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机空姐眼中的风云人物

雪山老客

大特写

一个专机空姐眼中的

风云人物

（作者：秋实）



在首都北京，有一支担负着中央首长及外国贵宾专机任务的部队。21年前，我作为一名纺织女工，从青岛人伍，在这支部队服役。当过专机乘务员，耳闻目睹了一些风云人物的珍闻轶事。复员回青岛后，这些镜头在脑海中宛如昨日，犹历历在目。

周总理二三事

1971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上级命令我们执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离开我国外出访问的任务。我们几个女兵把候机室打扫得窗明几净，等候着贵宾的到来。

这时，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停在门口，走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周总理微笑着走到我面前。我恭敬地向总理敬了个军礼说：“总理好！”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小同志好！”我望着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那充满睿智的神态，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他又与走廊中其他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又询问了飞机的准备情况。因外宾还未到，我们便把总理请到候机室等候。

周总理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们，总理一夜没休息，也没吃早饭。我们一听，赶紧为总程准备早餐。总理的早餐很简单，只是吃几片面包和煎鸡蛋，喝一小碗稀粥。每次我们送东西，总理都客气地说：“谢谢！”看到年逾古稀的周总理精神矍铄，平易近人，我心中感到无限欣慰。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总理几天几夜没合眼，一天他又亲临我们机场进一步调查三叉戟256号逃跑的情况。总理这次来事先没打招呼，机场也没给总理警卫，见到总理突然到来，我们都很吃惊。周总理神情严肃地对我们说：“把你们的师长找来。”我们一边赶紧打电话找师长，一边打开候机室，把总理让进去。总理和师长谈了一会儿话，临走时边和我们握手边问：“林彪气不气人？”我们回答说：“气人，是个大卖国贼！”总理点点头。

1975年的一天，周总理又—次来到我们机场，这次是乘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这时的总理已动过手术，我们担心着总理能否经受住飞机的颠簸。师领导亲自下达任务，要求机组绝对保证飞行安全，并由乘务队队长随机服务。总理是第一次乘坐三叉戟，感到比伊尔十八飞机舒适，满意地对机组的同志说：“下次病好了还要坐三叉戟。”听着总理的这些话，我们专机部队多么想让总理再坐坐我们的飞机。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总理最后一次坐我们的飞机了！当我们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热泪横流!

三叉戟的故事

我们军用机场在黛色的西山脚下，T字型的停机坪上排列着一架架乳白色带有军徽标志的专机。三架三叉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其中一架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叶海亚汗总统乘坐过的专机。这架当时的现代化飞机，不料竟成了林彪反党的交通工具。

林彪把儿子林立果安排在空军，不久便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控制了空军和我所在的部队。林立果在机场工字房设有秘密据点，经常坐着伏尔加轿车出出进进，和他的一些死党密谋划策。林立果不是空勤人员，却每天吃着空動灶，有一名司令部的公务员专门伺候他。他爱吃鸽子肉，空勤灶就专门为他饲养了几十只鸽子供他享用。林立果生活的奢侈罄竹难书。

林彪经常散布要“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的烟幕，死党吴法宪及胡平等人心领神会，让机场修理厂把256号三叉戟进行改装，里面拆除了座椅，改成一个个小客舱，一切都是根据林彪的嗜好特制的，耗资几十万元，装修得富丽堂皇，犹如空中宫殿，供林彪专用。

1971年9月初，风景如画的北戴河海滨一座优雅別致的西式小楼（即96号楼），已居住着来此疗养的林彪和叶群。他们就是256号三叉戟送去的。

9月7日，由我执行跟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等人到北戴河去的任务。飞机8点30分起飞。起飞前候机室台阶上聚集着许多送行的贵胄之士，他们诚惶诚恐地围着几名青年男女，为首的是林立果，同行的有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刘沛丰。

林立果和林立衡身穿空军军装，浓黑的眉毛很象林彪。林立衡很温和，长辫子盘在头顶上，显得很文雅。林立果是三叉戟的常客，一副高干子弟的派头，给他送东西时他爱用英语答话。

张清林是林立衡的对象，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在飞机上他言语不多，默默地眺望着窗外。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张宁。早有所闻林立果选妃子的事，这次让张宁在众多人前公开露面，还是首次。张宁皮肤白皙，窈窕身材着—身陆军军装，有沿帽高高地戴在头顶上，领口露出耀眼的绿毛衣，她的美貌和青春少女的良好的气质，令人倾目。

