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熤园速报】第48期 ‖ 扎根田野，创知致用：探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之路

熤园

作者：周歆悦（硕士研究生）

要想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深层的内涵，“田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近期，我仔细研读了三本围绕“田野中国学”主题的著作，收获颇丰，在此分享一些初步的思考。

谭必友教授所著的《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是“田野中国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之作。谭教授以在湘西浦市长期开展的田野实践为基础，针对如何运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展开了系统性的理论反思与方法论探讨，为我们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学术框架。

另一部同样由谭必友教授撰写的《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谭教授在这部传记中，挖掘并重塑了清代学者严如熤这一被忽视的田野研究先驱。书中梳理了严如熤深入苗疆进行实地调查的实践与思想，让我们清晰认识到“田野中国学”深厚的历史渊源，展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传承脉络。

由费孝通先生所著、谭必友教授整理的《田野过程成果初期样本》同样意义非凡。这部作品呈现了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田野调查时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记录。这些文献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代宗师田野工作的具体过程、思考轨迹以及原始素材的处理方式，对于理解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形成、学习经典田野方法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这三部著作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了理解“田野中国学”的立体图景：从历史先驱严如熤的实践智慧，到经典范例费孝通的原始记录呈现，再到当代学科体系的构建。它们不仅展现了田野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特价值，也深刻体现了谭必友教授在梳理学术史、提炼方法论、构建本土化学科方面所付出的卓越努力。

田野中国学的理论基石——《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读后感

《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套扎根中国本土实践、融合中西学术传统的田野研究新范式——“田野中国学”。该书以湘西浦市古镇的长期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并批判了中国田野研究的传统、现状与未来，提出了具有张力的“田野中国学”概念框架。其核心思想“创知致用”贯穿全书，直指当下学术研究的深层困境与机遇。

因此我认为最受触动的，是书中对“创知致用”理念的深入阐释与实践。它指出，西方田野理论长期存在割裂：知识生产常脱离社会效用，仅满足于“求知”本身。而本书从中国本土先贤严如熤“整而治”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提出“创知致用”的融合路径。浦市龙舟赛的恢复与成功，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例证。研究团队不仅观察记录这一传统，还主动参与其复兴。结果显示，龙舟赛既提升了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激活了经济活力（致用），又在实践中形成了“传统文化能量及其释放”这一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理论（创知）。这种知识创新与社会效用的双向滋养，打破了书斋式研究的局限，展现了学术介入并服务现实的巨大潜能。

支撑“田野中国学”的理论基石“文化能量论”，是对传统认知框架的重要重构。谭教授将文化视为蕴含巨大潜能的“蓄电池”，并明确区分“原生型文化”（根植于本能应对，自然缓慢释放能量）与“聚合型文化”（多元交融，能量来源与释放形式更复杂）。更关键的是，它系统阐述了文化能量释放的三重路径：自在释放（文化在原生环境中的自然作用）、传播/传递型释放（文化跨越时空流动带来的能量放大效应，如玉米传入中国引发的人口变化），以及知识创新型释放（最高阶形式）。中国古代大量田野调查，如方志编修等未能引发社会深层变革，问题在于其多停留在文化传播层面，缺乏真正的理论创新来推动能量的突破性释放。这一理论既融合了西方功能主义等学说，又扎根于严如熤等本土先贤对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认知，是中西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在方法论上，“基地式田野”的提出与实践，是对西方主流田野范式的突破，体现了中国特色。其一，摒弃“一年周期”的刻板时间观念，主张长期、持续甚至跨代际扎根一个田野点。这符合传统文化周期性呈现、能量释放具有长期性与多向性的特点，非短期观察可把握。其二，打破“田野点专属权”的学术私有观念，将田野点作为开放共享的“研究基地”，允许多学科、多项目、多代学者协作，汇聚集体智慧。这既适应了当代大学学科梯队建设需求，也继承了严如熤式长期关注一个区域的传统。其三，超越西方“他者观察”的疏离研究立场，提出学者应与社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不仅研究文化，还关注其未来、参与建设。这种方法论革新，不仅吸收了西方参与观察的技术精华，还融入了中国传统“体明用达”的实践关怀，构建了更具责任感和建设性的田野工作伦理。

