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吴文化博物馆新九州系列特展④：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上）

乡间小道

凉州，取地处寒凉之地之意。凉州一词自西汉武帝时诞生以来，其地理与行政空间因时而变，但大致范围在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一带，以西汉设置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代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可以满足我们对于凉州所有关于地域和文化方面的想象。羌戎、月氏、乌孙、匈奴故地的凉州，自西汉河西四郡的建置始纳入到中原儒家文化教化的版图，同时作为西域佛教文化传入的必经之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五凉时代百余年的快速经营后，“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成为了华夏视野中的文化昌盛之地。凉州，连接南北，沟通东西，杂糅胡汉，融汇中外。从汉代的“河西四郡”到隋唐的“西域四郡”“安西四镇”，可以说汉唐气象半在河西，以凉州为最；及至宋元，党项与蒙古的入驻为河西文化注入新的血液；降至明清，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凉州也从对外开放的门户变作控驭西陲的要冲。抚今追昔，在追慕汉唐磅礴浪漫的光荣与梦想时，凉州始终是寄托美好想象的重要承载。 本次特展甄选了3个地市、6家博物馆共181套272件文物，由吴文化博物馆和武威市博物馆联合主办，得到了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酒泉市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分为六个单元展开叙述，力图通过恢宏的历史与真实叙述的视角，带给你无比丰富的文化想象空间。 展览入口处 第一部分：早期东西交流前沿 河西走廊地理版图狭长，历来是各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区，它东接关中与中原，西靠新疆和中亚，北连欧亚草原的蒙古高原，南与祁连山脉和青藏高原相倚。中西、南北的不同文化因素藉此通道得到交互传播，使得该地域成为我国内地与欧亚大陆中亚文化交汇的重要缓冲地带和交通要道。河西地区在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中体现在物质遗存上的重要作用，以彩陶和青铜的地位较为突出，其文化因素体现出强烈的中西交流色彩。 锯齿网格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武威市博物馆文物商店移交 口径6.5cm，高20cm，底径8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菱格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征集 口径6.5cm，高11cm，底径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口沿至肩部有宽带形双耳。颈部饰三角纹，腹部菱格纹。 三角纹单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鸳鸯池遗址出土口径13.5cm，底径9cm，高15.5cm。武威市博物馆藏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共有四个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彩陶。这件陶罐就是典型的马厂类型彩陶器。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晚期阶段，距今约4350-4050年。马厂时期的陶器种类非常多，彩陶中大量使用红色陶衣，也有少量的白色陶衣。一般来说，马厂类型的陶器陶质普遍比较粗糙；在彩陶的装饰中，宽线条运用娴熟、图案较粗犷豪放，不讲究细腻严密的韵味。 平行线纹单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 1981年武成市新华镇李府村出土口径5cm，高9.5cm，底5.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菱格网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87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出土口径10cm，高19.8cm，底7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圆点纹折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出土口径8.3cm，高12.8cm，底径5.8cm，最大腹径12cm武威市博物馆藏马家窑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因1924年最初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别发达，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厂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彩陶的制陶工艺里，已经开始使用慢轮修坯的技术了，并且会利用转轮，来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 菱形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皇娘娘台遗址出土口径8cm，底径4.9cm，高9.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网格纹桶状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古浪县裴家营乡老城出土口径5,5cm，底径6cm，高12.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双耳细泥红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朵家梁遗址出土口径10.8cm，底径6cm，高13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鸟形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鸳鸯池遗址出土 口径7cm，底径3.5cm，高10cm 武威市博物馆藏整个器物为一鸟形。