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关于我遭敌逮捕的情况</p><p class="ql-block">1944年冬天，我发动群众反伪捐，使伪乡长黄乘鑫（46年惩奸运动中镇压掉）对伪捐无法如期征收，他就密告鬼子我是新四军。鬼子几次下乡捉我，没有捉到。在古历腊月十四将我母亲郁汉芬捉去。后来有人送信我家，只要伪币六万元给翻译）翻译高士贵，住调车柄南宅），我母就可出来。当时心想，这是绑票，送些钱给他们，我母亲就可以出来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我送钱给高翻译时，被鬼子逮捕，当我进碉堡时，我母就出来了。我到碉堡里，中间坐着鬼子，中队五十岚，两面坐着鬼子，五十岚对面坐着高翻译。四人在烤火旁边放着七根竹片合成的竹把子（刑具）。鬼子问，翻译说。问“陈连品（这是伪乡长搞的鬼，将我原名两字颠倒），你参加新四军几年了？”答：“我叫陈品廉，我是种田的，一直不出门的乡下人，没有听到过新四军。我是良民，你弄错人了，我不是陈连品。”鬼子怒道：“你还抵赖，你好好说的，马上放你，你不说实话，看看我手里拿的什么东西。”鬼子用竹把在我头上猛击一下。答：“我是良民，实在不知道新四军。”鬼子用竹把打我头，用皮鞋踢我腿，约五分钟，我头上手上鲜血直流。问：“你认识张继生、沈阶平吗？”张沈是我们通海联防队正副队长。答“我不认识。”又打了一阵，问：“你认识周浩然，孙国仁吗？”周是紫琅区区长，孙是军政教导员，即区委书记。答：“不认识。”又噼里啪啦打了一阵，问：“九月里你在永屏乡开会，征公粮，我派队去追，给你逃走了。”答：“我没做过这些事情。”从上午九点多钟，颠三倒四问这些情况，边打边问，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那时我不能坚持站着，在地上痛得打滚，鬼子还是用竹把子打，用皮鞋踢，痛苦不堪，准备一死，就破口大骂：“你们真是鬼子，蛮不讲理，我是良民，你们偏硕我是新四军，何必多打，要杀就杀吧！”当时两个鬼子扶着我，两个鬼子荷枪对准我，带着一只狗，向碉堡下泥坑走去。鬼子先叫我跪在泥坑边上，候说：“你讲，讲了放你回去。”那时我已头晕目眩，讲不出话来。接着鬼子命🐶在我屁股上咬了两口，也不觉得痛了。四个鬼子踩在我身上，那时只觉得头重脚轻，胸闷气短，朦朦胧胧听到“你讲你讲”的声音。接着，一把稻草盖在我头↑，腰部以下泥土逐渐填埋上来，我已不省人事。那时，小海镇伪镇长朱严慈在旁边对鬼子说：“我看这人，如果是新四军，活埋了并不冤枉。她一直到现在没有口供，可能的确是良民，埋了岂不是枉死了一个人吗？”（后来据说周区长写信给他设法营救，我母亲已送钱给他，所以他进来说这话的。）结果鬼子挑着两担水，浇我身上，拖出泥坑，推进黑碉堡里，到半夜才清醒过来，全身衣服都是冰，饥寒交迫，痛苦不堪，发出呻吟声，而鬼子在外面，不知他们喊什么（大概叫我不要出声）。到第二天九点多钟，高翻译从楼梯上丢来几个馒头，才吃到东。（坐黑碉堡没有东西吃，这是我母亲叫他送进来的）。</p><p class="ql-block">第二次受刑是在农历腊月廿三上午，鬼子将绳子系在楼梯上，把我吊打，几次下来，我昏死过去。鬼子用冷水喷醒，又是一顿毒打，连续两次。鬼子的审问和第一次内容完全相同，我还是按照第一次同样的回答。第三次拷打（这次比较轻）是在腊月廿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问题仍是前两次内容。最好鬼子无可奈何的说“你既是良民，出去做一个保长可好？”我说：“我没能力的，不会做保长。”鬼子说“你不肯做保长，一定不是好人。”又挨了一顿毒打，推进黑碉堡。中午，伪镇长丢馒头给我时，在隔壁小声对我说；“你听好，明天可以出去了。”我说：“我不能做保长。”他说：“再想办法。”</p><p class="ql-block">农历腊月廿六上午，两个鬼子扶我出去，见伪镇长、伪乡长、保长都在那里。结果他们替我向鬼子请个病假，说是待伤好以后再做保长。吴出来后，旧到当时的通海区找区长陈润东同志，介绍到苏四分区联合县学去学习。吴母和我被鬼子逮捕，先后用去伪币18万元，结果卖掉预租田六亩换了欠债。</p><p class="ql-block">当时伪方人员：伪乡长黄乘鑫（46年被我镇压），翻译高士贵，伪镇长朱严慈（小海六大队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