不难发现，书中重要的洞见，很多是来自对严如熤历史地位的重新发掘及对近代学术史的反思。通过将严如熤置于清中期世界田野学术脉络中比较，揭示了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当欧洲学者还专注于对“野孩子”、“野蛮人”的猎奇观察或服务殖民利益的随意记录时，严如熤已在湘西苗疆和陕鄂川边区，运用类似“文化区”的视野、结合历史纵深与现实横切面的方法，开展系统、规范、长期的田野调查，其《苗防备览》等著作的知识深度与系统性远超同时代西方同行。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比如中国学者如凌纯声的优秀田野工作，却常被简单归因为西方导师的理论方法输入。可是，凌纯声等人的方法论核心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严如熤代表的中国深厚田野传统，而非纯粹西方舶来品。这一发现警示我们：倡导的“某某学科中国化”，其前提可能基于对自身传统的“去中国化”认知。近代田野研究日益“西化”，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话语中的主体性弱化，这一趋势需要扭转。

这种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体现为对传统文化分类的精细化。正如谭必友教授发表于“田野中国学”公众号的【辛女国探奇】第77、78两篇文章中，他以武陵山地区的田野发现为案例，依据“可感知性”与“常见程度”将传统文化分为“近层传统文化”、“底层传统文化”以及“原生传统文化”三类。其中，近层传统文化如活跃的宗亲关系，贴近现实生活且易被感知；底层传统文化如废弃的古庙、失传的武术，沉于社会底层，需深入挖掘才能显现；原生传统文化则如百年一次的祖祭仪式，保留着最本真的形态，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些分类不仅丰富了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体系，也为理论的普适性提供了具体支撑。通过对不同层级文化的细致剖析，既能把握中国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又能提炼出文化演变的普遍规律，使理论在跨地域跨国界的田野学研究中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从研究维度来看，也从最初强调人文科学属性，发展为如今兼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维度——既重视文化价值的阐释，也关注社会运行的规律，使研究既有温度，亦有深度。

因此整体而言，“田野中国学”的目标是修复中国文化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割裂”，重建学术主体性。它直面“国学热”中存在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及典籍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压制，批判人类学和民族学传入后形成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大传统与小传统、文本与活态等对立框架。田野中国学以“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活态文化”为统一研究对象，将所有地域、民族的文化传统视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文化能量平等论”消除文化优劣的预设偏见。这种整合不仅是为消除学术分歧，更回应了时代命题：在全球化学术浪潮中，中国学者如何从自身田野实践与传统智慧出发，构建真正属于中国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论体系，而非仅作为西方理论的跟随者。浦市团队的探索，尤其是“创知致用”、“基地式田野”、“文化能量论”等核心理论，正是重建这种主体性的尝试。

学问的生命力，终究要扎根于研究的土地与人民。当浦市团队将恢复龙舟赛视为学术成果的一部分，通过“过程成果”与村民共享文化发现时，践行的是一条将知识生产、文化传承与社会福祉相连的学术道路。这条路虽充满挑战，需要长期坚守与集体智慧，但如浦市的熤园所象征的，它为中国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中探索自身道路、发出自身声音带来了希望。

创知致用的社会科学研究先驱——《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读后感

浦市田野，这片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不仅是田野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在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解读。费孝通先生作为田野过程成果写作的先行者与奠基人，他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和经验。不过在我国，是否还有更早的田野实践者呢？谭必友教授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发现了这位被道光帝誉为“天下第一疆吏”的严如熤，并为他撰写了传记——《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详尽的传记，更是一本对当代学者在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具有深远启发意义的学术著作。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刻认识到严如熤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对当代学者的借鉴作用，以及他在田野调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早在清朝，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便已悄然兴起。追溯其源头，可至明清易代之际，彼时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四伏，诸多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强调学问的实用价值。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家，纷纷主张学问应超越理论探讨，切实关注社会问题，为社会带来积极改变。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堪称这一思潮的典范之作，他深入实地考察，详尽记录各地地理、经济、政治状况，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而严如熤同样也是经世致用学派的杰出代表人之一。他一生秉持学问应注重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并重的理念，无论是在岳麓书院求学，还是在明山书院讲学，亦或是在各地开展田野调查，都充分展现了他对“用”的高度重视：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严如熤深受大儒罗典和姚雪门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世学主张。他不仅深入研习经义，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密切关注民生问题；担任明山书院主讲时，他将岳麓书院的问学精神引入，强调“体明用达”，即学术研究既要注重理论探讨，更要关注实际应用；通过田野调查，他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在旬阳县令任上，他倡导全县修筑堡寨，训练壮丁，以增强地方的防御能力；他还提出了工商信用体系的设计，试图通过政府的统一管理，提高木材企业的效益，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汉中知府任上，他主持修订了泠水河水约，建立了水利共同体，为当地的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他还重建了汉南书院，提出了书院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新关系，强调政府官员对学生的教育责任......这一扎根现实、服务民生的实践智慧，根植于实践的学术理念对当代学者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局限于理论的探讨，而忽视了其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当代研究生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注社会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实际贡献。

