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和岩羊

KKL

　　电脑中偶然翻到前些年宁夏旅游的手拍，其中好几幅是记录贺兰山岩画与岩羊的，感觉还有点资料价值，故而整理为美篇以便于存留。

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岩画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岩画群之一，它记录了远古人类3000至10000年前的生活场景，是研究游牧民族文化与原始艺术的重要载体。据有关资料介绍，岩画沿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涵盖了27个主要山口，包括贺兰口、黑石峁、苦井沟等，已勘定单体图像超2.7万幅。其中贺兰口为核心区域，集中分布5679幅岩画，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首次记载贺兰山为“画石山”，描述其岩画“尽若战马之状”。1969年，在贺兰县金山公社下乡的李祥石，于贺兰口沟口初步发现巨石岩画。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到1983年宁夏文物部门才开始启动贺兰山岩画的系统调查工作，陆续在麦如井、树林沟等12个山口发现大量岩画。其中表现羊、马、牛、鹿、虎等动物图腾的超过60%，其余的，大多是反映人类活动如狩猎、祭祀、征战、舞蹈及生殖崇拜场景，其中的人面像岩画达712幅。

后经研究认定，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跨越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原始社会（约6000-15000年前），主要表现母系氏族图腾的岩画；二是春秋至南北朝时期，表现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凿刻狩猎、战争场景的岩画；三是隋唐至西夏，这时期党项族加入佛教元素，如岩画中出现“卍”字符号便是证明。总之，贺兰山岩画由匈奴、突厥、党项等十余个游牧民族接力完成，堪称是“游牧民族的史诗”。

贺兰山岩画在制作工艺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技法上有主流的敲凿法、个别的磨刻法，也有线条细腻的划刻法。艺术风格上，构图朴拙而动态强烈，写实与抽象兼具，特别是人面像岩画，融合了多民族的特征。作为石壁上的文明密码，贺兰山岩画以粗犷的线条凝固了万年前的生命律动，既是原始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实录，也是多民族精神信仰的叠加。其“人兽共生”的图腾、财产占有的手印、太阳崇拜的神像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岩画的巅峰之作，被学者们誉为“人类童年的艺术珍品”。

贺兰山岩羊

贺兰山过去被称为动物的天堂，许多珍稀动物曾繁衍生长在山中。直到现在，游人在山口游览的时候，不时还能看到有动物的身影闪现。特别是岩羊，游客在它们活动高峰期进山游览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站立在岩石峭壁上的身影。

岩羊属于偶蹄目牛科动物，又称石羊、崖羊等，它外形貌似绵羊但犄角粗大并向外分歧，体背灰褐色，腹部和四肢内侧白色。最为突出的是，岩羊的蹄子属于“硬-软-硬-软”的四层耦合结构，边缘坚硬而中部为肉垫，兼具硬度、灵巧、弹性多方面特征，能够贴合崖壁缝隙，有利于形成卓越的攀爬能力。再加之岩羊臀部肌肉纤薄、重心稳居中段的身体特征，共同造就了它“岩壁精灵”的生活习性，即能在70度的崖壁上如履平地，一跳可达2-3米，从高处向下纵身跳跃可达10米。

岩羊作为晨昏性的活动物种，最频繁的活动时间是在早晨7-8时和晚上6-7时。贺兰山岩羊的集聚地，集中在海拔2100-2900米的裸岩带及高山草甸。在贺兰山岩画中，最常见到的是岩羊形象，这反映了古代北方民族对岩羊的图腾崇拜，也印证着岩羊与人类共生的悠久历史。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岩羊从上个世纪末得到了多方面的保护，数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据资料统计，1983年宁夏开始实施自然保护区调察时，贺兰山岩羊不足1800只。1992年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2003年当地开始实施禁牧工程及反盗猎执法，岩羊数量开始以每年10%的比例增长，至2025年，种群数量突破4万只，密度超过20只/km²，成为全球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由于多种保护措施的落实，岩羊对人类的警戒距离也不断缩短，从历史上的百米以上下降至2—3米，这既与保护区设定投食点在岩羊身上形成的条件反射有关，也与景区的持续人流使岩羊将人类视为“低威胁”有关。当然，对岩羊的迅猛发展，也存在着生态承载力等方面的争议。有人担忧岩羊族群过密，可能过度啃食灌木影响植被更新，乐观者则认为，研究显示岩羊啃食不伤灌木根系，而且从历史上考察，贺兰山上的动物曾远高于当前的岩羊量，山中植被的恢复趋势却依然没有受到影响。

总之，贺兰山岩羊频现，充分印证了积极的自然保护措施对物种恢复的核心作用。当然，如何处理好“高可见度”带来的旅游价值与生态风险共存的关系，也是面临的亟待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