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元史·姚燧传》元史[明] 宋濂 著·[明] 王褘 著 ◇附《牧菴文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望星空（蓬安姚氏）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姚燧是元朝历史上一位集高官、大儒、史家、文宗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他勤于职守，有地方治理的实绩，晚年位极文臣之荣，但能谦退自守。在史学上有所建树（修实录、撰年表、校《纲目》），尤其注重正统史观。 他是元初文坛革新的领袖，代表了元代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其碑铭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他提出的“文道相因”论影响深远。

原页：元史[明] 宋濂 著·[明] 王褘 著 传卷第六十一 元史一百七十四 百衲本

姚燧传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陜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决。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㫖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脩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宫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㫖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㫖、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㫖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
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
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耻。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㫖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卽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壎、圻、城。

译文：

姚燧传

姚燧，字端甫，他的家族世系记载在他伯父姚枢的传记里。父亲姚格。姚燧三岁时成了孤儿，由伯父姚枢抚养。姚枢隐居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认为姚燧天资愚钝，教导督促非常严厉急切，姚燧难以忍受。杨奐（著名学者）写信制止姚枢说：“姚燧是优秀的人才，长大了自然会有成就，何必这么着急呢！”并且许诺将女儿嫁给姚燧。十三岁时，姚燧在苏门山拜见许衡（大儒）。十八岁，才到长安（今西安）开始学习。那时他还没有写过文章，但看同辈人写的文章，只觉得他们比不上古人，心里就不以为然。二十四岁才开始读韩愈（韩退之）的文章，试着学习写作，人们称赞他有大家风范。渐渐拿文章向许衡请教，许衡也赞赏他的文辞，并且告诫他说：“弓箭这种东西，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了，也会用来防备别人。文章固然是士子显露声名、锐利有力的工具，但如果过早地拥有了名满天下的名声，将来拿什么去应付那些想要役使你的人呢？把文章给不该给的人，和拒绝给该给的人，都是罪过，这不是在这个世上保全自身的方法啊。”


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以国子祭酒的身份教导贵族子弟，奏请召来过去的十二名弟子，姚燧从太原通过驿站被召到学馆。姚燧三十八岁，才担任秦王府的文学官（掌管文书）。不久，被授予奉议大夫（正五品文散官），兼任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主管地方教育）。至元十二年（1275年），奉秦王（元世祖忽必烈之子忙哥剌）之命，去安抚庸、蜀（四川）地区。第二年，汉嘉（今四川雅安一带）刚刚归附，姚燧进入当地晓谕百姓。又奉命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招降王立（南宋守将）。又过了一年，去安抚夔州府（今重庆奉节一带）。总共三次出使蜀地，都称职地完成了任务。至元十七年（1280年），被任命为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监察、司法），在延安省录囚犯（审查案件），将那些被牵连或因过失入狱的人，都释放了，人们佩服他的明察决断。调任山南湖北道（监察区），巡察澧州（今湖南澧县）时，兴办学校，赈济百姓，勤勉恳切，唯恐做得不够。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从湖北奉旨入朝。第二年，担任翰林直学士。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授大司农丞（掌管农业的副职）。元贞元年（1295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被召去修撰《世祖实录》。刚开始设置检阅官，负责考究核对旧事，姚燧和侍读高道凝担任总裁官，书修成。


大德五年（1301年），授中宪大夫（正三品文散官）、江东廉访使（负责监察江东路），后因病移居太平（今安徽当涂）。大德九年（1305年），拜中奉大夫（从二品文散官）、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行省副长官）。至大元年（1308年），仁宗（当时还是太子）在藩邸开设宫师府（太子属官机构），姚燧当时已经七十岁，朝廷派正字（掌校勘典籍）吕洙仿效汉代征召“商山四皓”的旧例，起用姚燧为太子宾客（辅导太子的官）。不久，任命为承旨学士（翰林院长官），很快又拜太子少傅（太子三师之一）。武宗当面告诉姚燧（任命之事），姚燧叩拜推辞说：“过去臣的先伯父姚枢，曾被任命为此官（太子少傅），尚且不敢接受，臣怎么敢接受呢！”第二年（至大二年，1309年），授荣禄大夫（从一品文散官）、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翰林院最高长官，负责起草诏令、修史）。至大四年（1311年），获准告老南归。中书省以承旨的职位召他回朝，第二年又召，姚燧都因病没有赴任，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谥号“文”。


