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伟大

宝盖木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大清楚朱德为什么能成为我军的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除了那根“朱德的扁担”，我对总司令知之甚少。直到读了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一书，才知道朱老总 对我军的创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知道了朱德的伟大之处，从而对朱老总心生深深的敬意。

朱德的伟大，是在南昌起义队伍面临灭顶之灾，官兵灰心丧气、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为官兵指出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官兵的革命信念，使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得到保存。

　　南昌起义中，朱德是一个边缘人物。起义由总前委组织和领导，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委员有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成员中，没有朱德。当时，朱德没有基本部队，他名义上是九军副军长，但九军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他的部队只有军官教导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总共不到500人。起义当晚，前敌委员会安排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曾经说，朱德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别人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这就是南昌起义中朱德的真实地位。就是这个地位并不重要的朱德在起义部队面临散伙的危险时刻站出来，保存了这支力量。

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潮汕。行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分兵两路：部队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 对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的敌军进行阻击。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南下的主力部队因在途中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溃败。撤退中，队伍被敌军打散，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分散突围后都离开了队伍，起义队伍已经基本上散了。朱德率领4000余人在三河坝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也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只剩2000余人。

这时，临时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德，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与尴尬。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二十五师、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 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已经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力量难以保存，主张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队伍，听从了他的意见。

在北上湘南的途中，部队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时，无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队伍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已经近冬了，官兵仍穿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药品和医疗设备，伤员得不到治疗；部队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面对这些困难，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该怎么办？该到哪里去？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队伍到达江西省安远县的天心圩时，师以上领导均已离队，党代表中只剩下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一个团参谋长王尔琢。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要求分散活动。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虽然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的1917年革命，但是，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和信心。朱德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的来的起义官兵。

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共产党人一直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不排除关键时刻领导者的意志是中流砥柱。在部队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候，朱德表现出了磐石一般的坚定，为即将崩溃的队伍树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这也使朱德成为这支队伍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官兵灰心丧气、情绪低到零度的时候，指出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官兵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留下来的队伍在天心圩改编为一个纵队，共计800人，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在江西、湖南边境坚持斗争。后来，朱德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几经周折，于1928年4月28日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

朱、毛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了的长布衫，找人连夜做了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虽然南昌起义部队只有800人上了井冈山，但相比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是正规军出身，战斗经验要丰富得多。南昌起义余部的到来，大大提高了井冈山革命队伍的军事水平和战斗力。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有一种带点神秘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的信仰”，印证了总司令在军中的地位。我想，这地位不仅来自中央红军的一纸任命，不仅来自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对上级的服从，更来自朱德在最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革命坚定性。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谭震林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这句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是对保存这部分力量的朱德、陈毅的最高评价。

　　可以想象，在当时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这800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我想，假如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假如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够想到，起义过程中并未担负主要领导，而是担任殿后的朱德，最后竟然是收拢南昌起义残部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历史正因为不可预测 ，所以才充满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南昌起义成功，能当总司令的比比皆是，根本轮不上朱德。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的全部权威诞生于起义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南昌起义残存的兵力，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被称为英雄的个人对历史的塑造。

　　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和信念。这种坚不可催的素质和信念，最终汇聚成深刻、敏锐的历史自觉。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朱、毛红军”的核心，与毛泽东共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身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境界，便无法获得这样强大的历史自觉。而没有这种强大的历史自觉，便无法 对自身乃至中国革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塑造。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而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自觉。

2025年8月1日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