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教导大队的往事

刘长庚1008364

回首往事，最美丽、最宝贵的是那流金的青春岁月，最深刻、最难忘的是那段军旅生涯。

本文是根据我以前发表在“我们一起回忆青春往事”栏目的几篇“说说”，经修改、整理、汇编而成。主要讲述我在教导大队任教员、干事时发生的几个小故事，有执鞭任教，换装合影，血小板减少之谜，好友杨运林，放电影，学编程，基地微机培训，疯狂学英语，突击练书法等等

欲知其详，请阅下文。

我曾在二炮某教导大队执鞭任教过两年。当时解放军三总部明确要求：团级以下、45岁以下且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军队干部，需通过全脱产学习，完成高中课程补习并达到毕业标准。我负责教授高中数学中的立体几何课程。考虑到学员普遍年龄较大、记忆力相对薄弱，尤其在空间概念建立上存在困难，我针对性地采用了循环复习巩固、手绘简易示意图、幻灯演示教学等方法，坚持深入浅出地讲解知识点，并注重及时总结归纳帮助消化。这些做法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认可。在任教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被推荐评选为“第二炮兵优秀文化教员”。

教研室的20名教员，全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军官。1985年部队换装时，我们第一次戴上挺括的大盖帽，穿上缀着肩章的新式军装，笔挺的身姿配上崭新的戎装，别提多神气！一个晴朗的星期天，10位教官相约同游中岳嵩山。山间风光正好，大家身着新式军服同行，精神焕发。行至半山腰的亭子旁，众人提议合影留念，便有了这张定格青春与荣光的换装合影。当时我们还戏称此是“教导大队十大元帅”纪念照。后来，还果真从教研室教员中， 走出了 1 位少将，3 位大校，1位厅级干部。

1986年，教导大队发生了一件颇为蹊跷的事：全体教员在体检时，均被查出有不同程度的血小板减少。情况引起重视后，队里当即选派两名症状较重的教员前往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住院详查。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到北京没几天，血小板指标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大家起初怀疑，或许是驻地附近兄弟部队的弹头库存在泄漏问题。可随后专门进行的放射线检测结果却显示一切正常，而教员们的血小板数值也陆续回归了正常范围。这桩前后矛盾的怪事，至今仍是一桩未解的谜团。

杨运林是我关系密切的湖南老乡，也是一路相伴的战友。我们同年入伍，同在一个团摸爬滚打；又在同一年考上同一所军校；毕业后并肩分配到同一个连队，他在控制排任排长，我在发射排任排长；后来我调入机关2年后又一同调到教导大队任教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情谊愈发深厚。直到1988年，我转业地方，他调任基地干部处。后来他担任洛阳干休所所长时，曾专程来岳阳看我，我陪着他游岳阳楼、君山、南湖等景点，聊起过往岁月，仿佛那些并肩同行的日子从未远去。变故来得猝不及防，某天我在他的微信动态里看到灵堂的照片，才惊觉他已因癌症永远离开了。如今想来，那些同甘共苦的时光仍历历在目，他的身影始终清晰，这份情谊与思念，至今深埋心底。

后来，我担任教导大队干事。有人提起我的前任是放映员出身，会放电影，言下之意我在这方面是短板。我心里不服气：连导弹都能发射，这点技术活儿又有何难？再转念一想，从工作实际出发，确实得考虑放映员也有探家、头痛脑热等特殊情况，总不能让部队的观影活动受影响。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涌上来，我当即决定学放电影。放映员李建安手把手教了我两次，第三次我就试着单独操作。虽然动作稍显生疏缓慢，但整场电影顺顺当当放了下来，没出现差错。年轻时就是这般“任性”，认准的事绝不退缩，骨子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总在较劲。说来也巧，当年教我放电影的那位战友，如今已是北京知名画家，部队正师职大校军衔创作员，真是人生各有精彩，祝贺他！

1984年底，我和几个教员在教学工作之余，报名参加了微机电视函授班，老师有清华大学谭浩强等几位教授。那时电视授课时间恰逢午饭时分，我便每天从食堂打好饭菜，端着饭碗守在电视机前，一边匆匆扒饭，一边聚精会神地跟着课程学习。从计算机原理到汇编语言，再到BASIC语言，三门课程的知识点就这样在饭香与屏幕光影中一点点积累。凭着这股挤时间的韧劲，我坚持看完了全部函授课程，一丝不苟做完了所有习题。当时条件有限，我和同事共用一台386单板机，常常轮流排班上机实操编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陆续编写出几个实用的小程序，其中一个还发表在了我国软件行业最早的报纸《软件报》上。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12月，是我参加基地首期微机办公系统应用培训班时的集体留影。那时，二炮部队的计算机技术虽早已在军事领域投入应用，但真正将其引入办公系统，正是从这次培训班开始的。当时部队装配的是二炮自主研制的ZD—2000型微机，配备1、2级汉字库，通过汉字四角编码规则即可输入中文。尽管输入速度很慢，但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先进的办公设备。参加培训班的学员，都是基地自控中心及各团从事微机办公系统工作的专业骨干；我因曾在《软件报》发表过小程序，也有幸跻身其中。培训班上编写出的那些小程序作业，我至今仍完好保存着，成了那段特殊学习经历留下的珍贵资料。

年轻时爱学，花时间最多的当属英语。大学时英语考试曾拿过91分的好成绩，期间还自学了科技英语，只是终究脱不开“哑巴英语”的局限。毕业后我又跟着陈琳教授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系统学习，从第1册到第6册，边读边听逐课攻克，认真做完了所有习题；单词本更是随身带，见缝插针地读记，累计记下了约4000个词汇，借助字典已能基本读懂《中国日报》的英文版面。可遗憾的是，转业三十多年来英语几乎从没用过，曾经熟稔的词句如今竟差不多都忘了。唯有那些陪伴我的课本，至今仍整齐地摆在书架上，默默留存着当年刻苦学习的痕迹。

1988年4月，我在转业待批的空闲期，报名加入了华艺硬笔习字会，一头扎进了硬笔书法的练习中。当时授课的正是田英章、卢中南两位老师，我便选定欧体作为专攻方向，每日只聚焦四五个字下功夫，一练就是三个多小时。从一丝不苟地摹帖，到凝神静气地临帖，再到默记于心地背帖，每个环节都反复打磨，在笔锋起落间强化记忆。凭着这份专注与坚持，突击练习三个月后，便觉技艺大有长进。1989年3月，我用钢笔临写的欧阳询《九成宫》作品，成功入选中国美术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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