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随笔

卢冬林

年轻时曾有过当兵的梦想。

那时农村的年轻人都羡慕军人，军人家属也跟着沾光，家里有子弟在外当兵，家门口的门楣上都会有一块小小的金字招牌，上书“军属光荣”四个字。农村大姑娘找对象，想找个端铁饭碗的工人、干部子弟，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于是找个农村当兵的或退伍军人成了最好的选择。所以，村里哪家门口有个“军属光荣”的牌子，无论家境贫富，都会引来姑娘们的青睐。那时的农村人实诚，信任当过兵的人，当过兵的人，人品错不了。我二舅1964年去福建当的兵，我外婆家门口就有一个“军属光荣”的牌子。小时候去姨妈家，看到最大的一块“军属光荣”的牌匾挂在厅堂，那是1959年县政府送给黎同新将军母亲的。黎将军母亲去世后，将军的姐姐带着小儿子和儿媳（我姨妈）住到了母亲家。

1977年冬我参加征兵体检合格，政审也通过了，但就是没有等到入伍通知。后来去打听了一下，有消息说，当年招兵政策，主要照顾下放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农村户口只能作备胎。我高中同学中就有几个城镇户口的当年去当的兵。但到公社武装部去问，有关领导解释说：走访了你父亲，征求过他的意见，你父亲说，你家经济困难，你是家里的长子，不去当兵还可多挣几个工分，改善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如此这般，我只得认命。

1982年，我到高安师范读书，在高安县的一个纪念馆内，看到了一列年青士兵的遗像，共二十四位，全都是瓷板像。看了遗像下的说明才知道，这是高安籍参加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的烈士，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大都是在1978年入伍的新兵，那照片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那次战争，宜丰有三人成为烈士。我同学中也有人参战，但都胜利凯旋，其中一位参战老兵在2021年8月2日在水库游泳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四十多年过去了，高安那二十四位烈土的照片还挂在那个纪念馆么？

当解放军的愿望没有实现，当上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也不错（村里的民兵分为普道民兵和基干民兵，基干民兵除了受大队领导外，还接受公社武装部领导）。其实那时我们山区农村的民兵不象电影中的民兵，电影中的民兵大都是战争年代或地处前线，或参战，或抢救伤员，或站岗抓特务。我们处在和平时期的大后方，生产大队的民兵连，只是有一本花名册，只要是贫下中农的子女，在适合的年龄之内（不记得具体多大年龄，大概是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吧）你的名字就会写在那花名册内。我在册的那几年，倒是以普通民兵的身份参加过1977、1978两次大队民兵连组织的夏季短期（十来天）军训。还在1977年冬天参加了全公社组织的基干民兵连（一百多人）修山塘水库的劳动，住在塅上刘家屋里一个多月，山塘就在姚家屋场后的小坑内。这期间，正赶上恢复高考，我和很多高中毕业的民兵都匆匆忙忙地报名参加了那次高考，结果都是名落孙山。1977年冬天，我遭遇应征和高考两次败仗，父亲意识到我精神受挫，马上写了一封信鼓励我。

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这边远山区，青年们的婚姻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自由恋爱成婚的也有。参加民兵连的军训或劳动，是当时青年男女交流交友的重要机会。当年有很多婚恋故事就发生在民兵集训期间或修水库的工地上。有一次听一个瞎子唱道情，讲的是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的故事，其中有一句唱词，是父亲骂女儿自己在水库工地找对象的：“指望俉朅赚工分，冇想到俉死得朅拣老公。”我呢，一心想跳出农门，心思不敢往婚恋方面去想。

我在家种田那几年，大队每年都在五月或六月份搞一次民兵训练，训练地址在大队部门前禾场上（湾溪小学的操场），每次训练一般的科目是：队列训练、拼刺刀、投弹、瞄准、谢击等，那时对民兵工作的要求是：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大队的民兵训练除了这几个军事科目外，还有一项，就是砍柴卖钱，先把集训期间吃饭的经济落实了，才能做其他的落实。一般是头两天砍柴卖给县城的机关单位，每人每天八百至一千斤的任务。这样大概每人能赚六、七块钱，够十来天的饭菜费用。一日三餐“扳甑饭”（一大木甑饭，大家可吃完一碗再添一碗，吃饱为止，但有时会饭不够，你刚吃完一碗，想再添饭甑已空了。有人会悄悄传授经验，第一碗装少点，尽快扒下肚，第二碗能装多少装多少，这样自已就能吃饱，把饥饿留给别人）。八人一桌（用小学里多余的课桌拼成饭桌），有五六个蔬菜。偶尔会有猪肉、鸡蛋。而一九七七年那次基干民兵修山塘，伙食就差多了，虽然也是“扳甑饭”，但每餐都是一桌人一盆煮南瓜，说是一“桌”人，实际上饭桌都没有，把一个竹尾巴插在地上，破开上端，分成七、八片叉开，绕上竹篾围成一个漏斗状，把装菜的脸盆搁在漏斗上，八个人围着抢食，这样的饭“桌”，在刘家屋前插了一大溜。虽然也砍柴卖了钱，这钱用在了买“装备”上：一人发了一双解放鞋、还有一根捆被子用的军用被带。我在一年后当了民办教师，那双解放鞋和被带被同村的姚桂芳拿走了：说是他顶替我，当上了基干民兵。

