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葱岁月

陈宗屏

六龙位于大方县的东边，距县城十二公里，早些年是区，撤并建后属于镇，那里是我的家乡。六龙不仅是我的出生地，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青葱岁月，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1963年，我开始在六龙小学读一年级，小学毕业后，六龙区创办初中，后来又办了高中。1970年，我开始步入初级中学阶段，在念完初中后，按照学区的划分要求，考试合格后，通常将原六龙，百纳，沙厂三个区的学生统一归到百纳中学读高中。当时正是文革期间，人们不重视读书学习，在经过教育局在大方县城组织的中考后，在百纳中学的招生名单上我的名字赫然在列。一般来说，一个班的学生并不是都能全部考取高中并到百纳中学读书，那些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有的回乡劳动，剩下的想继续读书的则全部收到六龙中学的高中班。

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发萌读书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那个年代，生产倒退，经济停滞不前，生活困难。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教育首当其冲，学生学习成绩严重下降，学业荒废，高中生仅有初中水平，那些靠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进校的学习水平连初中水平也达不到。教育的倒退和落后，导致中国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了世界整整二十年。我们都知道“老三届”这个名词，指1966~1968年在校的初高中学生。他们是中国最为独特的一代，这三届学生受文革的影响较小，学习基础比较扎实，是文革时期文化知识水平的一道标杆。另一方面，这一代人正值青春年少和思想活跃时期，不少人对文革的参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而毁誉参半。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然而步入小学的殿堂即遭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谓生不逢时。

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盛行，轻视学习，不把读书当回事，进学校就是去玩，混日子。不仅如此，一些学生还效仿红卫兵揪斗雷永镇校长，但在校长面前，这些学生理屈词穷，只好不了了之。小学期间，读书就像南郭先生，没有把知识学到手。对我而言，语文不懂拼音，算术不会珠算，是带给我人生的最大缺憾。

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将她下乡用的一个包给我当书包，这个包用布料制成，淡黄色，包的下端两角坠有细线飘带，是一个带有女性特征的包。上学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很激动，我妈带我到学校并把我交给老师，班主任是姓林的女老师，她是毕节师范到六龙实习的学生，去实习的学生比较多，林老师上课的时候，教室里的后面还坐着两个实习老师。这位林老师长得漂亮，课也上得好。阶级斗争是彼时的主弦律，课文内容是“十粒米，一条命”，说的是贫下中农为了十粒米被地主打死。林老师上完课，悲痛的眼泪挂满了眼角，我们也深受教育。这些实习老师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张开琴，徐振德，医明珍，谭荣寿都教过我们。后来，觉得女式的书包不适合我，我妈才重新给我买了新的书包。在此之后，我家居住的谭家祠堂距学校仅几分钟的路，通常是听到钟声后才去上学。

读小学时年纪小，至今我数不清都有哪些个同学。印象深刻的是刘建华和孔德林，刘建华因为和我同桌，孔德林的小名叫小百松，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还没上完课，他就带着我逃学，不为别的，带我去凫水。他将我带到名叫李胡来家湾湾的地方，那是一个沿小河修建的水溏，主要接纳游泳的小孩或大人。再到了后来，人们又在小河下游的洗步桥位置重新修了一个更宽大的水溏。那些日子，大人们通常不晓得孩子有这些玩处，认为我们是在上学。

懵懵懂懂的初中生

文化革命开始后，根据毛主席教育要缩短的指示，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即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早些年，六龙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通常需到县城或百纳等地上中学。1969年，县里撤消马厂坝中学并将之与六龙小学合并成六龙中学（含小学），继六龙1908年创办新学，六龙这个地方于文革时期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中学，主要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要普及的指示。六龙中学是在六龙小学基础上扩建，在校园内撤除万寿宫，原江西会馆改建的老教室，重新修建了两栋共计六间教室的中学基础设施。负责组织施工的是徐鼎昌和宋盛名老师，由他们负责购买砖瓦和木料，大方的建工队承建。为节约成本，还组织学生到十余公里之外的燕坪公社的岩背后去运输坊子或板子。即将小学毕业的我们参加并承担了这一任务，六龙即将拥有自己的中学，我们心里面很高兴。

