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香烟

老秦

　　父亲从16岁离家到上海学徒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和另外三个哥弟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产品还远销香港等地。然而没过几年解放了，实体企业被公私合营了，父亲只作为资方代表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作为资本家被靠边站，甚至被批斗了。直到七六年文革结束以后，父亲被落实政策，返还了文革时期被停发的公私合营时的定息。七九年61岁的父亲才从上海退休回家养老。

父亲一生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抽烟的习惯。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除了给我们带回来一些饼干糖果之类，和一些家用的肥皂、手套日用品外，还有就是他自己要抽的香烟。

父亲的烟瘾其实并不大，一般上午两三支，下午两三支，但如果有亲戚或邻居朋友来串门，那一天一包烟远远不够抽。平时，父亲的口袋里总是放着两种不同牌子的香烟。一包是上海产的劳动牌，如果没有人来串门，父亲平时自己就只抽劳动牌。另一包是飞马牌，每当有人来串门，父亲就会拿出飞马牌招待客人，当然自己也陪客人一起抽飞马牌。父亲为了在这种场合不把两种香烟搞混，父亲总会把飞马牌香烟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这样就不会从口袋里把劳动牌和飞马牌拿错。

那时我依稀记得劳动牌大约两角两分一包，飞马牌两角玖分一包。父亲除了劳动牌和飞马牌两种香烟外，其实还有一种叫大前门的香烟。因为这个香烟价格相对比较贵，大约要三角捌分一包。父亲回来时一般只带回一包或者两包，只有在年三十和正月里的前几天招待客人或者去走亲戚时才会用。

据母亲回忆说，父亲一向比较勤俭节约，而且很爱面子。不要看父亲回来探亲时自己抽劳动牌，还以为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时抽的都是劳动牌，恰恰相反父亲在上海工作时，为了多省下点钱来养家糊口，自己抽的不是劳动牌，而是一角捌分的浦江牌香烟。

记得有次父亲探亲回来时，不知道是因为人来客往特别多，还是由于父亲自己没有计算好香烟的用量，还没有到探亲假结束，父亲的香烟都快抽完了。有一天我居然发现父亲偷偷把烟灰缸里的烟蒂剥开，将烟丝装在一只短的烟斗中，衔着烟斗过个烟瘾。

直到后来，父亲退休定居在绍兴老家养老，我们兄弟姐妹也都参加了工作，家里基本没有什么负担了，而且当时父亲的退休工资也比较高，但父亲平时的口袋里仍然放着两包不同品牌的香烟。一包差一点的自己抽，一包好一点的招待客人抽。

现在想起来父亲当年抽烟养成的那种习惯和情景，我心里仍是沉甸甸的。不是父亲不想抽好烟，而是当时父亲想多节省一点开销来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