器形独特，是马厂类型较为少见的器物。 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1990年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朵家梁征集口径9.5cm，底4.7cm，高9.3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彩绘木马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49cm，高77cm，宽15cm武威市博物馆藏在河西的众多动物俑中，马俑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因为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座骑，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牲畜。河西地区是我国繁殖、培育马匹的主要基地。汉武帝曾多次派人到西域引进宝马，在河西地区培育出了既适应我国生态，又具备优良体格性能的新良马，它的特点是高矮适中，力量与速度兼备，既可以拉车又宜于骑乘。这件磨咀子墓群出土的木马俑，就是按照当时良马的标准制作来雕刻的：马眼突出，意味着心脏的强劲；鼻孔阔大，代表肺活量大；耳小而尖，是易于驾驭的象征，前腿部两块鼓起的肌肉意味着善于奔跑，而宽阔平直的背部，非常利于平稳负重且耐劳。 双耳细泥红陶盂新石都时代，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皇娘娘台遗址出土口径13cm，庭7cm.高10cm 武成市博物馆藏 青玉圆形料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海藏湖齐家文化遗址出士直径4.8cm武威市博物馆 柱形玉料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海藏湖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直径2.5cm，高2.5cm 玉凿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海藏湖齐家文化遗址出土长4.1cm，宽3.9cm，厚1.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夹砂圜底尊新石器时代沙井文化，1993年武威市凉州区丰乐乡（现康宁镇）东湖村一队征集 口外径8cm，高2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菱格纹双耳双鋬彩陶罐四坝文化，征集口径8.07cm，底径6.93cm，腹径12.66cm，高13.48cm四坝文化是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以最早发现的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遗址命名，距今大约3500-3900年。四坝文化受到新石器末期的影响，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的重要部分。从四坝文化独具特色的彩陶以及大量的铜器中观察，四坝文化与马厂、齐家等其他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四坝文化也与新疆、中亚等西部区域有着互动与交流。 方形青玉璧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1984年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海藏湖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厚1cm，内径3.4-2.8cm，长8cm，宽7.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单耳彩陶罐四坝文化，征集口径8cm，底径5.5cm，腹径10cm，高9cm酒泉市博物馆藏 第二部分：河西四郡——凉州概念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河西一带为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驻牧之地。汉初，匈奴渐强，破月氏，击乌孙，占领了河西地区。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改雍州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之故，其下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陇西、金城、天水、安定等九郡，覆盖了今甘肃省的中西部地区，雍州改凉，正式进入中原版图。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占有河西后，西汉政府在走廊北部构筑起绵延数千里的汉塞防御系统，确保了沿线的安全和畅通；又有计划地在令居以西至敦煌的地区实施移民实边政策，最初是军队戍卒屯田，继之为“或关东下贫、或抱怨过当，或悖逆亡道”的中原贫民和获罪文士官员。内地人士的迁入，不仅带入了丰富的劳动力、先进的农耕技术，更带去了汉地儒家文化与生活方式。 为隔绝羌胡、沟通西域，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两次出征西域，败匈奴，收复河西地，随后置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在武威、酒泉两郡下各分置张掖、敦煌郡，设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玉门关遗址位于今敦煌市西北，汉武帝始置，是汉代设立在河西走廊西端最重要的关隘遗存，在地理上具有东西交通分界的标志性地位。遗址遗存主要包括小方盘城遗址、大方盘城遗址、汉长城边墙及烽燧遗址（包括20座烽燧、18段长城边墙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两千余枚简牍文书、丝织品及包括屯田工具在内的大量生活用器。 四神规矩铜镜汉1977年武威市凉州区六坝乡（现高坝镇）出土直径16.5cm，厚0.3cm，武威市博物馆藏铜质。桥形钮，钮座外双边方框，框内篆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西戌亥”十二地支铭，间隔十二个小乳钉。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四神及鸟兽各居其一。外区环绕一圈铭文带，锈蚀严重，字迹难辩。宽平缘，饰锯齿纹和卷草纹。 