在校领导和师生的努力下，两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六龙中学应运而生。这两栋教室清一色的砖木结构，现代的玻璃窗户，时尚又气派，不仅如此，依靠国防军工六龙曙光动力站（六龙电站）的优势，安装了明亮的电灯，教空里还装上了广播喇叭，楼上电灯电话，似乎共产主义已经离我们不远。在落后的那个年代个，孙怀义老师将六龙的用电优势形容并比喻叫做“农村包围城市。”

教育是百年大计，师资是关键。贺安庆，王宗周，黄毓合，仁廷芬，李琼等原马厂坝中学的老师迁到六龙中学。雷永镇任校长，贺安庆任党支部书记。除此之外，将刘扬忠，姚龙华，吴维连等大学毕业生分到六龙中学任教。刘扬忠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唐诗宋词研究所的所长。

为充实师资力量，将原小学的王伟忠，孙怀义，宗开颜，徐鼎昌等调到中学部。还招收了一批如宴家盛，张思诚，王正秀，王淑芬等老三届的学生在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在过去的年代，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能担任代课老师，民办教师已经很不得了，这批老三届也在时代的进步中找到了机会而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在不知不觉和懵懂中，在激荡的文革争斗声中，1970年的我成了六龙中学初中部的一名学生。我们是六龙中学初中的第二期生，年级共三个班，我们这个班第一年叫做初一（3）排，第二年又改称初二（3）班。张思诚教语文，吴维连教数学，李琼教物理，黄毓合教化学。不知是何原因，张思诚和黄毓合老师先后调走，由年青的王正秀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兼化学科老师。她不仅是一位年青漂亮女性，也是我终生不忘的好老师。我们这个班毕业后，我重读了一年初二，因而同他们比较，我多读了一年的初二。在我重读的一年中，也是我进步最快，积淀更深，受益匪浅的一年。这一年宴家盛担任物理老师，他的课生动形象，比喻直观，循循善诱。不知为何，那个年代我便有此爱好及偏科，宴老师的教导为我奠定了基础，宴家盛以及后来上高中期间接触的大方一中的彭世龙老师我尤其敬佩。以至于1978年高考中，我的物理分得了六龙片区第一名；我父亲善书法，并引导我学习书法，我的书法在班上受到了宗开颜老师的夸赞，可惜这并没有成为我的爱好而坚守；孙怀义代过宴家盛的课，他不是来上课，而是来和同学们吹牛。教学泛泛而过，而是凭三寸不烂之舌耗尽课时，同你摆一些与一些与专业有关，或无关的龙门阵，让你觉得有意思，把你哄得开心快乐。这就是孙怀义老师长处。

青葱轶事

走进六龙中学的殿堂，我只有十三岁，两年毕业，十五岁，加上重读初二的一年，还未走进十六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批人，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年代，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也是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十三岁的时候，情窦未开，仿佛对情感方面缺少认知，懵懵懂懂的，缺少敏感度，因而对于班上的女生没有兴趣，而且是基于社会环境和自己保守的性格。

我们班约40多人，班长是梅世芬，李文栋是学习委员，卢玉田是劳动委员，我们这个班除徐和平，宋光林，张道芬，高应珍和我属于职工家庭处，几乎都是农村子弟。农村人朴实善良，他们的子弟十分勤奋和努力。我们班的班干组成，乃班上的真实写照，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现状，他们是追求进步的时代青年，我则是一个不懂事的混混。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不善勾通言辞，学习委员就是负责收本子发作业，劳动委员则带领大家打扫卫生，或做什么劳动。他们没什么说教，激昂的说辞，更多的是以身作则和默默无闻。

