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八岁当兵那一年

深秋柿子树

　　十八岁是一道迷人的风景，充满了粉红色的幻想；十八岁也是一段旷达、洒脱而又靓蓝的岁月，主旋律就是单纯的积极上进；当兵的十八岁更是一生中具有蜜色回忆、橙色欣喜的美好而又铭记难忘的一段过程。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我穿着还没有缀上红五角星和领章的草绿色军装、扛着背包，与一群血气方刚的农村小伙高呼着“打倒苏修”、“保卫珍宝岛”、“要准备打仗”的口号离开家乡韓城，上了奔赴宁夏的军车，开始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变成军人的经历。

那一年，我刚虚令十八岁。

　　当兵的地方，是塞上宁夏中卫县的迎水桥镇。听人说，“天下黄河浇宁夏”。我们到驻地后，身临其境，果然名不虚传：从迎水桥镇向南望去，黄河水面宽阔，河床几乎高过我们驻地地平面，河水浑黄而平静地缓缓向东流去，大片大片的田里都种着水稻。驻地的东面是中卫县城，一条蜿蜒七、八里被两旁沙枣树遮荫的沙石公路，像纽带一样把驻地和县城连在一起。北面是腾格里沙漠，一座座黄秃秃的沙丘，连绵起伏，广袤无垠。

我们是坦克独立团。据指导员讲：战备的重点就在这面。在那遥远的北方，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帝国，他们对我们虎视眈眈，总想侵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坦克兵训练和野营拉练就常常在这边的大沙漠内进行，每个人的敌情观念要特别强，睡觉也得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我从他的讲话里感觉到了战士的责任。

新兵到连队后，先要经过严格的形体训练，时间是一个月，为的是纠正我们的身姿，尽快形成军人的标准体型。训练的内容是：抬腿、摆手、挺胸、收腹、正步走。开始那几天，每堂课下来腰酸腿疼、头昏眼花，后来适应了，起坐行走干脆利索、虎虎生风，蛮像一个当兵的。然后才是军事训练，整天摸爬滚打、荷枪实弹射击演练，紧张艰苦的军训磨练着我们的意志和保卫祖国的赤胆忠心。

部队的生活忙碌而紧张：每天早晨军号一响，急忙穿衣起床、叠被子、打背包，一个个急得手忙脚乱，刷牙、洗脸、上厕所，出操、吃饭，事事都要快。到了晚上，睡觉还真得要睁着一只眼，不仅随时准备紧急集合，还惦记着站岗。在家时，我夜晚睡觉较沉，不到天亮大人不叫醒不来。可是，这是部队啊，是必须改掉老百姓习惯的地方。

记得头次夜晚上岗前，由于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我一直在被窝里睁着眼傻等，直等到半夜两点，班长才来叫我上岗，刚到我的睡铺前，我突然翻身起来，把他吓了一跳。到了岗位，班长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走了，剩我一个人守在油库旁。

那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周围黑乎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看那暗处，总觉得像有人藏在那里朝我窥视，心里十分紧张、害怕。正在精神惶恐时，突然“轰”的一声闷响，我几乎吓傻了，本能的趴在地上用跑了调的声音连着喊“谁……谁？干……干……干什么的？”

班长听见喊声跑过来对我说：“那是铁皮油库在白天受热膨胀、晚上受冷收缩放气的发出的‘响声’”。原来是这个缘故啊！看着班长成熟稳重、亲切的样子，我才慢慢缓过神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一般来说，新兵入伍后都比较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孩子更谨慎，上进心也格外强。那年又是个特殊的年份，是“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年”，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这些新入伍的农村孩子思想特单纯幼稚，政治觉悟似乎又特别的高。除了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外，整天就严格地要求自己、琢磨着如何当好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好兵——对听领导话被连队重视、表现进步有强烈的自觉性愿望——没想到，第一个考验来的突然而快速。