铜弩机1992年武威市征集通长15.5cm，机身宽3.6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连弧纹铭文铜镜汉1997年武威文庙牛公祠出土直径8.6cm，厚0.4cm武威市博物馆藏 “长宜子孙”连弧纹镜汉1977年武威市凉州区六坝乡（现高坝镇）出土径14cm，厚0.5cm，武威市博物馆藏镜正面光洁；背面半球形钮，柿蒂纹钮座，纹间有“长宜子孙”四字，座周为同心圆，圆外饰内向连弧纹，纹间又有“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八字。外缘一圈锯齿纹，宽沿外凸，素洁无纹。 虎符（仿制品）汉武威市共和街征集长11.2 cm，宽13.4 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铜质。虎呈扑食状，翘尾弓背。为右半部，虎背有错银篆字，惜不可通读。此虎符是汉代传达命令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 汉简敦煌市博物馆藏1990年悬泉置遗址采集，长24cm，宽2.5cm双面单行书写。简文：“敦煌大守長史君足下進酒食進史（A）敦煌大守長致隆下OOOOO(B) 汉简敦煌市博物馆藏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长23.6cm.宽0.9cm 简文：“玉門移建始元年计吏卒乘亭隧鄣别薄都尉鄣卒四人校竟寧元年料卒十八人承躲少十四人解何”。“建始”是西汉成帝年号，“建始元年”为公元前 32年，“竟宁”是西汉元帝的年号，“竟宁元年”是公元前33年。 都护军侯令史简敦煌市博物馆藏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长23.2cm，宽0.9cm 简文：“都護軍候令史右扶風茂陵孔嘉里戴江馬一匹騩馬崔牡齒十四歲高六尺一寸”。“都护军侯令史”是西汉的中下级军官职务， “右扶風茂陵孔嘉里”即该令史的籍贯。 汉简敦煌市博物馆藏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长23.4cm,宽0.8cm简文：“關曹言鄣亭隧有方○○弩○機郭不调利請工治言大守府八月戊辰史安世奏封”。汉代部分政府机构分曹治事，“某曹言”简应该是诸曹曹吏日常处理事务即封存相关文书的记录，此处“关曹”为玉门关曹。意为鄣、亭、隧的有方、弩机等兵器无法正常使用，关曹向太守府发文，请求工匠修治；“八月戊辰史安世奏”，即在八月戊辰这一天由史安世请示后封缄或封装相关文书。 大泉五十铜钱范新莽，酒泉县上坝乡野猪沟出土8×8×1.3cm,重0.35kg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大泉五十”是王莽摄政后实行的第一种货币，但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存在，是新莽时期铸行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直到东汉更始年间才彻底退出流通领域。该钱范呈正方形，青铜质，做工精良规整。内有浇口，中心有流铜柱。“大泉五十”四字为篆书，书法飘逸流美。经研究，该钱范应为铸造子范所用的母范。 带盘博山炉汉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白疙瘩村出土通高25cm，盘底径2.5cm，炉高13cm，炉围4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炉盖镂雕成山峦形，高而尖。炉身为盘口深腹，腹部有一圈凸弦纹，炉盖与身有扳扣连结，现已锈蚀。炉身底有竹节状柄及空心台座与托盘连接。造型庄重、大方，反映出汉代铜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铜龙首柄醮斗汉1991年武威市凉州区东河乡（现金河镇）王景寨墓群出土 通长28cm,柄长16cm,勺径1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铜质。柄、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柄首呈张口龙头形,勺内有黑色炭迹。 绿釉陶博山炉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长城乡出士底9.5cm，高16.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陶质，分盖、身、托盘三部分，炉盖高而尖呈山峦形，有镂孔，炉身呈半球形高足杯状，通体施绿釉，底无釉。结构简单，器型规整，为汉代流行的随葬明器之一。 红陶炉汉1957年武威市凉州区柏树乡出土口7.8cm，底7.3cm高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武威磨嘴子汉墓群磨嘴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城南十五公里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该地区为汉时武威郡姑臧县所辖乡里之地。墓葬密集地分布在开阔的黄土台地上，从河岸直至台地最高处。该区域土质干燥，降水稀少，干燥少雨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磨嘴子汉墓群随葬的木雕得以大量完好地保存下来。截至1981年底，磨嘴子地区一共经历了四次考古发掘（1956年、1959年、1972年和1981年），前后共发掘清理了汉代墓葬72座。2003年至2005年，又开展了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出汉墓百余座。墓葬以中小型为主，根据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其年代为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墓主大多为从内地迁徙而来的官僚士大夫。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木雕中，人物题材较少，大部分为形态各异的家畜、家禽木雕，体现出汉末以来的庄园经济生活特点。人物木雕大体上可以分为侍俑、舞俑以及六博俑，其雕刻的刀法粗犷，往往仅是简略地削出大致形体的轮廓，再用墨笔对局部细节略作修饰；动物木雕的题材多样，既包括常见的家禽、家畜，也包括野生动物，其中以木雕马的造型最为精彩；此外，磨嘴子汉墓群中还出土有鸠杖和独角兽。这批木雕，少了明器的幽冥之气，而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动物雕塑更是充满温情，活泼有趣。 红陶仓汉1989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背8.5cm×7cm，高11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陶耳杯汉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洪祥乡征集长5.5cm，宽3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陶质，椭圆形口，表面施绿釉。 