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上）

和风细雨

　　美篇号:28789395

文字/编辑: 和风细雨、李晓竞

图片:李牛、王淳、闻桂芬

汉江九曲绕青山，王氏门庭岁月迁。

曾逐沧波耕沃野，终迎解放换晴川。

儿郎投笔从戎去，女辈分途入仕途。

更有投身车厂事，各携家室隔云烟。

丹江潮起征帆急，故土迁离筑坝先。

一代辛劳随水逝，空留堤岸忆当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湖北均县有一家当地闻名的商号叫“德元庄”，东家是王维新，我叫外公。商号主营药、油、耳、棉、烟等土特产品外销，运回广货布匹、南货、汉汾、烟、糖、铁等批发。外公是均县商会会长，家里还有少量田地，自家耕种一些，租给佃户一些。

外公有两房妻子，膝下五儿三女。大房有一儿一女，二房有四儿两女。我母亲1929年出生，在家排行为五，女子排行为二。

　　母亲喜爱读书，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时，就和姊妹们在外公筹办的均县私立进化小学读书，校长是曹旭东。

外婆支持鼓励母亲学文化，很少让她做家务。空闲时，母亲就跟大她三岁的三舅，小她四岁的三姨到菜地干活，像割韭菜、摘南瓜花、摘黄瓜、摘豆角、挑水浇菜等，是姊妹几人的事。他们把收获的蔬菜，一部分让三姨拿到街上卖，一部分留给家里人吃。采摘的南瓜花是不卖的，外婆要留给外公吃。因为外公不吃肉，外婆就变着花样给外公做素菜。

家里大人孩子十多口人，吃饭压力大，母亲什么都吃，从不谈闲饭菜好吃不好吃，只要吃饱就行。零食很少，切碎的豇豆，姐妹们用纸包上一点做零食，外婆就说你别包多了，还要做菜吃。母亲还有个爱好，就是到县衙听审案，她觉得那里面说的故事很有吸引力。

　　母亲有个一起长大的姨表姐，我叫徐大姨。徐大姨的母亲和外婆是亲姐妹，她的父亲姓徐，大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红军，一去无音讯，后来，徐家人惨遭不幸，徐大姨和她母亲投奔至外公家，母亲上学多了个姐姐做伴。

　　母亲在均县初中毕业后，考入了郧阳中学，虽是女儿，喜爱读书，外公认为是好事，支持母亲到郧阳读高中，母亲离家住校，读完高中。

母亲家里的姊妹渐渐长大成人。大舅娶了媳妇，和外公外婆在一起，二舅读高中乘船溺水身亡，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三舅十七岁时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母亲离家在郧阳读书。家里还有三姨、四舅、五舅读书，外婆的妹妹母女二人，帮着料理家务。

1948年3月21日均县解放，为外公家带来了巨大变化，儿女们先后参加革命队伍，走上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

外公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徐大姨送入革命队伍。队伍上派人送来了两担稻谷，外公说:“事情还没干，就送这么多稻谷，女儿不会干怎么好？”队伍上的来人说:“不会干不要紧，队伍里面有人教，只要你女儿去就行。”母亲和三姨、徐大姨第二天就到了队伍里面。在那里，首长安排母亲和徐大姨学会计，三姨学出纳，三姐妹学起了珠算和数票子等财务知识。教珠算的是当地名家，教授的多位数乘除法破头算，姐妹三人掌握了这种计算方法。同时，还学习掌握了财务会计管理知识，使几姐妹终身受益。

　　大约是 1949年7月份，母亲和三姨、徐大姨被编入西进队伍，母亲和徐大姨同路，三姨被分到部队文工团，独自跟着队伍走了。外婆看着几个女儿都走了，家里冷清很多。

母亲和徐大姨跟随部队从汉白公路进入陕西，在途经白河、平利时，与国民党守军遭遇交战，边打边走，最后到达安康，在安康新城驻守几日后，到1949年11月27日队伍进入老城区，部队接管了安康报社。

母亲来到报社后，在首长的安排下，担任报社会计工作。她工作积极认真，得到同事们的好评，工资连连升级，到1953年，月工资收入51块5毛。在报社，母亲四年没回过家，和娘家人的联系主要是书信。

母亲远离家乡和亲人，时时牵挂着亲人的境况，外公、外婆和姊妹的来信是她最宝贵的精神家园。在平凡的书信往来中，母亲得知外公在1949年11月28日当选均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与本县刘勇、侯伯言、王保民、宋奎宝卿等十九人担任均县常务委员。三舅所在部队起义投诚，加入了革命队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赴朝鲜作战，后载誉平安回国，被安排在丹江广播站工作。四舅1951年参军，在郧阳军分区教导队。三姨跟部队从均县到达了陕西商洛军分区，与部队首长李书全结婚。五舅考上山东煤矿学院。母亲从这些来信中得到了安慰，她牵挂着家里人，家里人也牵挂着她。

　　1953年，父母结婚，母亲离开外公、外婆已四年，太想念家人了。她和父亲回了一趟均县。父母从安康水西门坐船，沿汉江进入湖北，到均县后，外婆送了百子图真丝被面，祝福母亲早生贵子。

　　母亲在安康报社工作期间，添了哥哥。因工作忙，就雇请保姆彭婆带孩子，父母亲工作、家事还算顺利。

1958年，丹江水库扩建，均县属淹没区，还没等搬迁，外公就逝世了，安葬在均县。母亲知道这消息后，暗自伤神落泪……外公养育子女，供子女们读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熬煎。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养育之恩没能报答，没有在身边尽过孝道，外公就不在了，母亲是多么的悲伤难过，以至于后来跟我们说起外公时，眼含泪珠，哽咽难语。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父母都面临工作调动，哥哥六岁，姐姐两岁需要人照顾。父母商议将保姆彭婆认做娘，带到汉阴一起生活。孤身一人的彭婆很高兴，卖掉了自家的一间房子，挑选了几件家具和家。

　　1962年10月，父母带着家里人从安康报社搬到了汉阴县康家巷居住。康家巷位于汉阴县城中心，距父母工作单位不远，父亲调入汉阴县委生产办任秘书，母亲调入汉阴县采购经理部当会计，同月，母亲在家添了我。

父母初到新单位，工作最要紧。母亲产假满后就去上班。父亲也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家务就落在彭婆身上。母亲把一部分工资交给彭婆打零用，让彭婆不要省；家里买粮、生活用品购买是父亲管着。母亲下班回家就是洗衣服干家务。1967年，母亲又添了妹妹，白天上班，夜里带孩子，这是母亲最难的阶段。

1968年武斗开始，我们躲到了老家马鞍桥，家里只有彭婆和姐姐。武斗结束后，我们回到康家巷，造反派头头带人抄了我们家，抢走了粮食、被子、床单、书籍等，家里一时吃用都缺。

母亲在后来的运动中遭受影响，常常愁眉苦脸，父亲总是安慰母亲想开些，莫往心里去，好好学毛选。母亲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在家对父亲说，两名造反派要给我带白袖套，说我是高中生，怀凝我的家庭出身。我把他拉到毛主席像前说，毛主席我向您汇报，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以成分论批斗人，我不是批斗对象。领导见状，忙喊散会、散会。

后来，造反派又说母亲是雇工剥削保姆彭婆，让彭婆去敬老院，彭婆舍不得这个家，和母亲的关系更亲了。

1970年，三姨来信约姊妹到济南团聚，父母商议着与姊妹见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