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戏台》

布衣江南

私以为，这个夏天，影视圈和文化界，最值得被铭记的事，就是陈佩斯带着《戏台》重返银幕。没有热闹的开场，也没有喧哗的致辞。这部蛰伏了多年的作品，就像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坐着，眼神清亮。十年的话剧艺术的打磨，三百多场演出，它早已不再是一个新故事，却始终有着说不尽的内涵和分量。

《戏台》的荒诞，一开场就开始了。“五庆班”受命排演一出“新政大戏”，原本的《霸王别姬》因悲剧性结尾，不能投胜利者所好，而被迫改头换面。唱词要改，情节要改，“项羽不能自刎，刘邦必须上吊”，演“霸王”的演员也必须钦点，理由很简单：因为霸王是英雄，我不想他死；因为他是我老乡，我就想让他演。什么，不服？你就问问我手里的枪服不服吧。

剧中，陈佩斯饰演“五庆班”班主侯喜亭。一个夹在旧戏规矩和新权覇凌之间的人，一个一边磕头，一边咬牙守着唱词的人。似乎他总是在屈膝低头，但他的低头，又不是全然的顺从，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权衡，他无时无刻不在算一笔帐：这么一出戏，有多少人要指着它活命？一场演砸了，还能不能有下一场？他不愿放弃，也不愿赔命。他只能在夹缝里，把一门技艺，改得还能看得过去。这是“将就”，更是“苦撑”。他清楚该退到哪里，也知道什么必须留住。

相较小品舞台的滑稽搞笑，陈佩斯在《戏台》中的表演，更像是一张老戏单，泛黄，却还在坚守着某种格式，那大概就是时间，汗水，和无数个日夜打磨出的“寸劲”与“巧劲”。让人觉得，他演的不只是侯喜亭，而是一整代懂戏的人，在不懂戏的掌声中活下来的样子。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一句话，一腔子事儿，通过候喜亭这个角色，全部演了回去。不是喊，也不是怨，更不是恨，是用一整出戏，唱给我们和整个时代听的深厚悲悯。不知怎的，忽然有些鼻酸眼涩。说实话，我还是怀念，还是忘不了，春晚舞台上那个吃面，摔碗，扮傻，总是让人捧腹、让人开怀大笑的陈佩斯。

最喜欢《戏台》结尾的那场戏，又静又燃。当攻城的炮弹落进了德祥戏院，戏台上的人依然在唱。侯喜亭站在乐队中，抬起胡琴。他没说什么，只是轻轻拉出那句熟透了的过门。唱的是旧词，拉的是老调，可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金啸天挺起了腰杆，思玥重新冲进了戏院，洪大帅也不再插话。所有演员好象角色附体一样，都在用整个生命守护着什么。这一回，没人逼他们唱，但他们还是唱了，不是为了取悦谁或忤逆谁，只是觉得，这一回，值得唱完。这场戏，没有技巧，只有敬意。这场戏，是唱给一门老手艺听的。唱完了，像是还了一笔老账。欣慰的是，还真有人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在惊慌失措、四下逃避的人群中，坚持听到了最后，虽然蜷缩的身体并不好看，但神情却越来越陶醉享受，他们也的确像是听懂了什么。

《戏台》无疑是荒诞的，但荒诞的大框子里坐满了现实的果子。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是的，《戏台》就像一面镜子，镜子不说话，却最真实。它不反驳，也不指责。它只是把一个戏班，一种处境，一类人物，平平静静地摆在你面前。它照见了陈佩斯。他没有用力讲自己的事，却把自己的沉默放进了侯喜亭的台词里。他没讲春晚，没讲那场官司，也没讲自己离开小品舞台的遗憾与无奈。但观众看完这部戏，心里都明白，他这么多年来，内心一直在排着一部戏。

它也照见了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来看戏的，其实，我们早已坐在了这出戏里。戏里戏外，我们也在改词，也在调头，也在试着唱得讨好一点。有些话我们不说，是因为怕误会；有些词我们不唱，是因为不知道，还能不能唱。

就这样坐在黑暗里，看完，起身，走出影院，不说话。但心里，却分明响起了陈佩斯在《戏台》上映之前说的一段话：

“只想让我们的儿孙辈，永远看着它开怀大笑，痛痛快快地笑，而不要像我这样，说起这故事时，总带着当事人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