庆北碚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道长”，因为牵涉“三金三乱”，也被追究刑事责任。

只打击还是不够的，“储户”需要的是自己本金的安全，拿回本金才能安抚民心。

但清账拿回本金谈何容易！于是“储户”们上街堵路，打砸机关，静坐示威，用尽办法，其目的就是拿回存进各种非金融机构的血汗钱。

荣昌县政府采取的做法是，首先将县上被清理的三家机构，县农金会，县供销社和县工商联基金会封账，封账期间，不兑付存款。

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储户”取不到款，群情激奋，他们围堵乡镇办公楼，砸烂办公楼窗玻璃或办公用具，还集聚到县城过境主干道拦车堵公路。

当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还有大渡口区。

原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债务人就是不还债。大渡口区法院多次进行强制执行，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区政府收不回钱，官员面临“储户”的社会压力和被处分的行政压力，被逼无奈，只好让非金融机构债权债务托管中心代表区政府在大渡口报上发表公告，向社会招标追讨一批债务。

向社会招标追讨债务，是大渡口区被逼无奈的“下策”。

这批债务涉及7600多万本金，涉及社会各行业54人，其中一个曾是工行重庆某支行的行长。

大渡口招标追债项目，最大的一笔是810万，政府承诺标酬20%，一旦讨债成功，报酬就是160多万。

但按照大渡口区15%到25%的比例奖励，区政府就要付出超过1000万的讨债成本，这还不算打官司的费用，托管中心的运转费用以及其他社会成本。

令大渡口区始料未及的是，政府公开悬赏讨债的消息发布后，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多家媒体打电话要求采访，各路讨债高手汇聚大渡口，意欲抢标，他们亲自上门报名竞标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连重庆南岸区残联的4名残疾人，也到大渡口区，称他们以前多次帮企业讨债，几乎从未失手，要求区政府将“标”作为照顾残疾人的项目给他们。

如果动用社会力量催债，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发生的问题将会更加复杂。

怎么办？如何化债？

地方政府还不上钱，纷纷向中央政府告急，中央政府的钱从哪来？向银行借，将银行借的钱再转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用这些钱再借给有债务的企业，企业再去还给“储户”。

这种办法最终使政府被套上一根根绳索，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别无他法。

当年四川省农村合作基金不能支付农民存款，导致许多地方发生农民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事件，四川省主要领导请求中央支持，中央政府就采取了这种办法，由当地国有企业向国有商业银行申请借款20亿元，企业将借款再转借给省政府，省政府再转借给农村合作基金会，专款专用，支付农民的债务。

到年底时，商业银行以借出款抵付向省政府缴纳的营业税，用这种办法解决了省政府的燃眉之急，维护了地方的一时稳定。

重庆市也用这种办法，由农村合作基金会向人民银行借款，待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资金时，再扣还借款。

虽然这些措施仍然是一种乱象，但有了部分资金，算是给地方政府解了一部分燃眉之急。

我虽然并未参与清理整顿“三金三乱”具体工作，但我与所有人一样，与“三金三乱”有过亲密接触。

铜梁县也是“三金三乱”重灾区，其集资规模高达10.5亿元，在“三金三乱”的清理整顿中，铜梁县几乎是“全县总动员”，采取县级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社，村社干部包农户的办法进行清理整顿，千方百计追债，并采用缓发干部职工工资，号召党员干部借款筹资等办法，尽可能兑付储户本金。

这年5月19日，丈夫家一个兄弟打来电话，说弟媳因在铜梁县一个基金会贷了款，现在清理三金三乱，凡贷款的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还款，不能在限定时间内还款的，就要被送进“学习班”强制学习，凡进“学习班”学习的人，什么时候还清借款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家，学习期间，一切费用自理。

夫家弟媳有5.6万元贷款没钱归还，从昨天开始就进了“学习班”。

夫家兄弟打电话的意思，一是向我们借款帮弟媳还债，让她早点离开“学习班”，二是希望我出面帮忙通融一下，先让夫家弟媳回家再还钱。

90年代，职工月工资也就500元左右，五六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没钱，无法帮弟媳还债，再说，各区县都在想方设法追款，就像“严打”期间，因犯事被抓，这个时候想要捞人，比登天还难。

后来，夫家兄弟将值钱的东西抵押了一些，交了1万元保证金，夫家弟媳才从学习班“取保候审”。

过了几天，我又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父亲说他们在北碚工商联基金里存了两万元钱，现在全市清理“三金三乱”，他们想将钱取出来，但工商联没钱，让再等等。

父母每个月退休金只有一两百元，两万元对退休多年的两个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大钱。

父亲说，他们每天都到工商联去要钱，很多人在工商联闹事，强烈要求还款，但工商联没钱，账上确实没钱，再怎么闹，也没人取到款。

父亲很忧虑，不知道他们存的钱是否能要得回来。

听了父亲的说，我也未免着急，如果两个老人存进工商联的钱血本无归，他们岂不会被气死！

我只好对父亲好言安抚，并表示一定帮助他们将钱取出来。

刚才不是说我工作的部门因“三金三乱”的祸而成为受益单位吗？那是因为市政府在与相关企业的债务清理中，企业因不能归还债务，将位于观音桥的“百业兴”大厦抵价给了市政府。

“百业兴”大厦位于重庆市观音桥广场黄金地段，市政府得到大厦以后，就将大厦分配给了几个市级部门作办公用房，其中一个部门就是我所在的单位。

以前我所在单位的办公用房一直很简陋，不仅面积不够，还地处背街小巷，单位向市政府多次打报告要求重新分配办公用房，但政府没房，打报告也没用。

没想到政府清理整顿“三金三乱”，却使我单位突然捡到一个馅饼。

2001年元旦节后，单位就从以前的老旧房子里搬进了位于观音桥黄金地段的“百业兴”大厦，班子成员每人都有了一个单间办公室，各处室的办公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所以，全市“三金三乱”的清理整顿，使我单位成为受益者。

国家从1993年开始至2001年，经过八年艰苦清理整顿，终于刹住“三金三乱”歪风，不仅遏制和查处了严重干扰金融的违法违规人和事，而且撤销了一大批非金融机构，化解了因管理体制缺陷和严重违法违规形成的金融风险。

同时，进一步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体系。

但终有一些人，因“三金三乱”遭受了牢狱之灾，终有一些“储户”，因血本无归为改革买单，终有一些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成为政府或个人的经历....。

社会仍然在螺旋式或波浪式或另外什么式发展，人生路上仍然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坑出现，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