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读书计划第二十九本《白居易传》万曼

海棠依旧

一、少年时代的白居易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出身于官宦世家，家族世代为官。其祖父白锽曾担任过巩县县令等职，父亲白季庚是中唐时期的官员，历任彭城令、襄州别驾等职，为官期间有一定政绩，且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白居易出生于772年，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后因战乱，家族多次迁徙，他幼年时随家人辗转于徐州、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亲身经历了流离失所的苦难，这让他早早体会到民生疾苦，也成为他后来创作讽喻诗的重要生活基础。白居易自幼聪慧，且异常勤奋。据记载，他五六岁便开始学写诗，九岁已熟悉声韵。由于家境并不宽裕，且时常迁徙，他常常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习，甚至因过度用功而导致口舌生疮、手肘结茧（“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16岁时，他前往长安求学，带着诗作拜谒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起初因他年轻而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读到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大为赞赏，感叹“有如此句，居亦何难”，可见其少年时便已展露出众的文学才华。

二、青年时代的白居易

白居易的青年时期（约20岁至35岁）是他学业精进、初入仕途并确立文学方向的关键阶段，充满奋进与转折：

20岁左右，白居易离开家乡，游历多地增长见闻，期间持续深耕诗文。16岁时凭《赋得古原草送别》得到名士顾况赏识的故事，让他在长安文坛初露锋芒。青年时期的他刻苦研读儒家经典，为科举做准备，同时关注社会现实，这为他后来“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埋下伏笔。29岁（800年），白居易考中进士，与元稹等成为同科进士，开启仕途。唐代进士科难度极高，“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他的成功足见其才华与努力。

中进士后，他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典籍校勘）等职，虽职位不高，但为他接触朝廷文书、了解时政提供了机会。

这一时期，他与元稹结下深厚友谊，二人常探讨诗文，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的雏形，强调诗歌应反映民生、针砭时弊。他创作了不少早期作品，风格逐渐形成，语言趋向平易，同时开始在诗中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为日后《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的创作积累了经验。青年时期的白居易，既凭借才华敲开仕途大门，又在时代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下，确立了“兼济天下”的理想与写实的文学追求，为其一生的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壮年时期的白居易

白居易的壮年时期（约35岁至50岁）是他仕途起伏、创作巅峰的阶段，既展现了直言进谏的担当，也因人生转折沉淀出深刻的生命感悟：

35岁左右，白居易任左拾遗（负责向皇帝进谏），这一时期他满怀“兼济天下”的理想，频繁上书直言朝政弊端，如反对宦官专权、主张减免赋税等。同时，他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像《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直击社会痛点（如《卖炭翁》揭露宫市掠夺），用诗歌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理念。他还曾任翰林学士，参与机要，因敢言得罪不少权贵，但始终坚持为民发声。

44岁时，白居易因上书直言触怒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今江西九江），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贬谪期间，他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这段经历让他从积极入世转向“独善其身”，心态趋于平和，创作风格也更添感伤与沉郁。

贬谪后，他历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在杭州时，他主持修治西湖，筑“白堤”（后世称“白公堤”），疏浚水源，便利灌溉；在苏州，他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负担，深受地方百姓爱戴。这些经历让他更贴近民生，诗作中多了对地方风土人情的描绘，如《钱塘湖春行》便展现了杭州的春日生机。

壮年时期的白居易，在仕途沉浮中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务实成熟的蜕变，其创作既有针砭时弊的锐度，也有洞察人生的深度，成为他文学成就中最厚重的篇章。

四、晚年时期的白居易

白居易的晚年时期（约50岁至75岁去世）是他人生趋于平和、创作风格转向闲适的阶段，历经仕途起伏后，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自足与生活的恬淡：

晚年的白居易虽仍有官职（如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但多为闲职，远离朝堂核心，主动淡出政治纷争。他在洛阳定居多年，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旧宅，与刘禹锡等好友时常相聚，饮酒赋诗，过着“吏隐”生活——既有官身，又不耽于公务，以闲适为主。

他热爱自然与生活，在宅中开辟园林，种植花木，甚至亲自参与劳作，写下《池上篇》描绘自家园林的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恬淡生活的满足。晚年诗作以闲适诗和杂律诗为主，题材多围绕日常起居、山水风光、友情唱和，风格更加平易淡泊，少了早年讽喻诗的锐度，多了对人生的通透感悟。如《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极简语言勾勒出温馨的生活场景，尽显闲逸。

​他也常在诗中反思人生，如《醉吟先生传》以自叙形式总结生平，表达对“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生活的认同，体现出儒释道融合的人生态度。

晚年与刘禹锡交往密切，二人并称“刘白”，常相互唱和，留下许多佳作。他们的友情在晚唐文人中传为佳话，诗中多有对岁月流逝、知己相伴的感慨。此时的白居易已成为文坛领袖，深受时人敬重，其诗歌流传广泛，甚至远播海外（如日本）。他对诗歌“老妪能解”的追求，在晚年作品中体现得更为彻底，影响了后世通俗诗歌的发展。75岁时，白居易在洛阳病逝，葬于香山，一生留下近3000首诗，其晚年的闲适与通透，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平和而圆满的句号。

白居易被称为诗魔的原因：

白居易被称为“诗魔”，源于他对诗歌创作近乎痴迷的投入和旺盛的创作精力，具体原因如下：

创作极度勤奋：白居易对诗歌的热爱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在《与元九书》中自述“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可见其为写诗付出的艰辛。这种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创作状态，如同“入魔”般执着。

创作数量惊人：他一生留下近3000首诗，是唐代诗人中存诗量最多的之一。其作品题材广泛，涵盖讽喻、闲适、感伤等多个领域，且不少是长篇巨制（如《长恨歌》《琵琶行》），如此高产与持续的创作力，在古代文人中极为罕见，体现出“魔”一般的旺盛精力。

对诗歌的极致追求：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诗歌视为反映现实、干预社会的工具，这种对诗歌功能的重视和实践，也让他在创作中投入了超乎常人的热情与专注，“诗魔”之称恰是对他这种极致态度的生动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