在新兵集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期间看到过指导员陪同团部机要股的童参谋来连队看我们，而且还专门和指导员走到我面前让我伸出两只手分别仔细地看了看，并对指导员笑着点点头。懵懵懂懂的新兵蛋子当时并不知道童参谋是来新兵中挑选通信兵的。

后来，指导员通知我们新兵排排长通知我准备离开连队到团部，然后再去苏州参加通信兵技术培训。这个消息在连队突然就炸开了锅，甚至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湖水里，顿时激起的不仅是层层的涟漪，而是“扑腾”一声溅起的朵朵浪花！

新兵集中的连队有一个人幸运的被上级看中调动甚至还是被安排到苏州那么远的大城市去参加通讯技术培训——这是从农村来的新兵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啊！特别是长这么大除过参军入伍离开家乡韓城到宁夏，我连韓城的地方都没有离开过更别说到韓城以外的陕西省了。所以这个要被抽调到苏州大城市去参加通讯技术培训的好事情惊喜的降临在我的身上，这是比天上掉馅饼都幸运的好事情落到我的头上哪一个人不羡慕？甚至我都想不到羡慕后面还有嫉妒到发狂发狠的事情的发生——

先是一起来连队的同一个公社而且是和我姑姑在一个村子的老乡在一起欢聚却痛哭流涕——这种现象既可想象也可理解的就是为老乡的好事情庆贺并且因为马上就要分别而难过。但是，另一个深层次人性的扭曲的原因在当时并不是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年轻人所能想到的。所以，看着两位特殊亲近的老乡痛哭流涕我竟然也陪着痛哭流涕。就这样，在连队这块新兵老兵聚集的地方出现了这么一种“哭成一团”的现象。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三个老乡相约去了中卫县城照相馆拍照留念——这是老乡中相对年龄大点的立群哥提议的，而另一个同村的老乡哥却始终阴沉着脸不说话。我那时候只觉得他就是因为我们刚到连队异地便分别的难过吧。

上午在中卫县城拍过照，走回来到连队还有一个下午和晚上。我们三个人似乎被连队当成了一个感情深厚难分难舍的“笑话”被议论着——而我的心底里的感觉自然并不完全与他们两个人相同。

但我现在想来，我当时甚至害怕表现出我的不同。我想的是，都是一个公社出来的，又是我姑姑村子里的两位乡党哥们，我怎能表现自己的高兴？我怎敢表现自己不能与他们一起难过的表情？

谁知道，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天天读”毛主席语录雷打不动的时间，指导员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来。

一进入他的办公室，指导员让我打开毛主席语录到多少多少页，然后和我一起朗读：“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我学着、念着，心里边潜意识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指导员告诉我：你是咱们连队的文艺骨干，大家都舍不得你离开连队，尤其是你们一起的更不愿意让你走……所以，连队和团里商量过了，尊重大家的意见，避免连队新兵情绪不稳定，同意让二连的人代替你去外地培训，你留下来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还能帮助咱们连队活跃文化生活你有没有意见——？

看起来是商量征求我的意见，还美其名曰“活跃文化生活”，我都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可是我明白，这就是我去不了的客观现实。

我立马表态“我服从指导员安排，一定安心连队，做好连队让我做的任何事情。”就这样，我留下来了，我想走也不了了。

出了指导员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心情。但是以我原本的心性——我是不可能不听领导的话的；我更不可能表现出不同意的“痛哭流涕”的表情的——相反，我可能装也要装作“听话”与“服从”和“高兴”的样子。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许，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命运决定性格——命该如此莫怨天，性格永远服从命运。

从那时候经历的这件事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总觉得我的命运轨迹就是这种“物极必反”的命运规律——常常不敢得意忘形；总觉得“福兮祸所依”，甚至害怕那种无福消受的喜从天降；反而对挫折有了某种有备无患的坦然，甚至秉承“吃亏是福”的心理而甘愿接受这种不公……我到现在还没明白，我习惯了甚至还喜欢这样的逆来顺受，到底是是心理疾病还是命运多舛的必然？！