红陶井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河东乡老庄村出土井盘8.2cm×8.2cm，高10cm 武威市傅物馆藏 绿釉陶灯汉旧藏口1.5cm，底5.1cm，高13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红陶盘汉1989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面径18.2cm，高3.6cm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陶质，底有四短足，盘内纹饰为压印同心圆弦纹。 红陶豆汉1972年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出土口2.5cm，底4.2cm，高7.8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灰陶灶汉武威市凉州区吴家井镇征集长17.7cm，宽15.5cm，高4cm 武威市博物馆藏灰陶质，灶面呈马蹄形，灶面置三釜，釜为圆口平沿，弧腹，平底。灶面模印食物和灶具图案。 红陶熏炉汉1989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底5cm，高7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陶耳杯汉1991武威市凉州区六坝乡十三里村征集口10.3cm×8cm，高3cm武威市博物馆藏 墨绘木盒汉1972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29cm，宽15cm，高1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木雕河西设四郡以来，不仅阻断了匈奴的侵扰，沟通了西域，还使得河西及以东的地域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耕作。河西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木雕，即是农业生活方式的体现。我国的木雕艺术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经先秦及秦朝，在汉代达到高峰。汉代木雕按其用途分为模型明器、建筑雕刻，生活用具和宗教器具等类型。木俑、动物形木雕多是作为明器随葬于墓葬之中。木俑可能是人殉的替代，动物雕刻的飞禽走兽、车马等随葬墓中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 彩绘木鸟汉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通长8.7cm，高3.2cm武威市博物馆藏 木俑汉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大石落墓群出土高27cm，高台县博物馆藏拱手站立状。系木块粗加工出发髻、头、躯干部分，以墨笔绘出五官，发髻染黑色，衣饰有个别部分施以土红色。 墨绘木卧狗汉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18cm,宽6.5cm武威市博物馆藏整木削制。侧卧，两眼注视前方做警觉状，小尖耳直竖，尾平举。通体墨彩。刀法简捷，造型生动。 彩绘木雕卧羊汉武威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通长12cm，高5cm，武威市博物馆藏 彩绘木鸡栖架（复制品）汉1972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磨嘴子公鸡通长22cm、母鸡通长19cm、架通高15cm、架底20cm×8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木雕彩绘奴仆俑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高29cm，宽10.7cm，厚8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木耳杯（仿制品）汉武威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口11.3 cm×9.5 cm,高4.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汉石雕摇钱树座武威市金塔乡臧家庄汉墓出土底径22cm，高20.8cm 武威市博物馆藏摇钱树是古代墓葬中的一种明器，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此类明器主要流行于汉魏时期；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今天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尤以西南的四川为最多、造型最为精致。此外，云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也有发现。摇钱树树座有陶质和石质两类，树枝均为青铜铸造，枝上挂满圆形方孔钱、各类神兽及瑞像。随葬摇镯树，既有镇墓辟邪的功用，也有灵魂不死、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追求。此件摇钱树座座身表面用三角形与不规则的四边形雕成山峦，座顶中间的方孔周围雕一环状的带翅膀卧虎，构成虎卧山顶的景象。山峦可能为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卧虎即为趋吉避邪的灵兽。随葬墓中，此物是西王母之不死神树，墓主人希望籍此得道升仙。 王杖诏书令册简汉·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23.2-23.7cm,宽0.9-1.1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1959年7月，在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磨嘴子18号汉墓中，发现了一组木简，共10 枚，有几放系在一根鸠杖上。从出土位置和残存迹象看，这10枚简应该是捆束后系在鸠杖之上，跟鸠杖一起入葬的，这批简被称为 “王杖十简”。1981年，武威磨嘴子汉墓群18号墓又出土了26枚王杖诏书令册，简和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属同类性质的诏令，内容比王杖十简更丰富更完整，两者同为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珍贵资料。王杖诏书令册简正面有556个字，内容丰富，记载明确，既有抚恤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的具体做法，又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规定。