飞行中，林立衡亲昵地和张宁坐在一起，不时给她拿几样小吃，显得很亲热。

飞行了20几分钟后，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等人被接到了北戴河96号楼。机组人员住在机场招待所待命。

第二天（9月8日）晚，我们吃过晚饭后正在机场内散步，突然接到立即送林立果回北京的通知，同行的只有刘沛丰一人。他俩上飞机后便使人感觉气氛有些异样，飞机平飞后，林立果便把机长潘景寅副参谋长叫到小客舱低声交谈着什么。刘沛丰则坐在另一个小客舱阴沉着黑脸一言不发，让人望而生畏。飞机在北京落地后，梯子车刚一靠上，林立果便急匆匆走进一间小候机室和胡平、潘景寅密谈起来。

9月12日，周宇驰在机场工字房秘密据点授意胡平，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将飞机留给林彪和叶群使用，乘务员是专和林彪出任务的一名老兵。他们还研究配备了8架南逃广州的飞机及机组人员名单。

第二天凌晨，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林彪等人抛尸蒙古温度尔汗荒漠。我们起床后不久，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机场就被关闭了，并进驻了戒严部队。

子爵飞机是英制螺旋桨型，它轻盈舒适，客舱典雅，飞行时发出一种悦耳的哨音，为人喜爱。叶群的代号曾用“子爵”命名。专机部队只有两架这种飞机，除了执行外宾任务外，使用权大都控制在林彪及其死党的手里，其它首长是很少能够坐上它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许多有声望的开国元勋陆续平反，于是子爵飞机成了为他们服务的交通工具。

1973年，由我执行把刚刚恢复了名誉的朱德同志送到北戴河的任务。在这之前我虽没见过朱德同志，但上学时读过《朱德的扁担》，对他的丰功伟绩早已如雷贯耳。我急切地想见到他。当朱德同志被随从人员搀扶着走上飞机时，我立刻发现眼前这位受人景仰的老帅因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磨难，已显得很苍老了。

朱德同志身躯高大魁伟，但已耳聋眼花口齿不清，脸上、手上长满了老年斑，嘴里不时地淌着口水。看到一代伟人竟到了垂暮之年，心里別提多难过了。

我根据朱德同志年纪大的特点，送去了能开胃的酸梅晶饮料和水蜜桃。委员长看到水蜜桃很高兴，拿起一个便吃起来，随从人员不时给他擦着嘴边流出的果汁。飞机落地前我送给他一把飞机上的大黑折扇作纪念，他很高兴地打开看着。下飞机时他一直握着它。

隔不多久，我又执行送聂荣臻元帅到北戴河疗养的任务，同行的有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及其他首长。此时的张茜同志已身患癌症，她的女儿和护士捧着吐痰杯侍奉左右。张茜虽已50多岁，但丰姿不减当年。此时的她凝视着舷窗外从机身飘游过的朵朵白云，和那辽阔无垠葱郁的大地，楚楚动人的脸庞上挂着晶莹的泪殊。她悲怆地对身旁的首长和我说：“陈老总虽然坐了许多飞机，但他一直想坐坐子爵飞机却设能坐上。没想到我活着还能坐上子爵飞机，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飞机续航20几分钟后在山海关机场降落了。那漂亮的软着陆动作人们竟没觉察到，不由得都拍手叫好。下机前聂帅、张茜等首长都到驾驶舱和机组人员握手，称赞他们高超的飞行技术，并对机长说：回北京时还要子爵飞机来接。

1974年罗瑞卿大将被宣布平反，由我跟飞机送他回福州与家人团聚。我站在机舱门口迎接他。刚从炼狱出来的罗瑞卿大将身体很虚弱，脸色苍白，被随从人员用轮椅推着上飞机。一路上他缄默不语，给他送的东西他很少吃。他不时地问我地标和落地时间，焦急地盼望着早日见到家人。

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身躯，和那因跳楼摔坏的左腿，心中充满了同情感。

罗瑞卿大将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宁肯骨肉迸裂也不同邪恶势力低头。他在平反后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活。”给人以豪迈乐观的启迪。

飞机在福州机场降落后，罗瑞卿大将和前来接机的家人抱头痛哭，令旁观者唏嘘不已，我见到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大将军。首长的儿子来到服务舱，我把首长让我保管的假牙递给他，没想到他在装行李的过程中把假牙掉在了地上，被车碾碎了，首长一听非常生气，把儿子克了一顿。看着远远离去的车队，我一直想着，没有假牙，首长的晚饭可怎么吃呢？

