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观看电影《南京照相馆》有感

一路格桑花

今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多次泪水打湿了眼眶，当片尾最后一个镜头缓缓淡出，放映厅顶灯亮起，我却依旧僵坐在座椅里，像被钉在1937年的南京。银幕黑了，可我的眼前仍晃动着那间小小的照相馆——朱漆剥落、橱窗碎裂，门槛上横着半截婴儿的小鞋；晃动着老林师傅把最后一张底片塞进学徒阿骏怀里的那只手；更晃动着阿骏抱着相机冲向废墟时，那声撕裂夜空的“老师——！”

我原以为，历史书上的“三十万”只是数字。可当镜头跟随阿骏，一路踩着血泊，从中华门踩到中山码头，那一具具被江水推回岸边的遗体，才让“三十万”骤然有了形状——那是阿秀姐被扯开的棉袄，露出还未来得及绣完的红梅；那是老林师傅至死攥在掌心的快门线；那是学徒阿骏再也合不上的取景框里，倒映出的整座城的哭喊。

影片最残忍的一幕，是日军把难民赶进一间教堂，逼迫他们交出“中国兵”。老林师傅把十几张尚未冲洗的底片塞进唱诗班的管风琴，自己却站了出去。镜头没有正面拍那场屠杀，只给了管风琴一个长特写：风箱被子弹打穿，木屑纷飞，像一场无声的雪。雪落完，管风琴里流出黏稠的暗红液体，我知道，那是底片上的乳剂，也是老林师傅的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侵略者要毁灭的不只是肉体，还有记忆本身。他们连影子都不给中国人留下。

可记忆到底被留下了——阿骏活了下来。他怀里揣着相机，像揣着一团火。镜头里，他一次次按下快门：被炸断的梧桐、母亲抱着已经冰冷的孩子、残缺的“照相馆”招牌下，一个日本兵正用刺刀挑碎玻璃。阿骏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相机，可他还是拍。旁白只有一句：“如果没人记得，他们就白死了。”

影片结尾，是1946年的东京审判。满头白发的阿骏作为证人出庭，他把那台已经斑驳的相机放在桌上，像放下一座碑。审判长问：“你如何证明这些照片的真实性？”阿骏打开相机后盖，底片早已在战火中曝光成一片灰白，什么也看不见。全场哗然。阿骏却轻轻抚过那片灰白，说：“底片没了，可我记得。只要我记得，他们就活着。”

灯亮了，观众席一片啜泣。我身旁的小女孩攥着妈妈的衣角，抽噎着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么难过的电影？”那位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过了很久，她才低声说：“因为难过才要记得。记住难过，才不会让难过再来。”

走出影院，夜风裹着城市霓虹扑在脸上，我竟分不清今夕何夕。地铁口有人发传单，是“国家公祭日”的志愿招募；马路对面，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的墙灯彻夜不熄。我忽然想起电影里那个细节：老林师傅教阿骏冲洗照片时，总说“暗房里最忌见光，可见了光，影像才显影”。此刻，我仿佛也走进了巨大的暗房，历史的底片正缓缓显影——那些血、那些泪、那些不屈的呐喊，都在光里复活。

回家路上，我经过一家真正的老照相馆，橱窗里摆着一台百年前的木质相机，像极了电影里那台。老板是一位白发爷爷，见我驻足，便招呼我进去。他说相机是他父亲留下的，“1937年，父亲把最值钱的镜头埋在后院，人却再没回来。”爷爷摩挲着相机，像在抚摸父亲的轮廓，“现在好了，国家强大了，没人再敢欺负我们。可我总跟孙子说，强大不是为了欺负别人，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

仲夏的晚上，我梦见自己成了阿骏。梦里，我举起相机对准2025年的南京：长江大桥灯火如昼，小学生在纪念馆前献花，年轻的士兵在雨中站得笔直。快门声响起，画面定格。我听见老林师傅在暗房那头说：“好，这张照片可以见光了。”

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我知道，那泪水里有悲伤，更有滚烫的力量。历史从未远去，它就在我们按下的每一次快门里，在每一次低头默哀的三分钟里，更在我们接过前辈火炬、继续向前的脚步里。

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不是仇恨，而是警醒；不是眼泪，而是脊梁。愿我们都能成为记忆的“底片”，纵使历经战火与时光，也要把那份清晰与尊严，一代一代显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