王杖诏令册简和彩绘漆木鸠被称为汉代的“养老令”和“敬老卡”，对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法制史、民俗学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彩绘漆木鸠（仿制品）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16cm,宽6cm,高11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陶井汉2002年4月西峰寺六组居民点南八号墓出土口径8.5×8.5cm，高36cm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眼前看到的这件陶井，可不仅仅只是一件简单的陶器模型。它不仅代表了汉代制陶艺术，还是丧葬文化的重要载体。汉代的丧葬观念讲究“事死如事生”，也就是生前拥有什么，死后也要拥有同样的，所以会随葬大量生活化的明器。可以说，这件陶井是汉代人现实生活需求、死后世界观、社会结构（水井作为公共空间）以及手工业发展水平的生动体现。在博物馆中看到汉代陶井，我们仿佛能窥见两千多年前汉代人日常汲水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对于身后世界的想象与安排。 彩绘木马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长49cm,高77cm,宽1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河西出土的木马俑，其雕刻是按照当时良马的标准制作的，如马的头部注重立体造型，线条横直有度，马头方直高峻显示出力量感，马眼突出意味着心脏的强劲等。通过超越现实层面的刻画，体现了马在当时的人类生活中有着与其他动物颇为不同的地位，它的速度与耐力使它成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中制胜的利器。 木雕彩绘独角镇墓兽（仿制品）1983年武成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身长38cm、身高30.5cm，触角长26.5cm，尾长33.5cm武威市博物馆藏松木质、角、身体、尾、四肢分部件雕刻后粘合而成。兽抵角翘尾，前腿直立，后腿后蹬，作抵御状。角为细长的圆锥形，尾刀形，四足削刻细致、头顶、脊背突棱呈刃状。通体墨绘纹饰、有卷云纹、曲线纹、斜线纹等。兽双眼墨绘成圆睁状。生动形象、是研究汉代雕刻艺术、丧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三部分：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西晋末年，“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州耳”，远离中土的凉州成为了北中国最为安定的地方。公元 318年，张轨之子张寔自称凉王，正式建立前凉政权，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自张氏建立前凉，从301年至439年，河西走廊及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前凉（301年一 376年）、后凉（386年一401年）、南凉（397一414年）、西凉（400年一421年）、北凉（397年一 439年）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史称“五凉”，构成魏晋南北朝凉州地区的政治格局。五凉时期，“天下丧乱，凉州独全”的局面使得中原士人学者渡陇而西，学术也随之西移。五凉对西域、河西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商旅往返、僧侣云游，使得凉州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汇合点。 彩绘木俑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南墓群出土高23.2cm，宽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 彩绘木俑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南墓群出土高24.5cm，宽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 双龙纹琥珀雕扣饰魏晋酒泉市果园墓群M6出土直径3.2cm，厚1cm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该扣饰1999年秋出土于西凉嘉兴二年（418）陇西狄道李超夫人尹氏墓（有‘西凉嘉兴二年’砖质残墓表的明确纪年）。2000年春，在该墓西南八百余米处，发现大型魏晋墓一座，经考古发掘研究，确认为西凉国主李鬻墓。扣饰呈圆饼形，在圆饼形琥珀表面线刻、浅浮雕双龙盘曲，相互缠绕。正面一侧可以清晰看到两龙首交错相对，一龙双眼贯通琥珀，另一龙眼内残留有绿松石装饰物。该扣饰在墓葬发掘清理出土时，置于尹氏胸口的手掌内。由此分析判断，该物应为系挂于尹氏脖颈垂挂于胸前的饰件。 “大夏长印”铜印酒泉市总赛镇出土长2.7cm，宽2.5cm，高2cm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印面呈不规则方形，阴刻篆书“大夏长印”。葸家崖湾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至十国时期，虽然十六国大夏郡县的政治归属频繁变化，但从“大夏长印”的出土地点来看，墓葬主人只可能与建国河西的前凉和西凉关系相对密切。相比男性墓主人生前担任前凉大夏县长、死后返葬于故乡的推测；将他的活动时代判定在西凉时期（400一421）有更多史料的支持。西凉建国初期，李暠以“招怀东夏”的名义，在敦煌周边设置大夏郡，也可能同时设置大夏县。405年西凉迁都酒泉，大夏郡、县也随之一并迁徙至酒泉，并管辖数量不详的民户。该印章正好说明，担任侨置大夏长的男性墓主人生前活动在西凉都城酒泉，死后葬于此。从印章称“长”不称“令”判断，西凉迁都酒泉在附近侨置的大夏县，领户不超过五百户。此外，这枚印章也为研究西凉时期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郡县的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其一，丰富西凉侨置郡县体制内容，补充了西凉县长官职的信息。西凉县令（长）之设；《魏书·阴仲达传》记载有姑臧令阴仲达，北魏《李伯钦墓志》记载有张掖令尹永，本文据该枚印章补充了大夏县长的资料，但墓主人是谁尚不能确定。