我们班的人主要来自街道，六龙电站，国营马干山牧垦场，更多的是来自各个公社。街道上的学生自然不消说，那些远处的学生为读书必须天亮五更出门，对于这些艰苦的求学经历，当代人无法体会，只有我们50后知道个中的艰辛。诗曰：“一出城东观六龙，五凤吹箫下九重，母鸡山是点兵官，对面观音拜紫童。”诗中提到的从县城到六龙途中经过的便是今五凤岩。五凤在我们班不仅人多，而且比较出众。他们这群五凤的学生，通常每天要往返至少4公里以上的路程，风里来，雨里去，单独往返，或结伴而行。梅世芬既是有影响力的班长，雨季背上一个斗笠，很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连长，我们则把卢玉田称为党代表的洪常青。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想像力。

没有性哪有爱。我竞对此一无所知，但并不代表班上的人没有谈恋爱。这主要是花开自然香，陆续有先后。记忆犹新的是彭基文，他的小名叫小富有，有点口吃，他与我同桌，交往甚密，很多时候放学和他打猪草和放牛，和他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去骑牛。一次在牛背上狂奔，我跌落在牛头上，差一点报废一只眼睛，至此再也不敢去骑他的牛。他最心仪的人是班上的杨世凤。只要你问他哪个女生长得好，他会说出三个字，杨世凤。他在和你摆谈时，总是面露口沫和津津乐道，在形容杨世凤时总是惊叹一句“幺，好生得好！”班上含苞待放的有诸如吴守凤，陈凤琼等，徐和平是东北人，他的父亲是空军驻六龙电站的军代表，徐和平身材高大，东北人的性格，性情直爽，不合心的事总是骂一句妈的逼，南方人总觉得北方人很多方面不友好，实际上这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东北人不仅身材健美，同样心善。

那个年代谈恋爱是禁止的，一般是私底下悄悄的来往。吴守凤的对象是其它班的，但没有结果。陈凤琼小伙子漂亮，引起了班上胡天国的注意，但最终也未成。胡天国因家庭贫困原因缀学，后在黔南都匀消防队服役并担任大队长。在了解他们的这段爱情故事后，我才回忆起他的模样。征得陈凤琼同意，我写了一篇《艰难的重逢》的文章，目的不是欲火重燃，而是祭奠这场火红的青春。人生聚散离合，隔壁二班的卢玉章仍然在都匀消防队服役，胡天国是大队长，而卢玉章只是一个中队长，反观在校期间的风头，卢玉章作为班长盖过了胡天国。

李文栋和卢玉田是初中时代比较崇拜的对象，不仅因为他们是班干，主要是他们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先进人物，两人均有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卢玉田没有读高中，而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逐浪，放过电演，进过宣传队，一付积极分子的形象。我还看到在刘扬忠老师的夫人郑丹女士编排，由卢玉田等表演的卢筝舞。他的政治面目让我觉得卢玉田必有出息。人各有志，命有不同，最后终因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1977年与李文栋一道双双考入大方师范学校，从事教育事业奉献终生。李文栋，卢玉田分别于六龙镇中心校校长，五凤小学校长职上退休。来自马干山的张道芬，高应珍皆是小不点，我的心灵上曾留下被他们期负的记录。后来我才知道，女生醒世比男人早。两人毕业后均在马干山知青队当知青，后转为牧垦场的干部职工。2005年，应李显忠场长之邀，参加马干山三十年知青会，才见到了久别的高应珍。见面的那一刻，我几乎认不得了高应珍。让他深感意外的是，我长了那么高，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年少的我腼腆害羞，不善言辞。课堂上王正秀老师说他用测量望远镜在千米之外看见我在学校里打乒乓球，心里面既神奇，也害羞的低下头。

年少就是好动，在徐鼎昌，孙怀义的倡导下，学校里组织运动队，我还参加了由他们各自组织的运动队。初中时代，我喜欢篮球和乒乓球运动，许多人都说我的乒乓球打得还行。我不仅代表学校比过赛，还到马干山参加友谊赛结识张世军，后来在大方一中高中和他成了同窗。印象深刻的还有王良美同学，不知道的人会误以为他是女生。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王光美是他的夫人。张道芬，高应珍给王良美起了一个外号叫他“王光美”。他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可惜早婚与高考失之交臂。