为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送物品



毛主席因健康原因于1975年夏开始在湖南老家长沙养病。从那时起，从北京至长沙的航线就成了中央首长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工作，以及毛主席接见外国元首的热线。我们专机部队每天都有飞机迎来送往穿梭飞行。此外，我们部队还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每天派一架安二飞机往返长沙给毛主席运送急需物品。

当我们得知是给毛主席运送物品时，心里都非常高兴，不论派谁去，都当成一个重要任务去完成。

当时中央规定：毛主席年事已高，为安全起见，只能乘坐专列，不能乘坐飞机。所以我们那里许多同志没有见过毛主席，只能间接地为他老人家服务了。

1966年我到北京“串联”过，见过毛主席，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激动不已。当我执行这个任务时，我早早来到飞机上，帮助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同志把物品摆放好，唯恐损环。这些物品中有氧气瓶，有毛主席爱吃的辣椒、新鲜蔬菜和两只活童子鸡，另外还有电影拷贝、古书籍和一皮包厚厚的文件。飞机是当天去当天返回，续航时间5个多小时，虽然大家很疲劳，但都愉快地执行任务。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们都很担心。经常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那里打听一点消息。有一天小J告诉我：82岁高龄、好久没游泳的毛主席在游泳池游了一回泳，听后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回北京后和战友们奔走相告，分享喜悦。

我们部队执行这个光荣任务历时半年之久，直到毛主席病重离开长沙回北京才结束。

我所见到的“四人帮”

专机机场，是中央领导人常到的地方，被称为“四人帮”的王、张、江、姚也不例外。

张春桥很少乘飞机，但有迎送贵宾的任务时，他也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到机场去过。进候机室时他也和我们握手，但那手是软绵绵的。他那眼镜后面不苟言笑的面孔，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江青经常出现在机场，是个又神秘又爱出风头的女人。有一次，这位笔名“峻岭”的江青要在我们机场拍摄空军部队飞行训练的照片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参加拍照的人除了我们部队的飞行员外，又调动了其它部队的飞行员及歼击机，兴师动众折腾了两天，我们也忙前忙后地服务了两天。飞机还专门从广州运来了鲜荔枝供她享用。使人想起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

拍摄完毕后，她接见了全体飞行员。突然她发现了我们乘务队一名女战士扎着两条辫子，便说：“怎么还扎小辫呀？还是留短发的好。”她一句话犹如圣旨，师里当即命令我们这些女兵都把辫子剪掉。

江青乘坐专机很怕人见到她，她提出不在候机室门前上飞机，而是让机场把飞机拖到跑道的尽头，这样她的车开到飞机跟前上机后便可马上起飞。

有一次毛主席病重，江青正在大寨参观。我部队奉命派三叉戟去接她。据接她回来的乘务员讲，以前她吃香蕉等水果怕凉，都要用热水烫，而且板着面孔很少讲话。这次回北京却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吃了许多东西，也不挑三剔四了。在主席病重期间，她却这样一反常态，真令人不解。

我见到姚文元是一次执行伊尔十八飞机到上海接他全家的任务。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姚文元指挥着工作人员把行李物品装到飞机上去。他圆圆的脸庞，稀疏的前额，一副学究气度。他的爱人看上去是一个知识型的贤慧妇女。

姚文元和他爱人坐在发动机旁的小客间里客气地谈着话。当时是夜航，从上海起飞，姚文元向窗外眺望时发现机翼上有一排东西在闪光。他神情顿时紧张起来，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发生了故障。我问过机械师后告诉他，那是放电刷，是正常现象，听后他才放下心来。我心想：一个堂堂大人物的胆子竟这么小。

王洪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人长得可谓英俊，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理国事的花花公子。

那是1974年的夏天，东北某地区发生了地震，党中央派去了慰问团和医疗队前去灾区慰向。我们部队几十架飞机穿梭往来忙了一整天，晚饭后我们又接着准备第二天继续跟飞机出差的物资。

这时，师里突然接到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说首长要来打兔子，让机场马上派出警卫站岗，让我们准备好各种水果食品及夜餐等候。晚上10点多，王洪文在随从的拥簇下来到机场，他们坐着装有聚光灯的吉普车，拿着高级的猎枪，满机场追逐野兔，一直寻欢作乐到凌晨三点，这一幕竟和以前林立果在机场打兔子的情景一模一样。

背地里，我们对王洪文的这种做法很气愤。东北发生了地震，死了许多人，可这位党的副主席却无动于衷，这样的人怎能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后来“四人帮”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时，我们都拍手称快。