其二，405年，李暠迁都酒泉，西凉原有侨置郡县由敦煌移动到酒泉附近，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各郡县的具体位置尚不明确，该印章的发现，能够基本上确定西凉迁都后大夏侨县大体位置所在。 西凉“庚子六年”镇墓罐1980年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出土高6.5cm，腹径6cm 敦煌市博物馆藏腹部朱书镇墓文：“庚子六年正月水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身死今下斗瓶○人五谷瓶当重地上生人青乌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殃罚不加两远与他里如律令”。镇墓罐是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常见的随葬器物，罐内常装谷物、云母、铅人及朱书或墨书镇墓文，内容包含死者信息、驱邪咒语，并以“如律令”做文书式结尾。镇墓罐主要的作用是安魂镇墓，由于书写的镇墓文有详细的死者姓名和年月，因此埋入墓中也起到了墓志的作用，同时也折射了东汉以来的道教信仰观念。 彩绘木雕鸟魏晋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墓群出土长21cm，高台县博物馆藏 彩绘木雕鸟魏晋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墓群出土长10cm，高台县博物馆藏 灰陶捏塑牛魏晋2004年武威市凉州区第一粮食仓库出土长24.5cm，高11.3cm武威市博物馆藏 灰陶车魏晋2007年武威职业学院内西南角出土通长24cm，宽14.5cm，高13.8cm，车轮直径21cm，厚2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道行般若经卷第四持品第八北朝莫高窟藏经洞出长52cm，宽24.5cm 敦煌市博物馆藏共25行。首行18字，尾行16字。首：“言警若是.…尾...皆大欢喜曾” 莲花藻井砖魏晋武威市交警支队综合楼魏晋墓出土长33cm，宽33.5cm，厚3.6cm武威市博物馆藏藻井是中国古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装饰有彩画、浮雕等。这件莲花藻井砖表面用黑色施底，绘莲花图案，应该是用于墓室顶部起到装饰作用。莲花图案是佛教中常见的花纹。有的佛、菩萨脚踩莲花，有时莲花被作为供养之物，或被画刻在佛的头光中，象征净土。有时莲花也被作为佛诞生时的祥瑞之一，传说释迦牟尼一出生就独立行走了七步，每走一步，地上都会出现一朵莲花，这就是佛传故事的重要情节“七步生莲”。 补充说明：佛教“净土三经”（汉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中宣扬，只要闻听佛经佛法，口诵阿弥陀佛，心想西方净土的人，其寿命终时，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就会接引他往生西天极乐净土。他的生命会在西方净土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中育化后，从莲花中化生出世，佛教所指的化生就是从莲花中生。 莲花藻井砖2004年武咸市河西装演公司综合楼基础工地出 边长47.5cm:厚5:5cm 武威市博物馆藏 千佛北凉1959年发掘于天梯山石窟长78cm，宽38cm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藏天梯山石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十六国北凉时期，距今约有1600余年。当时的北梁王沮渠蒙逊为了弘扬佛法和推广文化，召集了众多能工巧匠，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凉州地区（今甘肃武威）开凿了天梯山石窟，后历朝历代相继营建。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被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称为“凉州模式”，开凿天梯山石窟的凉州僧人，以昙曜为代表，后来成为了中国内地另两大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主要技术力量，昙曜甚至还成为了北魏的佛教领袖。这幅千佛壁画就来自天梯山石窟，画作于北凉时期。佛像采用天竺凹凸画法，高鼻深目，五官有很强的立体感。我们可以对比下旁边北魏年间的千佛壁画，这时候的佛像已经变得圆脸细眉，从西域风逐渐向中原汉化转变了。 千佛北魏1959年发掘于天梯山石窟长70cm.宽50cm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藏此壁画为北魏时期，绘画内容为千佛；面像丰圆、神情温婉恬静，着通肩式袈裟有威猛除障之意。在绘画技巧上，多用线描与晕染的方法，人物造型逐渐向汉人化的方向发展。 河西魏晋画像砖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及彩绘画像砖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目前，考古发掘的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墓主要可分为嘉峪关酒泉的果园——新城魏晋十六国墓、敦煌的佛爷庙湾——新店台魏晋十六国墓；张掖的高台地埂坡墓群、骆驼城墓群、许三湾魏晋十六国墓等几个区域。河西魏晋十六国画像砖是在特定时间（公元3世纪一5世纪)和特定地域（黄河以西到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区)出现的一种独特绘画艺术，这种艺术是西汉“凿空”、设置河西四郡以来，在中原传统文化汇入后结合河西本土文化风貌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畜牧耕作、宴饮娱乐、坞堡出行，还是表现精神信仰的四神、羽人、祥瑞等图像，都再现了河西的地区开发、民族融合、丝路畅通的历史，承载着河西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形象的西部开发图像史。 白象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5cm，宽15.5cm酒泉市博物馆藏白象在佛教中拥有着崇高的地位。传闻佛祖释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昼寝，梦六牙白象受孕，遂生佛祖。佛经《大庄严论经》中，亦记载释迦牟尼之前世曾为六牙白象。在古印度，象是转轮王四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之一，可以抵御一切战争的重创。而饲养大象的驯兽师则用一根绳索和一根带钩的驯兽棒来驯服和驾驭他们，这两件工具被佛教吸纳，称为佛教带有驯服意义的法器。同时，六牙白象还是佛教中八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的坐骑，是表现菩萨的大慈力。