姚燧早年在苏门山时，读《通鉴纲目》（朱熹编），曾不满于历代正统（国统）分散在各年之中，不能一目了然地看清其分合的大致脉络。等到在江东因病休养时，便撰写了《国统离合表》若干卷，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如同《史记》中的各类年表，打算附在朱熹的《凡例》之后。他又取徽州本和建安本两种《纲目》进行校勘，发现了三处错误，在表首写了序，大略说：“其一，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徽本写作‘延康元年’。《凡例》说：年中改元，在兴废存亡之际，应以旧年号为主。应当遵从建本，在建安二十五年下加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223年），徽本大字标写‘三年，后主禅建兴元年’，建本则没有‘三年’，这样昭烈帝（刘备）的年号就没有终结（显得在位只有两年）。徽本、建本都称‘后主’，对于君臣父子的名分教化，危害极大。这从第十四卷到第十六卷，凡是称‘后主’的地方，都是刊刻校订的失误。应当在（章武）三年下注‘帝禅建兴元年’，下一年大字标写‘帝禅建兴二年’，这样前后才没有矛盾。其三，天宝十五载（756年）注‘肃宗皇帝至德元载’，下一年只写‘二载’，就没有了起始（年号）。应当在大字‘二载’之上加上‘肃宗皇帝至德’，使它与（玄宗）开元年号格式相同。这三个错误程度相当，但建安年号的处理（指第一点）和至德年号的缺失（指第三点），对正统（序列）本身影响不大。但像章武（刘备）到建兴（刘禅）之间，才三年时间，突然就有皇帝（刘备）与主子（刘禅称后主）的差别，这难道不是对正统关系大有影响吗？”（详见他的序文）


姚燧的学问得自许衡的真传，通过穷究事理获得真知（穷理致知），并反求于自身，付诸实践（反躬实践），成为当世著名的儒学家。他写文章气势恢宏，内容广博（閎肆該洽），豪放而不放纵（豪而不宕），刚健而不严苛（剛而不厲），雍容大度，气势磅礴（舂容盛大），有西汉文章的风骨。宋末文章的弊病习气为之一变。大概在延祐（元仁宗年号）以前，文章大家没有能超过他的。有人对他说世上没有真正了解你的人。姚燧说：“岂止是了解，就是能读懂我的文章、断句正确，并且能理解其中意思的人也很少啊。”姚燧又说：“世上难道有厌倦（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而想听（庄周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的人吗？然而文章的（价值）因所承载的道而决定轻重，道的（传播）也因文章的好坏而决定轻重。假如再有一个班固（班孟坚）那样的人出现，列表品评古今人物，在九品之中必定会把欧阳修（欧阳子）放在第一等，那是因为他离圣贤虽有等级差距但不算远。他的文章即使没有谢灵运、尹洙那样的知音赏识，也不妨碍流传于后世。难道有一句话几乎达到古人水准，却不会流传到将来的吗？”当时的孝子贤孙，想要宣扬他们先人的德行，必须得到姚燧的文章，才可算是真实可信而得以传世，那些得不到的人，常常感到羞愧耻辱。所以三十年间，本朝（元朝）的名臣、世代功臣的显赫事迹和盛大德行，都是姚燧撰写的（墓志铭或传记）。每当有人来求文章，姚燧必定要考察其人的事迹品行值得嘉许，然后才答应，文辞从不夸张赞美。又如果（求文者）稍微多准备些宴席乐舞（热情款待），姚燧就会高兴地提笔大书特书，否则就不容易得到他的文章。当时高丽沈阳王父子与元朝皇室联姻，倾尽资财结交朝廷大臣。有一天，想求姚燧的诗文，姚燧吝惜不给，直到接到圣旨才给他。沈阳王赠送酬谢的丝绸、金玉、名画共五十箱，隆重地送给姚燧，姚燧当场就分发给属下的官员以及书吏侍从，只留下金银交给翰林院作为公用器皿，自己一无所取。有人问他为什么，姚燧说：“他们是藩属小国，只知道看重财物利益，我能轻视这些，让他们知道天朝（元朝）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他的器量见识豪迈过人，大抵如此。然而他颇为自负才华，轻视赵孟頫、元明善等人，所以君子们因此有些非议他。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刊行于世。有三个儿子：姚壎、姚圻、姚城。