言归正传，再回头继续那一年的回顾，也就是夭折了调动后继续连队生活的故事吧。

越是走不了，我越是不能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消极悲观情绪。相反，压抑悲情也要乐观向上！

　　有一天下午，新兵班的大耳朵张（因为他的耳朵特别大，大家对他的笑称）悄悄将我从热闹的蓝球场边拽走，带我去连队灶房后面清理煤渣拉炉灰。他不知从哪儿已找来一辆架子车，我钻到炉膛下面将灰渣一锨一锨端到车里，装满后，他在前边架住车辕拉、我在后面推，经过连队战士们正打篮球的地方，我有些怕羞，只顾低着头在后面使劲推，倒掉灰渣后，就对他说：“咱们下一回绕过篮球场，不要让他们看见？”他没有吭气。第二车刚装完，看他满头大汗，我就上前架起了车辕，谁知他像疯了似的冲过来一把将我从车内拽出摔在地上，还骑在我的身上狠狠地说：“不要与我争架辕！”看来，我只是一个被叫来帮助他做好事的人，拉架子车得分个主次，更不能拉上车不从人多的篮球场边经过。其实，当时除过想分担一下他的辛苦外我可真的没有他想的那么多。

有了这一次的尴尬，我对与他一起做好事心里发秫。谁知此事过了没有几天，又被他叫了去，并且神秘地一再叮咛我：“不要给别人说。”我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冲着大耳朵张诚挚的表情，我无法拒绝他的一片好心——再说，谁不想在连队表现积极进步呢？

星期天凌晨五点，三月里的腾格里沙漠还沉浸在黑暗与寒冷之中，我正享受着紧张一周来的酣睡，被他从被窝揪到外面，让我悄悄地拿上脸盆随他而去。到了地方，我才明白，这一次的“好事”我可是打心眼儿不乐意干——掏茅厕。

部队营房内的厕所不是农村的土茅房，而是不用盖土的粪水池。我俩要有一个人下到池子里用盆往出舀，另一人接盆后端到外面倒。我正犹豫间，大耳朵张说：“你先下，等会儿我再换。”我一听心里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怕这个又愣又傻的家伙告诉指导员，说我拒绝做好事。赶忙脱鞋下到池子中。哇噻！半腰深的粪水池又冰又臭，彻骨的寒冷从脚下直透肺腑，脚下、身边都能踩到、碰上那些成团成块的污秽脏物，口里、鼻子里似乎塞满了那种难闻、让人窒息的气味。我强忍着，也没有表现出消极和厌烦的神情，反而快速、麻利地一盆一盆舀着、倒掉……年轻人思维很简单单纯，除过投入的劳动着，当时心里边、潜意识怎么想，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

由于积极表现，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也得到了连队嘉奖，加入了共青团；又被连队调入炊事班。进入炊事班不到两个月又被连队提升为炊事班班长，虽然炊事班总共四个人，我却等于还“领导”着三个伙夫兵，不仅特殊的改住一个单人铺，还可值得骄傲地是，我是当时坦克独立团里唯一一个从新兵中提为班长的人。

那一年我的感觉很特别，总觉得十八岁的太阳冉冉升起地多么圆、多么亮地不容易啊！

到了新的岗位，又有新的技术需要熟悉掌握，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回忆——

在我刚到炊事班时，66年的老班长离开炊事班走前曾手把手给我教了不少的烹调方法，但大多是做面食类，如炸麻花、炸油条等，若让我炒菜可就不会了。譬如炒土豆丝，过去都是由班里的一位68年的四川老兵掌勺，他炒的土豆丝清亮、好看、味道香，大家特别喜欢吃。后来，因为没有当上班长而闹起了情绪，撂下炒瓢不干了，我只好自己来炒。一边回想着他的做法、程序，一边照猫画虎，炒出来的土豆丝菜却变成了一团疙瘩。