《普贤观经》中认为六牙白象之六牙表示六度（即佛家六个通往彼岸的方法，分别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足则表示四如意足（又称四神足，佛法中的四种禅定，分别为欲如意足，精进如意足、心如意足、作思惟如意足）。该画像砖上所绘白象体型硕大，四肢粗壮，仰首昂鼻；大耳剑齿，其中剑状长齿下的上、下鄂各有牙齿三颗，曲背平腹，作行走状。白象，不仅仅是佛教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射，其作为一种祥瑞，早在我国汉代时期便开始流行。郑岩在其《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中提到，白象自汉代以来作为祥瑞多次出现在墓葬中，并提出：“这些图像在河西墓葬中再次出现时，只是沿袭了传统的题材；并不一定具有特别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如酒泉市曾出土的一件东汉时期的青铜摇钱树，在其底座位置，镂空雕刻了一圈如鹿、象、九尾狐、羊等动物祥瑞。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东汉壁画墓中出土的祥瑞图中，白象亦位于其中，被作为祥瑞绘于墓壁之上。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白象也被古人列为祥瑞之一。 青龙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5cm，宽15.5cm，厚6.5cm 酒泉市博物馆藏四象（或作四相）在早期指《易经》中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又与四季相对应，具有表示四时循环往复的属性；秦汉以后四象逐渐演化为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礼记·曲礼》记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在二十八星宿中，四象则被用来划分天上星辰，也称四神、四灵，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重要星座体系，其分别代表了四个赤道宫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由于阴阳五行被纳入四时四方的循环之中，其又代表着五行当中的木、金、火、水。在中国古代，由于天文学在其起源伊始便是为统治者所服务，可谓与王权、神权、天命息息相关。因而作为周天四宫之象的四象往往带有特权的象征；同时因其被赋予了巫术性质，又被视为死后升居天界的引导者和拱卫者；此外，古人认为四象还具有祈福纳祥、趋吉避凶和沟通人神的功能。 朱雀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5cm，宽15.5cm，厚6.5cm 酒泉市博物馆藏朱雀，亦作“朱鸟”，形体似凤凰，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四象之一、南方之神，也代表了二十八星宿中的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南方属火为红色，故名 “朱雀”，在四季中则代表夏季。古人认为朱雀为凤凰的一种，但两者不尽相同。朱雀是特指南方的神兽，严格上其只限于“南方属火的凤鸟”。按阴阳五行之说，“凤色赤，五行属火，是南方七宿朱雀之象。”自古就有凤鸟属火的说法，砖上所绘朱雀双足直立，呈行走姿态；头部有孔雀翎，长喙，两侧附有长须，张口作鸣啼状；长颈，双翅张扬，尾部亦带孔雀翎，向上翘起。姿态生动、优雅，极富美感。《楚辞》记载：“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山海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见则天下安宁。”朱雀常被视为祥和安宁的象征，其作为神山仙境的神鸟，也被用于象征天国仙境。 彩绘云气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南墓群出土长39.2cm，宽19.5cm，高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 彩绘力士雕像砖魏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地埂坡墓葬出土长17.5cm，宽16cm，厚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高浮雕后白色饰底，画面以黑、红两色彩绘一右手托腮的力士形象。 彩绘力士雕像砖魏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地埂坡墓葬出土长17cm，宽12cm，厚4.5cm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高浮雕后白色饰底，然后以红黑彩绘画，造型为狐首力士形象 骑射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5宽15.5厚6.5cm酒泉市博物馆藏 中矢山虎画像砖魏晋2015年新店台——佛爷庙墓群出土长29.6宽14.5厚5.1cm敦煌市博物馆藏这两件画像砖组成了独特的“李广骑射”图。李广骑射图一般由拉弓射箭的骑士和在山野丛林中奔跑的老虎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图像各自占据一块画像砖，组合成一副连续画面。大家知道李广射虎的故事吗？李广是西汉的一位将军，他擅长骑射，骁勇善战，被称为“飞将军”。有一次李广外出打猎时，天色昏暗，他仿佛看见草丛里只斑斓老虎，便拿起弓箭全力射了出去。手下的兵士见他射中老虎，就想上去捉。但走近才发现，原来中箭的不是老虎，竟是一块大石头，而且这支箭陷得很深，几个人想去拔也拔不出来。可见李广的骑射功夫以及臂力的强劲。而在墓葬中的画像砖上，“李广骑射”图一组两幅通常与仙禽瑞兽、神话传说等仙界形象同时出现，此时，李广已经突破历史人物的局限，而转为了墓主人升仙路上的守护神。 中矢牛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cm，宽15.8cm，厚6.5cm酒泉市博物馆藏这件画像砖描绘了一头体型壮硕的黑牛，而它的肩部可以看到一支箭头。展现出一幅黑牛在快速奔跑时，突然中箭骤停的场景。魏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大量人口迁入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促进了该地农业与畜牧业的空前发展。这时候的狩猎，已经不再是生存的必需手段，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上层人士休闲娱乐、炫耀骑射技艺的重要方式。