解读：


《元史·姚燧传》描绘了一位元朝前中期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坛领袖的形象。其核心要点如下：


1. 出身与早年教育：

姚燧出身名门（伯父姚枢是元初重臣），但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

早年被认为资质平平，伯父管教甚严。幸得杨奐赏识并许婚，得以拜入大儒许衡门下，奠定了一生的学问根基。许衡对他的教导，尤其是关于“文章如利器”的告诫，对他影响深远，使他明白文名与处世的关系。

大器晚成：二十四岁始学韩文，三十八岁才正式踏入仕途（秦王府文学）。

2. 仕宦经历：

地方治理与安抚： 早期主要在地方任职，尤其在四川（“三使蜀”）和湖北等地，负责安抚新附地区、招降、巡察、兴学赈灾、司法审案（录囚延安，明决释冤）等，表现出干练的行政能力和体恤民情的作风（“皆称职”、“兴学赈民，孜孜如弗及”、“人服其明决”）。

中央文翰与史职： 调入中央后，长期在翰林院、国史院担任要职（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承旨学士、知制诰、修国史）。最重要的贡献是担任总裁官修成《世祖实录》。

晚年荣宠与淡泊： 晚年备受尊崇。仁宗为太子时，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他为太子宾客，后授太子少傅（他谦辞未受，以伯父姚枢曾辞此职为榜样）。最终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翰林院最高长官），封荣禄大夫（从一品）。但他不恋权位，多次以病辞召，最终得以告老还乡，善终于家，谥“文”。

3. 学术与史学贡献：

理学传承： 得许衡真传，强调“穷理致知，反躬实践”，是元代理学的重要代表。

《国统离合表》与《纲目》校勘：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纪年体例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纲目》将正统分散逐年记录，不便掌握兴亡分合大势，因此创作了《国统离合表》，以年表形式清晰展现历代正统王朝的更迭脉络（“年经国纬”）。他校勘徽州本、建安本《纲目》，指出并纠正了三个重要错误，核心在于维护正统序列的连贯性和名分的严肃性（特别是反对称刘禅为“后主”，主张称“帝禅”，维护蜀汉政权的帝系地位）。这反映了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正统观念。

4. 文学成就与地位：

文风特点： 其文风被高度评价为“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即气势恢宏、内容广博、豪放有度、刚健雍容，一扫宋末文坛的萎靡弊习，引领了元代古文复兴的潮流。

文坛领袖： 传记明确指出“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确立了他在元初至中期文坛的领袖地位。

文章价值与自信： 他深知自己文章精深难懂（“读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犹寡”），但坚信文章的价值在于载道，好的文章终将流传后世（“不害於行后”）。他提出了“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著名观点，强调道与文相辅相成的关系。

碑铭大家： 因其文名卓著且严谨可信（“辞无溢美”），成为元朝名臣勋贵撰写碑铭传记的首选，三十年间重要人物的“显行盛德”多由他执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写文有原则：品行可嘉才写，热情款待则更乐意写（“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

5. 品格与轶事：

重义轻利，器识豪迈： 高丽沈阳王重金求文，他起初不给，奉旨才给，并将丰厚谢礼全部分给下属或充公，自己分文不取。并解释这是为了显示天朝不重货利的气度，展现了其不慕富贵、维护国家尊严的品格。

性情缺点： 传中也客观记载他“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因此受到一些非议（“君子以是少之”）。显示出他性格中自负的一面。


