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相约建党，“南陈北李”均缺席

胡成光

李大钊照片

陈独秀照片

　　本资料来源于杨帆撰写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每周评论》停刊不久，陈独秀在北大师生多方营救下获释出狱，但仍在北洋政府严密监视中。1920年1月底，陈独秀秘密离京到武汉讲学，被北洋政府发现，并在火车站和陈宅附近布下人马，准备再度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听说此事后，忧心忡忡，他得知陈独秀在武汉讲学引起轰动，被武汉政府勒令离开，猜测他近日便会回到北京，立刻派人到火车站接应陈独秀。这天李大钊在家中等候，直到晚饭时分前去接应的人才回来，却不见陈独秀踪影。

“为什么没有接到？”李大钊焦急万分。

“没有发现陈先生下车。”接应的人回答。

“车站上有没有军警？”

“有，但没有抓到人。”

闻听此言，李大钊总算稍稍放下心来。在接应的人离开不久，忽然院外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李大钊开门一看，陈独秀竟然从天而降。

“神人啊，神人！”李大钊喜出望外。

“快别说了，差一点就被堵在家中。”陈独秀急匆匆地说，“我刚到家就有军警上门询问，我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跑出来了。”

“还好，你有警觉，我看北京呆不下去了，先去上海避避，我给你安排。”

由于李大钊家中也不安全，因此联系了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让陈独秀暂在王家小住。接着联系上海方面，为陈独秀安排了一间宅院，待一切准备就绪，李大钊来到王星拱家中，对陈独秀说：“乘车不安全，我雇了一辆骡子车，今晚送你去天津，到时你再乘船到上海。”

当夜，李大钊装扮成商人，陈独秀则扮成病人，坐上骡子车，颠簸上路。两人一路畅谈，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包括党给织的称谓。至此将陈独秀送到天津，看着他上船后，李大钊才返回北京。

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后，李大钊开始致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后，李大钊开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负责编辑《新青年》6 卷5 号时，特意将此号办成马克思专号，并在6 卷5 号、6 卷6 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这三个部分不可分割的关系，极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其影响匪浅。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后来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前身，成员由19 人发展至后来200 余人，为北京党组织培养了第一批党员。此后，李大钊在天津、唐山、济南等地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2 月2 日，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 年7 月，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教授“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

在这一时期，校内外很多学生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对来访同学均热情招待，耐心为他们解答疑惑。有位学生在请教完问题后，热切地望着书架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李大钊便拿出刊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几本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交给那位学生。学生接过厚厚一摞书，如获至宝，激动万分。

李大钊平时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极少坐车，常年着一身中式灰色长袍，除了生活所需，几乎没有什么开销。而他此时在北大收入已相当可观，按理供给一家人开销绰绰有余，但他将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困难学生，一家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

每年北大开学，都会有贫困学生收到无名氏寄来的汇款，慢慢的，这个无名氏的真实身份终于被揭开，他便是李大钊。在得知李大钊的热心后，很多贫困学生入学因交不起学杂费，就来找李大钊当保人，李大钊来者不拒。

曾就读于哲学系的刘仁静就是得到李大钊帮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名叫新凯的学生给李大钊写信求援，称他的同学冯某患病住院，而冯某的表弟又患有肺病急需住院，但苦于没钱交纳住院费，希望李大钊能够帮助他们，李大钊均未拒绝。

1921 年冬天，为了给儿子李葆华缝制一件新棉袍，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节衣缩食。然而，春节到来之前，李大钊的一名学生前来拜访，看着学生身着单衣，脸被冻得红里泛紫，李大钊十分心疼，自然而然想到了儿子的新棉袍。

但儿子两三年没穿上新衣了，话到嘴边他又狠狠心咽了回去。可当学生用冻得颤抖的声音向他求教时，李大钊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他回过头对赵纫兰说：

“把葆华那件新棉袍拿过来。”

赵纫兰愣了一下，在明白李大钊要将儿子的新棉袍送给眼前这位学生后，瞪着眼没有回答，表现出明显拒绝的意思，但最后她还是服从了自己的丈夫，将新棉袍小心翼翼递给李大钊。学生见李大钊要送棉衣给自己，连忙拒绝并告辞离去。李大钊拦住他说：“看你都冻成什么样子了，赶紧穿上吧。”

