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二代三线印记

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愁”。离开内蒙古包头市六十余了。古稀的我常想起那段岁月，那里有援蒙华建六公司父辈的血汗，那里有我的父母的青春年华，那里有我的童少年留下的记忆。

　　五十年代中期我四岁，父母带着我从天津来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六十年代初我十岁，父母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离开包头来到了宁夏。

孩童时天津回忆的影像很少，只知道我家对面是天津大商场“劝业场”，和平区滨江道二号小四合院，姥姥三姨父母和我居住的地方。只记得我家离海河很近，父母亲常带我到海河边玩耍。

　　父亲是中央华建六公司六级木工，1957年秋天，父亲放弃天津大城市，母亲放弃工作，响应党的号召，肩负着使命，到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支援国家建设。我四岁随父母来到内蒙古包头市。

我们在包头生活了六年，正赶国家最困难时期，正遇三年灾荒全民挨饿岁月。工人常常饿着肚子干着重体力劳动的活。野外工作条件恶劣，当时没有机械设备，盖房子的全部材料，全凭工人手拉肩扛。五十年代的包头，方圆百里不见人间烟火，十几个工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生活，夏天似蒸笼，闷热难忍，冬天似冰窖，寒风入骨。工人常年合衣入睡，衣裤上爬满了虱子。

　　 忘不了初到包头，开始我和母亲同援蒙的阿姨住在帐篷里。后来我家搬进十几平方矮矮的“水房”，中间隔一道墙，前面一间是提供职工家属供水的地方。后面一间是我们的“家”，靠着墙四周用砖头砌成围框，上面搭上拼凑的木板，铺上干草简单被褥，一个灶台一口锅，几双碗筷，建筑工地预制板盒装着我们日常用品。在“水房”大约住了两年，有了大妹我们才搬出四面透风，吵闹潮湿阴暗的“水房”，有了独立遮风挡雨的家。

　　母亲出身于天津大户人家，是读过书的人。在那个重成份的年代，母亲“资本家”成份，常常裹挟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处处受到排挤。因家庭背景复杂，因家庭成份高，每次政审被拒工。父亲在外奔波，寄回来的钱很难维持家里开支，母亲到处打零工补贴家用，包头母亲曾在扫盲班做过教师，职工夜校边打扫卫生边做教员，街道办事做打字员，忙时帮助抄写文稿。

清楚记得母亲帮人代写家信的情景，当时文盲率很高，母亲常在街口邮政局旁边，摆上桌子，两个凳子。我放学回家常常路过这里，看见委托人有的平缓着，有的情绪激动，有的甚至哭着叙述着家事。母亲拿着笔冷静的记录着，组织措词，收费不高只有二三毛钱。

　　 母亲在世前，常把1960年深秋生小妹，前后经历讲给我们听。父亲在野外的工地工作，只有节假日才回家。母亲何时生小孩子的日子父亲记不清了。当时电话网络都不存在，交通又不方便，写信托人带话来回也需好几天时间。

那时我七岁，有一天将要临产的母亲安顿我放学后，把四岁妹妹从邻居家接回来，告诉我灶台上有蒸好的玉米面窝头和咸菜，照顾好妹妹睡觉，说她晚上可能不回家。没有人陪伴母亲挺着大肚子独自去了医院。两天后的中午，母亲胳膊挎着小包袱，额头上系着围巾，用旧床单包裹着小妹回家了。

母亲生小妹没有坐月子，家里也没有调养身体的食物。一周后把刚出生小妹放在家中，我依旧去学校上学，母亲带着大妹在邮政局门口，支起一张桌子，旁边放有两个凳子，继续做起帮人代写家信的工作。

　　 1963年华建六公司集体迁至调动宁夏。我们在包头生活工作六年，逐渐适应那里气候和饮食习惯，父亲工作也稍有稳定，生活比前好了很多，居住条件有了改善，住了自己工人盖的平房。

和父亲从天津来包头的要好朋友，多次劝父亲说“调离华建六公司，凭咱们的木工手艺换个单位，留在包头继续工作”。父母也曾想留在包头，考虑再三后父母带着三个女儿离开包头，来到了偏僻荒凉的宁夏，迎来又一次新的艰苦生活考验。

六十年代的宁夏，是座荒芜孤独的城市。狂风席卷着西北风，冬天更是冷到刺骨。我们的家安置在城里，父亲和工友们，起五更睡半夜，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背着简单工具带着干粮，徒步一天来回二三十公里，在环境条件恶劣野外工作。

　　我幼年长大在天津，童少年成长在包头，青年壮年晚年生活在宁夏——见证了宁夏翻天复的变化。人生风雨坎坷七十载，一路走来我不知道，那里是我的故乡？怀念孤坟无处话凄冷的父母，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大西北，他们把我们兄妹交给了大西北。

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是花甲老人儿孙满堂。古稀的我那段刻骨铭心经历没有褪色。苦难是人生中宝贵财富，每当人生遇到挫折低谷迷茫时，我都会用这段经历激励自己，勇往直前向阳而生。

 我常把援蒙援宁华建六公司建设者，父辈的故事讲述给吾辈听。在那个特殊年代，无数平平凡凡三线父辈们，用朴实倾注了热血青春，与天地挑战，与自己较量，默默无闻的为最初的大西北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们可敬可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