总结：

姚燧是元朝历史上一位集高官、大儒、史家、文宗于一身的重要人物。

政治上： 他勤于职守，有地方治理的实绩，晚年位极文臣之荣，但能谦退自守。

学术上： 他是许衡理学的嫡传，并在史学上有所建树（修实录、撰年表、校《纲目》），尤其注重正统史观。

文学上：他是元初文坛革新的领袖，其雄浑刚健的西汉文风扭转了宋末积弊，代表了元代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其碑铭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他提出的“文道相因”论影响深远。

品格上：他重义轻利，气度豪迈，维护国家尊严，但也有恃才傲物的缺点。


《元史》本传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姚燧的一生及其在元代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突出了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卓越贡献及其特立独行的品格。

原页：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 紀昀 撰

牧菴文集三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菴，河南人，姚樞之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爲柳城人，元無柳城，蓋史據誌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迹具元史本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横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勍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册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獘習，爲之一變。國初黄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槩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菴集二十册，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菴集五十卷，聞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時中年譜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槩。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敘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译文：

《牧庵文集》三十六卷
（辑自）《永乐大典》本

元代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人，是姚枢的侄子。按：《元史》称姚枢为柳城人，但元代并无柳城这个地名，大概是史书依据墓志、行状等文字记载了他的祖籍。姚燧最初被举荐担任秦王府文学。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谥号“文”。他的生平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姚燧虽然师从许衡学习，但文章成就却远超过许衡。张养浩为这部文集作序，称赞他的文章才气驱使、气势驾驭，纵横开阖，章法随心所欲。就像古代勇猛的将军率领市井百姓作战，击鼓进军天下四方，所向无敌。柳贯在为姚燧拟定谥号的议文中，称颂他撰写的典册（朝廷重要文书）典雅深奥，诏令深刻醇厚，去除浮华奢靡的文风，完全回归古代文章的轨道。而他的铭文、墓志、箴言、颂辞等，雄壮伟岸，光润洁净，家家传诵，人人诵读，其成就无法掩盖。这些虽然不免是同时代人推崇赞誉的言辞，然而宋濂编撰《元史》，称赞他的文章气势恢宏、内容广博（閎肆該洽），豪放而不放纵（豪而不宕），刚健而不严苛（剛而不厲），雍容大度，气势磅礴（舂容盛大），具有西汉文章的风骨，宋末文章的弊病习气为之一变。本朝（清朝）初年黄宗羲编选《明文案》，其序言也说：“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虞集、姚燧，他们的文章都不是明朝一代作者所能企及的。”这些都是后世不同朝代做出的定论，评价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姚燧文章的品格，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了。他的文集失传已久。明代《文渊阁书目》记载有《牧庵集》二十册，但其他各家书目著录都没有提到它。刘昌辑录《中州文表》，所选姚燧的诗比《元文类》（元代官方编纂的诗文总集）只多几首，文章则没有超出《元文类》所选范围的。刘昌在跋文中说《牧庵集》有五十卷，听说松江（今属上海）某士人家有刻本，但他南北奔走，最终也没能得到。当时他所得到的只是抄本，而且多有残缺，比起刻本内容只有十分之二。黄宗羲为《天一阁书目》作序说：“曾听说胡震亨家藏有《牧庵集》，后来寻求却没能得到。”可见这部集子早已失传。唯有《永乐大典》收录姚燧的作品相当多，用刘时中（疑为刘致）所撰年谱中记载的姚燧文章目录来校对，虽然比年谱所载少了十分之二三。但比起《元文类》所选录的，则多出十分之五六了。诗词作品更是超出各家选本之外。我们（四库馆臣）谨慎地将其排列编次，整理成三十六卷，以保存其大概面貌。文集中各种体裁都很精工，而其中的碑文、墓志等篇章，叙述详细丰富，尤其有很多内容足以补充《元史》的缺漏，其价值不仅在于文采出众而已。

解读：

这篇《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对姚燧的《牧庵文集》进行了全面的评介，核心要点如下：