1980.6.21在湾溪河的板桥上留影。

我在1977年的军训考核中，第一次打靶，五发子弹共打45环，三个10环一个8环，一个7环，除了被几个女民兵多看几眼外，还被几个剃了光头（没一发上靶，O环）的男生嘻闹追打。（同样的情形在二十多年后又出现，那年开学不久，二中高一学生军训，结束时，学校领导和高一的班主任等老师在山峰凹靶场打靶，我混在他们当中，跟着打了五发子弹，共41环，躺在我身边的副校长只打了二十多环，还有两发脱靶，马上有人大喊，看错了吧，这怎么可能呢，也有人分析，一定是旁边的人瞄错了靶，打到卢某的靶上去了。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不会骑自行车，说与一老妇听，老妇惊讶道：他不是党员吗？党员还不会骑线车子？）。

第二年军训时我任二班班长，背上了冲锋枪——军训时枪枝是从县武装部借来的，班长配冲锋枪，战士配步枪。主要职责是带领本班战士练习各科目（教官是本大队民兵连长，讲解动作后由各班分班练习），负责叫立正、稍息、齐步走……为战士纠正动作时，说到“臀部”要怎样怎样，那战士说：连长说是“电部”，你怎么说是“痛部”？我只得说：书上说是臀部，土话叫“电部”

几次民兵训练，出了两次事故。

一次是学习分解、组装和擦拭枪枝时，有一个女孩的步枪靠在大队部二楼走廊拦干上，不小心碰倒掉到了一楼台阶的麻石上，木质枪托摔裂成两片。吓得这女孩大哭起来，旁边的人也手足无措，民兵连长也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上海知青邓日佳有办法，他正在自家做家具，有从上海带来的白色乳膏，把两片枪托用乳膏粘上外用麻绳绑缚，两天后干透，修复如初。

第二个事故，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连长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武装部弄来一颗手榴弹，准备放个大“爆竹”，来庆祝军训结束。连长自己未投过实弹，不敢乱来，有几个后生跃跃欲试，最后选定姚家的胡淼冰来投弹，他平时投练习弹投得最远。地点选在大队部后面的芒下生产队的晒谷坪上。

早上，晒谷坪上的草上还带着露珠，全连的民兵齐集晒谷坪，也没有整队，大家都散乱地站在晒谷坪东端，我被人挤到了人群第二排，站在我前面的是赤脚医生蔡八章。我伸长脖子，看胡淼冰把手榴弹的后盖拧开，把一个小环套到右手小指上，然后右手紧握手榴弹，向前跑了几步，身体后仰，右手向后扬起，再向前挥手，手榴弹从他手上飞了出去。大家静静等待，两秒，三秒，只听“嘭”的一声闷响，大家欢呼起来，我也向前挤去，却被蔡医生挡住，只听他“啊”了一声，双手按住右大腿内侧，又见他指缝间滮出一线血珠，射向一尺之外，黑色的裤子也湿了一片，我大叫了一声：“蔡医生流血了！”欢呼的人群突然回头，愣在哪里，脸上露出愕然的神情。

不知哪位女民兵拿了一条汗巾子（手帕）给蔡医生，蔡医生自己把伤口包扎了一下，看止住了血，我扶着蔡医生一拐一拐地走到了大队医疗室。后来是正在县医院进修的邹河芳刚好回家，他为蔡医生处理了伤口，取出了一粒小弹片。好在只伤了点皮肉，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蔡医生是邻近大队的人，被请到湾溪来做医生的，这次炸伤前不久就在湾溪河的木板桥上炸鱼，点着一个雷管丢下河，轰的一声，河面上浮起一大片白色，把他激动得在板桥上跑来跳去，经过打捞，足足有两浅谷箩的鱼，鲢鱼为主，还有胖头鱼、鲤子、草鱼，大概有七、八十斤，这是我看到过的收获最多的一次炸鱼。蔡医生喜欢看书，他在湾溪行医时，订了一些杂志，我就借阅过他订的《人民电影》杂志（即《大众电影》，特殊时期改名，之后又恢复原名）。

民兵训练时得的奖品。

1980年6月21日，正是大队民兵集训期间，从芳溪来了一位照相的年轻人，他走村串户，为人拍照。那时我在大队小学教书，同在小学教书的姚青芳，他是1974年去当的兵，才退伍不久，我就找到青芳，叫他带上军装并装上帽徽领章，从民兵连长那里借了一支冲锋枪，在湾溪后山的一棵大樟树下拍下了这两张假冒军人的照片。

最近在阅读《汪曾祺精品集》，一套四册，人间有趣、人间邂逅、人间有味、人间草木。汪曾祺是我仰慕的文学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其作品自成一格，天真隽永，自在风流，文风朴实自然，行云流水，深得自然之意趣。给读者带来精神世界的清宁之美。

录一段汪曾祺语，作为本文的结束：

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逍遥散人

2025年8月1日写于二中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