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朵朵奶奶

不知为何，爷爷的身影总是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长河，依旧鲜活如昨。他生于1890年，历经大清国、民国、伪满洲国、新中国四个时代，他见证了中国近代的沧桑。七十九岁那年他离开了我们，至今整整五十六年。可在我心中，他从未真正远去。

我对他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他七十多岁时的模样：红光满面，微微前倾的身躯，微驼的背影，矫健的步伐，还有那双刚毅而慈祥的眼睛。他操着一口略带东北口音的保定话，语调平和却带着几分威严。他对孙辈的疼爱，尤其是看我们的眼神，满是温柔与宠溺，那份深情，至今想来仍令人心头一热。

父亲是爷爷四十二岁时才有的独子，从我记事起，爷爷就与我们同住。父母是双职工，家里的重担便落在了爷爷一人肩上。他既是保姆，又是管家，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听母亲说，爷爷来我家时我尚未出生，而我出生的那天，正是他亲自跑到街道卫生院请来助产士接生的——他甚至记得我出生的具体时间：夜里二十三点四十分。

从四个月到两岁半，我一直由爷爷照看。他给我喂奶，牛奶不吃改羊奶，羊奶不吃抱着出去挨家挨户找奶……六个月以后能吃辅食了，给我蒸蛋羹，煮米糊，泡大黄油饼干，把蛋黄碾碎了往我嘴里抿……给我洗洗涮涮，带着我打预防针，再大些带我逛菜市场、买杂货。两岁半后家里妹妹需要照看，我便被送进了整托幼儿园，可那份与爷爷朝夕相处的亲情早已悄然积淀，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爷爷来我家时已经六十四岁了。他照顾了我们姊妹五个，还要操持家务：买粮、买油、买菜、订奶、取奶、交各种杂费，还要接送弟弟妹妹去家附近的幼儿园。他任劳任怨地干了整整十一年，直到七十五岁那年。

一九六五年，母亲将三岁的小弟送进了整托幼儿园，不再让他照看。爷爷一时气不过，竟“罢工”了。那时我快十一岁了，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了。在母亲的引导和鼓励下，再加上雷锋精神的感召，我毅然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

爷爷终于得以闲下来，过上了悠哉悠哉的晚年生活。他开始频繁地与几位老友来往，重拾久违的闲情逸致。记得他有三位常来常往的老朋友：修鞋的韩爷爷、兽医大学的水暖工刘爷爷，还有住在我家西侧医大招待所的一位操着一口保定话的X爷爷——至于他姓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了。

韩爷爷在隆礼路与同志街交汇处摆了一个修鞋摊，他身着围裙，手持锥子、补鞋机，手法娴熟，动作利落。那时的修鞋摊也是有营业执照的，生意虽不兴隆，却也井然有序。爷爷每次路过，总要坐下来与他闲聊几句，说些旧事，讲些趣闻。

韩爷爷的鞋摊旁还有一个小人书租售摊，借阅一次只需一两分钱。尽管那个路口不如桂林路热闹，但来此地修鞋、看书的人仍旧络绎不绝。爷爷常在那里流连忘返，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刘爷爷则是兽医大学的水暖工，肩上总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工具：皮搋子、搬子、锤子、钢锯……他是兽大的底层人物，住在路东侧兽大宿舍的一排平房中。爷爷与他关系密切，常有来往。

刘爷爷隔三差五会送我们马肉，有时还会送来兽大礼堂的电影票。孩子们一听说要放电影，便欢呼雀跃。至于爷爷是否也送过他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之间的往来频繁，彼此关心，若有急事难事，定会相互照应。他儿子也来过我们家，具体什么事也不记得了。

X爷爷则与他们不同。他衣着整洁，举止文雅，更像一位退休的知识分子。他长期住在同光路西侧医大招待所内，据说他孙子是医大的学生。他很少与我们接触，却与爷爷谈笑风生。

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调的话，原来他们是老乡。难怪他们如此亲近。不是有句话叫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能在千里之外遇到家乡的人难免分外热情。

我总觉得X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不然，为何不住在自己家中呢？

后来轰轰烈烈的WENGE袭来，X爷爷便不见了踪影。但爷爷内心仍旧挂念着他，别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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