1. 作者与文集背景：

明确作者为元代的姚燧（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人，是名臣姚枢的侄子。纠正了《元史》关于姚枢籍贯“柳城”的记载错误（实为祖籍）。

简述姚燧仕宦经历（秦王府文学起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和谥号（文）。

关键评价： 指出姚燧虽师从大儒许衡，但文章成就远超其师（“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

2. 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引用前人高度赞誉：

张养浩（元人，文集序作者）： 用军事比喻盛赞姚燧文章气势磅礴、才气纵横、章法自如、所向披靡（“才驅氣駕，縱横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勍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

柳贯（元人，谥议作者）： 推崇其朝廷公文（典册、诏令）的典雅、深刻、醇厚，能去除浮靡，回归古道；其碑志箴颂类文章雄伟光洁，广为传诵（“典册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

宋濂（明初《元史》总裁官）： 重申《元史》本传对姚燧文风的经典评价（“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并强调其扭转宋末文风弊病的历史性贡献（“宋末獘習，爲之一變”）。

黄宗羲（清初大儒，《明文案》编者）： 将姚燧置于文学史的宏大脉络中，与韩柳、欧曾、元好问、虞集并列为巨匠，并断言其成就非明代作者所能企及（“唐之韓、柳...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

提要作者观点： 认为这些评价（尤其是后世宋濂、黄宗羲的评价）是跨越时代的定论（“異代論定”），高度一致（“語如出一轍”），足以证明姚燧文章品格的崇高（“燧之文品，亦可槩見矣”）。

3. 文集的流传与辑佚：
长期失传： 明确指出姚燧文集（原为五十卷）在明清之际已长期失传。虽有《文渊阁书目》著录二十册，但其他书目未见。刘昌辑《中州文表》所得残缺抄本仅原刻十分之二，且未能访得松江刻本。黄宗羲也仅闻胡震亨家有藏而终未得见。

《永乐大典》辑本： 指出《永乐大典》是保存姚燧作品的最大宝库。虽然比刘时中（疑刘致）年谱所载目录少了十分之二三，但远比《元文类》选录的多出十分之五六，诗词部分更是超出其他选本范围。

四库馆臣的贡献： 说明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所收，进行整理排比，编成三十六卷本《牧庵文集》，得以保存姚燧著述的大概面貌（“以存其槩”）。

4. 文集内容与价值：
诸体皆工：肯定姚燧各种文体都很擅长（“集中諸體皆工”）。

碑志的史料价值： 特别强调其碑文、墓志等篇目（“碑誌諸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们“叙述详赡”（详细丰富），“尤多足补元史之阙”，其重要性超越了文学价值本身（“不僅以詞采重焉”）。这呼应了《元史》本传中关于姚燧为当世名臣勋贵撰写碑志、盛德显行“皆燧所书”的记载。

总结：

这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核心在于：

1. 确认并拔高姚燧的文学史地位： 通过引用元、明、清三代权威学者（张养浩、柳贯、宋濂、黄宗羲）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强调其“文章过（许）衡远甚”和“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的革新作用，以及将其与韩柳、欧曾等并列为跨时代巨匠的观点，确立了姚燧作为元代文坛领袖和古文复兴关键人物的崇高地位。

2. 揭示文集的坎坷命运与重生： 详细叙述了《牧庵集》五十卷本的长期散佚过程，以及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辛勤辑佚、整理编成三十六卷本《牧庵文集》的贡献，使这部重要文献得以重现于世。

3. 突出文集的特殊价值： 在肯定其文学成就（诸体皆工，有西汉风）的同时，特别指出其碑志类文章的重要史料价值，认为它们内容详实，足以弥补官方正史《元史》的缺漏，这是文集除文采外的另一重大贡献。

因此，这篇提要不仅是对一部文集版本的说明，更是对姚燧其人其文在元代文学史、文化史以及史料学上重要价值的一份权威性总结与肯定。它清晰地告诉读者：姚燧是元代首屈一指的文章大家，其文集虽历经劫难，但幸赖《永乐大典》保存并由四库馆臣辑出，其文风雄健，足以扭转文坛颓风，其碑志所载，更是研究元史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