“可是，这……”学生环顾四周，想必在寻找棉衣的主人。

“放心吧，我的孩子冻不着的。”

在李大钊的坚持下，学生感激地接过棉衣穿上。由于李大钊对学生的关心，他在北大不仅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更是学生们的挚友。

李大钊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4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中国，特意拜访李大钊，与之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李大钊盛情款待，交谈中，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表示极度赞赏，称共产国际对他寄托厚望，说明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希望。

李大钊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又向维经斯基等人介绍了陈独秀的情况，建议他们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磋商。并即刻给陈独秀去信，说明维经斯基一行人前往上海的目的。虽然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此时对建党尚有些犹豫，认为建党时机尚未成熟，应首先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发掘和培养骨干分子，做好建党准备工作。

维经斯基一行人按照李大钊的建议，前往上海面见陈独秀，陈独秀则果断表示：“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

由陈独秀决定，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进入建党筹备阶段。5月，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询问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毅然回复道：“共产党。”

7月，李大钊委托北大学生张国焘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8 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机关刊物为《共产党》。

9 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的详情，李大钊接连收到陈独秀来信，请他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以南北呼应。李大钊经过分析思考，认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可以实现。

10 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11 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李大钊每月自掏腰包80 元，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

此后，李大钊又在北京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亲自领导其活动，又先后派人到济南、天津等地帮助建立革命组织，促成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和天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1921 年3 月，北京国立八校联合发起的“索薪斗争”爆发了。4 月26日，李大钊出任“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开始领导这一共历时4月余的斗争活动。这一期间，李大钊几乎每天都要出席相关会议，虽疲惫不堪却精神十足。由于八校欠薪，李大钊本人的家庭也出现危机。

6 月2 日的傍晚，李大钊在家中吃饭时，赵纫兰满面愁容地说：“唉，快一年了，月月欠薪。但就那点薪水，你还不如数拿回，这样下去，以后我们连这些也吃不上了，恐怕就要断炊了。”

“若能天天吃上这个，那还不错了呢。”李大钊看看饭桌上孤零零的一小盘咸鱼，以及全家人每人手中的高粱米粥，摇了摇头说，“现在学校许多职员已经断炊了，你就知足吧。”

李大钊说完，双眉紧皱，似乎想起了什么。赵纫兰见李大钊神情不对，忙问：“你明天还要去请愿？”

李大钊点点头。原来，他早已计划好，要在第二日到新华门请愿。赵纫兰知道劝说无用，只好叮嘱他小心，注意安全。

6 月3 日上午，李大钊率“八校教职员索薪团”30 名代表及1000 余名师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当时总统徐世昌正在召开国务会议，拒绝会见索薪团代表，李大钊等人只好递上请愿书等候。这时，军警突然端起枪把，威胁请愿团离开。

李大钊气愤之际，向军警挺身而上，脑门被军警的枪刺戳破。李大钊义愤填膺，在新华门前慷慨陈词进行演说：“国内混乱，教育不振，都是由于这些武人把持政局。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由于情绪激动，李大钊没有留意脚下，因泥泞而滑倒在地，周围立刻有人上前将他扶起，叫来一辆人力车，将他送到顺治门里首善医院进行治疗。

令李大钊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没有回到家中，北洋政府已决定逮捕此次请愿事件的首脑。第二天李大钊从医院回家后，早有听到风声的朋友前来报信，劝他赶快离开躲避风头，并已为他联系好了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病房。

李大钊对此却不以为然，很干脆地表示：“我不去，他们欠钱在先，现在还要抓人，毫无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又说，“他们抓我去正好，我倒要去和他们讲讲道理，看看他们该不该拖欠教授的薪水。”

李大钊坚决不肯躲避，两位朋友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此次请愿，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李大钊的耿直无畏、为民着想的品格得到各校师生的好评。

由于“索薪斗争”，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当时他和北京共产党小组均未预见到此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因而未引起重视，只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名北大学生代表北京共产党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7月23 日晚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猿号举行。在这幢典型的上海里弄式小楼的楼下客厅里，13 位神态庄重的年轻人围坐在长方形餐桌前，除了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和刘仁静外，还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与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

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陈独秀，也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会议，于是，在这次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南陈北李”双双缺席。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共建党史上主要创建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