后来才知道，那是没有将土豆丝事先在清水中淘洗的缘故。

炒鸡蛋时也闹出了笑话：听别人说炒鸡蛋费油，打了多少鸡蛋就得倒多少油。我打了一盆鸡蛋，就在锅内倒了一盆清油——那一盆清油估计在十斤左右。

然后，加大火猛劲烧，半天油却热不了。司务长来了一看，说我是“瞎胡闹”，赶快让我舀出一多半，谁知在慌忙舀油的过程中，清油洒进了炉膛引燃了油锅着火，顿时灶房火光冲天。我一急，忽然想起老班长炒菜时在油熱时总是抓些菜和盐，专等油锅着火就一把撒进去，快炒几下菜就熟了。我同样用这个办法把一大盆鸡蛋全倒进了油锅里……但事与愿违，火不仅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大，走出去不多远的司务长转回身赶忙对我喊：“赶快盖上锅盖！”

等我明白过来盖上锅盖、烟消火灭，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放了下来。顾不上擦汗，揭起锅盖一看傻了，整整一锅鲜亮黄黄的鸡蛋全变成了黑糊糊。

当时，我狠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被熏黑的脸羞惭得赤红，心里说不出的懊悔，我咋就这么苯啊！

　　那年九月份，部队移防到嘉峪关驻地，炊事班住在民房；连队战士们住进“地窝子”。但我还来不及熟悉嘉峪关的环境，甚至还没有时间到连队的战士们的“地窝子”里看一看，我就接到了新的通知——这一次不是坦克团里的通知，而是坦克师部的通知。通知我到师部机要科报到。

移防嘉峪关不到第十天，我就离开了炊事班、离开了连队也离开了嘉峪关的新驻地——我被驻在酒泉的坦克十二师师部机要科抽调赴甘肃洛门兰州军区机要通信基地学习密码译电……

离开宁夏中卫到了甘肃嘉峪关，随即又离开了炊事班告别了连队离开了酒泉——十八岁的梦也接近消逝了。然而，人生中又有多少新的梦又会形成，而在这些无数新的梦里，还会编织出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故事，留下数不清追求进取的回声。

我难忘十八岁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磨练掉了幼稚和单纯，丰富了成熟和经历。正因为这些平凡的生活插曲，常让我望风怀想、心回昨日。现在，我仅想向着浩浩苍宇喊一声：选择一段塞上持枪跃马的人生经历，在枕戈待旦中度过青春年华，今生无悔。

呵，我纯净、热烈地一十八岁！

　　写✍🏻在后面的话——

左边👈🏻的这一张照片是在宁夏中卫县城照相馆拍摄的。也是1969年我十八岁参军入伍惟一的一张照片。更是我第一次被坦克团抽调学习培训前准备离开连队和两位哭着分不开的乡党一起拍照留念的照片——那一次并没有离开连队。是后来听一位连队的1965年的老兵告诉我，说他从指导员嘴里听到的——是你们的乡党跑到指导员那里质问为什么要让他（我）去参加培训而不让我（他）去？还给指导员说新兵们都闹情绪了。

——所以，为了安抚你们老乡的情绪，指导员才不得不请示团部更换了别人代替了你。

不管真假——这一张照片背后所代表的那些故事已经很陈旧了。至于这张照片上我的面部被圆珠笔划的痕迹是我有意划的，而且还是那一年的五月份吧，当时拿到照片我就自个偷偷的划的——至于为什么我对自己表示出这种划痕，现在想起来除过恨我自己无能无奈外，我真的想不起为什么要自己划自己的脸面？

而右边👉🏻的这一张照片应该是离开连队之后在参加兰州军区机要基地学习培训后回到兰州军区司令部后被分配到驻地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第六测绘大队司令部机要股时，我们三个在兰州东方红广场拍照留念的照片。当时已经是1970年2月份了，也是最接近十八岁的时间和十八岁那一年的故事的结尾吧。

很可怜那时候没有拍照留念的意识和习惯。所以，要写出当年的许多事情只能用仅有的这两张照片来旁证证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