金日成主席的一次来访

1975年4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要来我国访向。他是4月20日到北京，随后由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陪同去南京参观。这次任务由两架飞机执行，当时我在主机上。

金日成主席和蔼可亲，身体健康，他和邓小平同志坐在一个小客舱内。两人象是久別重逢的老战友，亲密地交谈着。金主席的中国话说的非常好，不用翻译。金日成主席爱喝绿茶，我们给他用上好的西湖龙井。为了防止茶水变黄，彻完茶后不盖杯盖。这样茶水的颜色就能碧绿持久了。

邓小平的四川口音较重，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他又重复了一遍，在旁的金主席说，我们那里有一位同志的乡音也挺重，说话得有人替他当翻译。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来到南京后，金主席参观了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并乘坐游艇从桥底下游览通过，还参观了中山陵等名胜古迹。金主席看到郁郁葱葱如华盖般衔接的行道树，对南京的绿化非常欣赏，立即召开随从人员会议，研究怎样进一步搞好平壤的绿化。

金日成主席下榻在“美龄官”。他对这座建于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的精美别墅很感兴趣，楼上楼下看了两遍，并叫吴振宇元帅给他画下来。

晚上南京市政府安排金主席观看“红小兵”的演出。他对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很喜爱，在接见小演员时赠送了花篮，又亲昵地把一个6岁弹琵琶的小男孩抱在怀里，小男孩搂着金主席的脖子叫了一声：“金爷爷好！”台下闪光灯一阵闪烁，照下了这一令人难忘的镜头。

这次任务完成后，金主席对机组非常满意，赠给每人一条用盒子盛着的花沙巾做纪念。

菲律宾前总统夫人伊梅尔达

1975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又一次乘专机来华访问，除了随行的官员外，还有她的小儿子。

伊梅尔达当时是菲律宾第一夫人，以前来中国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这次她访华时毛主席正在湖南长沙养病。一天，我们奉命用三叉戟将马科斯夫人送到长沙去，毛主席要接见她及随行的几位要员。我方陪同的是外交部王海容和唐闻生。

马科斯夫人一上飞机，我就觉得香味扑鼻。她高高的发髻，敷粉描黛的脸庞和镶嵌在耳垂上的两颗名贵的大珍珠，给我很深的印象。她穿着一身昂贵华丽的蜂皇服，长长的披纱拖在地上，和王海容、唐闻生坐在一个小客间，用英语交流着。她不时地拿出粉饼往脸上扑粉，唐闻生看着她悄悄地对我说：“你看她真大方，当着众人的面就化妆。”我笑了笑。当时我国正处在“文革”后期，所以人们有些看不惯。

飞机到达长沙前，马科斯夫人又换了一身蜂皇服，那服饰的颜色，质料比刚才那件更华丽，更出色。毛主席接见完后，我们又当夜接她返回。

第二天马科斯夫人又坐我们的飞机到上海访问，身后跟着一大批随从。

一位穿蜂皇服的妇人双手捧着一个长长的大袋子，里面装着马科斯夫人备换的盛装。她上飞机和下飞机都要换服饰，连那花伞、手提包、手表、嵌钻镶玉的皮鞋都是随着衣饰的颜色而佩戴的，真是精美绝伦。她有专人捧衣服，有俊美的武官打伞搬椅子，让人见识了一个穷奢极欲的贵妇人。

在上海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她着盛装款款走到麦克风前，要为大家演唱几首菲律宾歌曲。她有自带的钢琴师为她伴奏，她亮开那宽厚的女中音用英语演唱着，宴会厅回荡着曼妙的音符，使人感到菲律宾是个热爱音乐的民族。

她轮番到各桌敬酒，看到我们这个桌子坐了一圈中菲两国的空中小姐，作陪的只有一位上海的男士，便幽默地说：“哟！玫瑰花中间夹了一根刺！”我们哄堂大笑，弄得那位男士很不好意思。

在马科斯夫人离开我国前，我们向菲律宾客人每人赠送了一袋装有各式精美食品的礼品袋。马科斯夫人回赠给我们女士每人一枚印有她头像的合金纪念章及一把抽纱折扇，男士则是纪念章及一条香烟，机长的纪念章是马科斯和伊美尔达的合影。

1976年5月，我复员回到了青岛，结束了5年半的专机乘务员生涯。亲历的那些珍贵的往事，却没因年久而淡忘，反倒越来越清晰了。应《青岛晚报》编辑同志的约请，谨把有关记忆写成以上文字，给故乡的读者。

（原载：《青岛晚报》1992年10月16日和23日第三版，作者：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