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 作 用 稿 集

蒋光宇

我为了消遣时光，收集资料，趁闲来无事，就把书橱里保存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生活》杂志刊用过我写的拙作，包括散文、游记、随想、评论和拍摄的一些照片汇集了起来，以留作纪念。如有朋友能阅览，请指正。

高粱红了，不是偶然的红，是土地在秋阳下捧出的赤诚。那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像一位不善言辞的老农，把一生的筋骨都长进了茎秆里，把所有的光都酿进了籽粒中。我写它，是写一种沉默的坚韧——它不争春色，不抢花期，却在暑气未退、寒意将至的节骨眼上，把整片田野染成一片灼灼的赤色。后来这篇《红高粱》刊在《生活》上，编辑还特意配了我拍的三张图：远眺的田垄、俯拍的穗阵、特写的籽粒。文字与影像，原来可以这样彼此托住，像高粱秆与高粱穗，一节一节，向上承托，向下扎根。

老红军的午餐，吃的是粗瓷碗里的炖白菜，聊的是七十年前的行军干粮；他们说话声音不高，可每一句都像从山岩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稳、有回响。我记下那些话时，没用太多修饰，只把筷子停顿的间隙、茶杯沿上的指痕、窗外梧桐叶影的挪移，都悄悄写进段落之间。文字不是要替他们高声呐喊，而是让那声音自己浮出来——就像当年他们端着搪瓷缸子，在窑洞口晒太阳，话不多，可太阳一照，就照见了整段岁月的分量。

塞罕坝的绿，是人一锹一镐种出来的信仰。我写它时，反复删改开头，最后只留了一句：“风记得每一棵树的名字。”后来配图选了两张：一张是三代护林员并肩站在林海边缘的背影，一张是雪后初晴，松针上悬着的冰晶，在阳光里一闪，像无数微小的勋章。写作不是描摹风景，而是辨认风景里人的体温与呼吸——那稿纸上的墨迹，何尝不是另一种年轮？

“海棠花开了”，这五个字，我写了三遍才定稿。不是为写花，是为写李清照词里那句“应是绿肥红瘦”的牵挂——原来最深的惦念，常藏在最淡的笔锋里。刊出那期，编辑把我的手写稿影印在文末，旁边配了那幅“但愿人长久”的书法。墨色浓淡不一，像人心里的念想，有时汹涌，有时轻浅，可只要还在纸上，就还没散。

视频接通那刻，父亲刚理完发，银发齐整，军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他没说“想你”，只把镜头慢慢转向窗台：“看，我养的那盆文竹，抽新芽了。”我后来把这段写成《我与老爸通视频》，没写战功，没写离休证编号，只写他如何用放大镜看报纸，如何把《解放军报》的边角折成小船，浮在搪瓷盆里。文字最重的分量，有时就压在这样轻飘飘的细节上。

母亲的背影，是在秋叶铺满小径时拍下的。她穿一件旧红外套，步子不快，却始终没回头。我那时没按快门，只记下风掀动她鬓角几缕白发的样子。后来写《母亲的背影》，通篇没提“辛苦”二字，只写她晾衣绳上滴水的蓝布衫、缝纫机踏板上磨亮的凹痕、还有她总把糖纸叠成小方块，压在书页里当书签。有些爱，是背过身去才最用力。

蜡梅开在最冷的夜里，不争春，不媚俗，只把香气一缕一缕，匀给寒风。我拍它，总选清晨带霜的枝头；写它，偏爱“冷香”二字——冷是境，香是心。有朋友说：“你写的不是花，是人活到岁数后的样子。”我笑，没答。其实哪有什么借物喻人？不过是人活成了自己心里那株梅，文字自然就带了清气与韧劲。

昙花一现，世人总叹其短。可我守它三夜，看它从青苞到微绽，再到盛放时那抹皎洁的白，才懂：所谓“一现”，不是仓促，而是把一生的光，都凝在那一瞬的舒展里。刊出时，编辑把“但愿人长久”题在文末，墨色温厚。原来最短的花期，也能照见最长的念想。

狼牙山归来，我重读了当年写的《深切怀念抗战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稿纸边角有铅笔批注：“此处可加一句山风声”，“跳崖前那声‘共产党万岁’，宜留白”。文字不是史书，它该有风声、有回响、有未出口的余震。后来我把这篇稿子夹进《写作用稿集》最厚的那一页——它不单是纪念，更是提醒：笔尖的分量，从来不在字多，而在心是否够沉。

几帧被刊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