在当时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有一些展现当时骑射、狩猎场景的壁画或画像砖，反映了当时社会狩猎之风的盛行，以及人们对骑射技艺的重视。 彩绘兵器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3cm，宽20.5cm高台县博物馆画砖白粉施底，画面用黑、红两色勾勒出兵器轮廊，自上而下绘戈、矛等兵器共6支。 彩绘盾牌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3.5cm，宽21cm，厚6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白粉施底，黑、红两色绘成三件盾牌，中件为黑色，用白色点饰，两边为红色，用墨线勾边。 彩绘供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南墓群出土长39cm，宽19cm，高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白粉涂底，红色饰边，画面以红黑两色彩绘出两个带座高柄豆盛食，表现了一种祭祀风俗。 彩绘奁盒图画像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4cm，宽21cm，厚7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以白粉施底，土红色起稿，画面用墨色线条勾勒出两个奁盒，盒有盖，盖呈弧形。 门窗图画像砖（阁楼式仓廪图画像砖）魏晋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遗址出土长31.5cm，宽15,5cm，厚6.5cm酒泉市博物馆藏砖面以白垩涂底，用实线勾勒，以朱色、褐色或黑色点缀，虚实相衬。画面上部绘有房檩（即大梁），中部并列三个各两扇的仓廪门，门有横杠并挂锁，其下为象征性粮仓，内置谷粟。 丝束图壁画魏晋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2cm，宽20cm，厚7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涂白粉底，用淡墨、浓墨和土红色绘两头打结的四匹丝束。 彩绘采帛木几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许三湾西南墓群出土长39cm，宽19.5cm，高5cm高台县博物馆藏在这件画像砖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彩绘的四足茶几，几上有八个圆圈状图案。画面左下方有两行字：“采帛”“木几”，告诉我们几上放着的是彩色丝帛。“采帛”指的是染色丝帛，也可称为“彩帛”，是制作帛书帛画的原材料。河西的魏晋画像砖墓中出土有采桑图、丝帛图、丝束图等画像砖，说明当时种桑养蚕的丝织技术已经传入了河西。在魏晋时期，河西的钱币制度混乱，但绢帛作为“硬通货”，始终兼有稳定货币的职能，丝帛、丝束随葬也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 彩绘南亩桑园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许三湾西南墓群出土长40cm，宽19cm，高6cm 高台县博物馆藏画砖白粉施底，画面左右两边用红、黑两色分别绘两颗高大树木，中间墨色绘一黑牛、后面绘一着交领长衫、一手持鞭，作耱地状男子。 彩绘剪布图壁画砖魏晋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3cm，宽20.5cm，厚6cm高台县博物馆藏这块画像砖描绘了两女子相对跪坐，用剪刀准备剪布的场景，非常生活化。出土于骆驼城以及许三湾魏晋墓葬的壁画砖，大多一砖一画，普遍具有自然写实性。这些壁画砖再现了当时的许多生活场景，包括亭台楼阁、歌舞宴饮、车马出行、六博游戏等方面内容。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化纷呈，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社会风尚，是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地区政治、经济和审美文化情趣的形象资料。 人物劳作画像砖魏晋捐赠长36.5cm，宽18cm，厚6cm 酒泉市博物馆藏 绘仕女开箱图壁画砖魏晋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葬出土长42cm，宽21cm，厚6.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 彩绘对座品茗图壁画砖魏晋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南墓群出土长39cm，宽19.4cm，厚5cm 高台县博物馆藏 铜獬豸魏晋酒泉县西峰公社讨赖河南岸出土通高19.5cm，通长34.5cm，通宽4.1cm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这是一尊青铜铸造的獬豸造像，由兽角、兽身、四肢、兽尾四部分榫卯套插而成，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尖长挺直的独角、以及上扬高举形似火炬的兽尾。獬豸是一种勇猛公正的神兽，最大的特性是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一切邪恶在它面前都无所遁形，因此它也被视作正义的化身。而将獬豸陪葬于墓穴内，则有辟邪消灾、祈福、护佑逝者的意味，也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普通民众“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理想。 胡俑牵马（复制品）魏晋高台县博物馆藏 木质坞堡（复制品）魏晋高台县博物馆藏 北魏造像石塔酒泉县果园公社农民捐献高37.7cm,底径16*15.5cm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该塔为方形三层楼阁式结构，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分三层，每层有塔檐覆盖，檐角上翘，雕出瓦垄、斗拱和屋脊。塔身每层四面皆雕圆拱形佛龛，龛内共刻佛像12身。基座呈方形，四面阴刻曹天护发愿文，共72字。塔基两角残缺，现存61字，该塔造型独特，雕凿精美，仿木结构的楼阁式造型，再现了中国早期佛塔的构筑特征。其造像风格、形制与北凉石塔明显不同，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佛教造像方形石塔。 观展时间： 2025年7月29日，上午9：50，1.5小时图片摄影：乡间小道文字编辑：乡间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