过去的年代生活十分困难，作为职工家庭，我们的生活比一般的民众好一些。最大的优势是利用父亲在粮管所工作的条件，买些米糠，麦麸喂猪，我们兄弟姐妹主要是田间地头打猪草，一年辛苦下来，至少可养一头猪，主要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与之相比，教师的生活仍然很清贫。一次，我们在家里偷偷取了一点油肉在教室里搞烧烤，冷不防几个老师窜了进来，我们赶紧将猪肉往桌厢里藏，害怕受到老师的批评。闻到诱人的香味，几个老师口水直流，脱去师长的威严饱口福大干一场，还对我有大加赞赏。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偶遇和真实的生活。

与我同时代的玩得较好的还有徐永忠，高克林，章泽荣等发小。那时读书比较混乱，一会儿在一起，一会儿又不在一个班，他们是一个年级的校友。高克林，徐永忠较我稍长，从那个时候兴趣相投，坦诚相待，成了永远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人相互影响，有帮助，有时也有反作用，然而不论成功失败，这是人的缘分，不能怪谁，是命中注定的。章泽荣较我小，矮一级，他的父亲是粮管所的所长，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学习照相，一起做临工，甚至是高考之前在一起复习准备迎接考试。这种友谊对我们的未来是十分有益的。他晚一年上山下乡到白岩公社，1978年与我同年考取大学，他在昆明工学院学地质探矿，而我则学农，他毕业后分配到辽宁，在大连退休。

人生聚散无常

2012年，六龙中学72届初二（3）组织了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我们这个班级的同学除街道上的，六龙电站，马干山牧垦场外，主要来自于各个公社，由于基层学校的原因，我们班级后来出人头地的人很少。为纪念这场相遇，决定组织40周年同学聚会。李文栋利用家乡从教的有利条件，通知了全体同学，本地的同学好办，可离散外地的同学就犯了难。徐和平同学便是最难联系和找到的一位。初中毕业后，徐同学跟随结束军代表任期的父亲返回云南曲靖，在那个运动此起彼伏，前途渺茫的年代，同我们一样，他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返城后在当地就业。那个年代人们对友谊的理解并不像现在这样成熟，同学之间如果没有魂牵梦绕的触碰，离开之际一般不会有临别赠言或联系方式。而且当时的信息联络十分落后，更没有手机。因此数十年后如何找人。

徐同学虽然说没有参加40周年同学聚会，但有缘人相见肯定是会有机会。六龙是豆制品之乡，豆干远近闻名。在信息流和物流发达的今天，让六龙豆干走向全国，走进云南曲靖。通过这种方式，最终联系上同学。徐同学专程回第二故乡与同学见面，同学们也对曲靖进行了回访。不仅如此，徐同学参加了50周年同学聚会。

令人遗憾的是来自农村的徐堂军同学未能参加50周年的同学聚会。他曾数度提出聚会的申请，并希望我们去他家叙叙旧。在此之前，他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闻此消息，我专门撰写《一次没有等来的同学聚会》的文章怀念这位重情重义的同学。

如今的光阴逝去，青春岁月变成了回忆。一辈子真的很短，短得来不及细算和品味。不知不觉中丢掉了童年，悄无声息中没了青春。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和无情。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忽然间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如今才忽然间发现，年少到现在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我如梦初醒，昔日已成为过往，我曾经执着很久的东西，那些如痴的梦想，不过一场虚幻的执念罢了。人生的路似乎很长，却又很短。试想一下，如果做不到惊艳谁的人生，那就试着温柔自己的所剩时光罢了。

亲爱的同学，我怀念过去的时光，珍惜我们的友谊。

2025.7.31记于兰苑花园

作者档案：陈宗屏，彝族，贵州大方（六龙）人，1957年生，1975年毕业于大方一中，同年上山下乡，经历过知青生活，恢复高考于1978年招生考入贵州农学院，从事农业科技工作，1989~1991年纳雍县扶贫，毕节试验区建设的先行者。爱好文史，贵州省先进农业工作者，毕节地区科技兴农先进工作者，贵州省烟草学会会员，毕节市老科技协会会员，获省地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论文多篇，《大方文艺》《大方报》等发表作品，出版《这帮六龙人》合著；与人合编《六龙那些事》于2024国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