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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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如炬

（ 王侠）

在出席很多次的会议上，当领导们让我讲话发言时，我站起来，总是先向大家敬个军礼，实际上我真的是拿过枪。

最早，是在1969年11月28日的甘泉县，黄土高原的霜像一把钝刀，把清晨的麦草垛削得发白。我十八岁，肩胛骨上还粘着插队时沾的糜子壳，就被生产大队的铜锣喊醒。支书李志华把一张盖着“甘泉县人民武装部”红章的通知按在我胸口，那枚印章像一块烧红的炭，透过三层补丁的棉袄直烙心脏。我带着通知，冒着飘飘洒洒的雪花，赶往关家沟集中，那晚的夜，二十八盏马灯围着一百二十八个年轻人——我们被编在同一个“武装民兵连”，每个人都发到了步枪及子弹袋，枪托上的松脂在零下十度里凝成琥珀。过几天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射到了三发三中，听见子弹穿过靶纸的声音像撕开信笺——那是祖国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我给北京父母亲的第一封信。

两个月后我们又转到了南沟门，雪下得像撒盐，把山沟填成一条白蟒。零下二十度的夜里，我们轮流抱着枪睡，金属的冰冷透过棉衣，在胸口结出一层冰甲。最难忘是“夜袭训练”：我们赤脚踩在冻土上，脚趾和地皮冻在一起，拔起来时发出“嚓”的撕裂声音。连长老穆，县武装部专职武干，（他其实才三十四岁，脸上却裂着三道黄土高原的沟壑）说：“疼就对了，疼才记得住国土是热的。”那天拂晓，我们匍匐穿过冰河，我摸到河床下的鹅卵石，它们像一颗颗被岁月磨圆的心脏，在冰层下跳动——后来我在华阴写稿时，总想起那些石头：原来山河的体温，需要无数具年轻的胸膛去焐热。

二十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9年冬，我又夹个包走进华阴市人武部，铁门上的红五星被岁月磨得发亮。办公室窗棂结着冰花，我却在稿纸上写：“西北风掠过华山脊背，像当年我们拉练时吹的军号。”那些年我写了多少字？记不清了。只记得《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也上过我的稿，见报那天，武装部的部长叶剑华、政委张勇、科工科长刘勤哲，用他们的手摩挲着报纸，突然说：“你写的不是普通的兵，是写咱中国军人的骨头。”叶部长打开保险柜，他把一枚军功章按在我掌心里：“替他们这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没有回来的烈士写。”我于是又到了许多军人中去了解战火情况。

大约是1991年华阴发洪水，我跟着民兵抢险，在渭河堤上看见二十来岁的民兵李二狗（他坚持让我这样写他的名字）用胸膛顶住管涌，浑黄的河水冲得他像一片树叶。我在《西北民兵》上写：“此刻他不再是农民的儿子，而是山河的堤坝。”稿子见报后，二狗的母亲揣着报纸在村口等到我，她把那张带着油墨香的纸贴在祖宗牌位旁，说：“我儿这下成了‘国家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新闻，不过是替沉默的土地开口说话。

1994年冬，我最后一次以“特邀民兵通讯报道员”身份进山。雪后的华山像一柄出鞘的剑，山道上走来一个老兵，他告诉我，他有一个笔记本，写满了在部队的生涯与战场硝烟弥漫，最后一页写着：“1979.12.3，晴，今天高唱《我是一个兵》，排长说不要忘记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后来，在一次团的露天追悼会上，我向着南方的那个方向敬了军礼，右臂举起时，风雪突然从天而降。

如今我鬓发斑白，但每当深夜，仍能回想起关家沟的霜在窗棂上生长，南沟门的雪在枪托上融化，华山的风在稿纸上呼啸。那些牺牲的战士、还有延安的父老乡亲好像依旧在战壕里在田埂上，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就成了国家的脊梁。有人问：“你写这些还有什么用？都时过境迁了。”我想这个事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于是我在那个珍贵的笔记本上写下：在甘泉县，至今也许还留着1969年武装民兵连的花名册，第一百二十八个名字后面有一行褪色的铅笔字：“此生无悔。”那是十八岁的我在甘泉烈士塔下用力写在纸上的，像刻在山河上的墓志铭，也像写给未来的请战书，只要宝岛没解放，只要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没解放。

后来，我又遇到了著名作家陈忠实，著名歌唱家贠恩凤等，请他们签名之前，都是先向他们行了个军礼！

当最后一个句号落下，天上的雪花一片片的化成一条河。河里漂着无数张年轻的牺牲的脸，他们举着带血的步枪，向我敬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军礼——而我，唯有以笔为枪，终身立正，还他们一个永不稍息的军礼。我永远的记忆他们，没有他们，哪里有我们今天的幸福？！

王侠，北京老三届知青，“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会员，山东鲁南作家编辑部特约作家，悠逸沙龙读书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陕西日报》等百家报刋及“中华魂网”“人民日报（人民号）”等网络平台刊登过各类文章数十万字。曾经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荣获中华魂网“我的延安情”征文二等奖；曾被央视“夕阳红”栏目特邀海南三亚旅游并拍片两集《我最想见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