严如熤的田野调查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涵盖军事地理、水利建设、经济制度，还涉及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他深入各地，与不同阶层的人交流，从军事战略到民生琐事，从经济政策到文化传承，无所不包。这说明田野调查者本身要有足够广泛的学识，不能仅拘泥于某一专业领域，而要具备“全能”的素质，同时还要积累多方面的常识，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田野调查，解决实际问题。除此之外，严如熤的调查方法也十分严谨，他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访谈，尤其喜欢访问当地的耆老。这些耆老的经验和智慧通常为严如熤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信息。通过这些访谈，严如熤不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还能够从民间的经验中构建知识体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其实，严如熤对“耆老”的重视与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中“核心报道人”的选择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田野调查传统中早已存在的常规方法，而严如熤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与规范，使其成为兼具传统根基与实践效能的田野方法范式。

严如熤虽多次面圣且受皇帝赏识，但他的诸多建议，如“屯政”，却因时代局限未能受用和推广。尽管如此，他仍以赤诚之心投身学术，深入实地研究，关心民生。他的学术研究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还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供了诸多可行方案，其价值不可估量。正所谓“鉴往知来，彰往察来”，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应汲取其学术精神，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过程成果的方法论价值——《田野过程成果初期样本》读后感

在深入阅读《田野过程成果初期样本》后，我仿佛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学术之旅，与费孝通先生的智慧结晶——《桂行通讯》和《江村通讯》——产生了深刻的共鸣。结合费孝通先生的这两篇通讯记录，熤园学者从浦市田野反思中所凝炼出“过程成果”与“目标成果”的重要概念，是田野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然结论。前人的智慧结晶中，无不突出“过程成果”的重要性，而作为一名熤园学者，我们更应该深知并用行动证明其不可忽视的深远意义。

费孝通先生的通讯作品，虽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人文关怀。我非常佩服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每一篇通讯都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将田野中的点滴细节、人物情感、社会风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语句简短而精炼，叙事写景清晰明了，让人在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他游历的每一个情景。这种语言书写表达能力，不仅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是他长期深入田野、细致观察、深刻思考的结果。

在通讯记录中，我们应力求语言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避免使用主观性较强的词汇，如“我认为”、“我觉得”等词语在两篇通讯中都没提及，费孝通先生多是对现象、经历或景观的客观描述，而这确保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通讯内容不受个人情感色彩的影响时，接收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事实本身，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

除此之外，费孝通先生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力和记录能力也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他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却能对当地的房屋建筑、风俗习惯、工作分工、通婚制度等方面进行十分详细的描写。这些记录不仅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我认为这种观察力和记录能力源于费孝通先生对田野工作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他深知田野中的一切都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因此他广泛收集材料，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田野功夫是我们每一位研究者都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应当保持敏锐的观察力，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无论是大到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还是小到在车程上看到的沿途景观、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或者当地人愿意透露出的私家事，都应当成为我们记录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提供真实可靠的学术研究。

在田野工作中，访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费孝通先生在通讯中写到他在正式步入话题前通常会与当地人进行闲聊，拉近彼此的距离，营造轻松愉快的访谈氛围。他还会根据当地习俗，如喝酒或猜拳等娱乐手段，进一步拉近与访谈对象的距离。除此之外，在访谈过程中还应非常注重访谈对象的情绪变化，不能唐突或贸然进行，要安抚访谈对象的情绪，缓解紧张的情形。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尊重不仅体现了我们研究者的人文情怀，也使得访谈更加深入、有效。作为后学者，我们应当在访谈中借鉴这些技巧，在访谈中，要注重与访谈对象的沟通和互动，营造良好的访谈氛围。

田野调查看似简单轻松，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繁杂且需要耐心的事情。费孝通先生之所以能在田野调查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离不开他严谨的学术精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环境适应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耐心地去解决和克服。同时，田野调查也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记录。我们应当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畏艰难，不怕繁琐，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田野中收获更多的成果和启示。

　　（作者，周歆悦，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2024级硕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田野学新书出版信息



熤园导师谭必友教授新著《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出版

谭必友教授等新著《田野中国学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出版

熤园新书：《浦市文化论集：田野中国学学步集》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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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文图：周歆悦

审阅：谭必友

编辑：陈博文

供 稿

熤园新媒体工作室

长沙煜园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 运

泸溪县谭子兴文化研究会

湘西州谭氏苗拳文化研究会

学术支持

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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