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经历（徐老师回忆录一）

蓝天逐梦

　 我的初中老师，今年94岁了。4年前，她写了一些回忆录，较详细记录70年前的往事。以下回忆录的题目是《1951年我参加农村土改》通过徐老师的回忆录，我了解了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

《1951年我参加农村土改工作》

关于解放后的土改情况，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反映。在此，我只想写我参加土改独特的经历，反映出我当年的年轻与幼稚。

一、参加土改工作队

1951年，我在上海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工作。10月组织从我们店抽人，参加华东土改工作队。工作队要到千里之外的安徽亳县（读音同博），参加当地的土改工作。队长是书店的财务科科长，队员是书店各部门的同志，还有解放日报的同志。当时我只有20岁，是工作队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土改工作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土改政策，为了详细了解土改工作的情况，我们还阅读了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然后，大家在一起谈读后感，交流学习体会。

出发前，我姐夫说安徽比上海冷，他把一件旧棉中山装借给我。姐夫身高有1.75米，而我的身高1.55米。我穿姐夫的衣服显得又肥又长。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用，只能凑合穿。图书发行部一科长还借给我一顶单帽。为了展示工作队的精神风貌，出发前，我们还要按照解放军训练要求，练习走路和行军礼。看着我走路的样子，队长取笑我说，即便穿上中山装，一看还是一副学生腔的模样。是啊，当时我才二十岁，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

二、我差一点被丢在半路上　

我们从上海上车，火车经过南京、安徽、蚌埠、徐州，最后到达河南商丘。下了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到安徽亳（读音同博）县。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全无印象了，听我们队长说有几千里。只记得火车在一站停车时，我独自下车蹿蹿。我信步往前走，过了天桥，走到对面的站台(两个站台之间有几条火车轨道)，这时突然我听到开车的哨声响了，我已来不及按原路返回，我迅速跳下站台，越过几条轨道(所幸当年火车车次少，当时车站里没有其它火车停在那里)，我飞速奔向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正常情况上车应该在站台登上火车。而此时我站在路基上，路基到上车的门梯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的脚无论如何也够不着上火车的门梯。两名男队员看到这个情况，迅速来到车门处，把我拉上火车。若干年后想起这段插曲，还心有余悸。万一我真的被丢在半途中，怎么办?当年没有长途电话，更没有手机。也许我会想到去找当地的新华书店。因为，各地的新华书店应该是一家人。

三、独自一人进村搞土改　　

工作队领导看我确实还太年轻，不成熟，就商量让书店人事科干事张桂花和我分在同一村工作。能和张桂花在一起工作，我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可高枕无忧了。不料，当我们到达乡里时，队长说人手不够，只能每个人独立主持一个村的工作。队长通知我和一个村长去一个村。当时天色已昏暗了，一听到我要单独跟一个陌生人走，我吓坏了，一紧张，肚子就立刻疼起来。我可怜兮兮地对队长说:“我肚子疼，我要回家!”，队长说:“耍什么小孩子脾气?现在已离家几千里了，怎么回家?”，接着他安慰我说:“你放心，我安排你到一个最小村去工作，这个村一共才有五十五户人家，而且还没有地主”。这时，我也只好硬着头皮，默默地紧跟着这个陌生的年轻村长走了。

到达村里天色已黑，按着工作队里的要求，我立即召开了村民大会，与村民见个面。我穿着借来的又长又肥的旧棉中山装，头上没戴帽子，就这样向群众行了军礼，简单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我们土改工作队的任务。

开了群众大会，群众称我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华东土改工作队，对我很尊重，另外，解放初期，农村的女孩很少有文化的，而且十几岁时就出嫁了。因此当地村民看到我年纪很轻，有文化，又当上土改工作队队员，很好奇，也报有好感。

四、住村民家，同吃一锅饭　　

第一天晚上，村长把我安排在他家住，他可能事前没想到，接回来的竟然是一个年轻女干部。村长，24岁，新婚。在他家的过道上，他给我支起一张小床，类似行军床，但不是帆布的，在床的木头框架上，用麻绳交叉系起来代替帆布。头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每当村长一开他的房门时，门就嘎吱嘎吱作响，这让我很不安。村长也许觉得我住在他家十分不方便，于是第二天就把我转移到一个中农成份的寡妇家去住。

我们工作队有规定，访问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饭后付饭票(如何付，已记不清了)。我们首先要去访问的是当地最穷苦的贫雇农家，有时正赶上饭点，主人家正蒸好红薯，一揭开锅盖时，成群的苍蝇直往上叮。在土改队学习期间，队长特别强调，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首先要十分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能流露出一丁点儿嫌脏的表情，否则贫下中农就和你隔心了。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拿过一个红薯，眉头也不敢皱一下，就连皮一起吃下去。如果在上海，红薯肯定要来回洗，吃时一定会剥皮的。当年农村没有自来水，挑水还挺远的，水自然十分珍贵，洗得也不可能很干净，再加当年当地的卫生条件很差，苍蝇特别多，我只能入乡随俗了，主人做什么，我吃什么，不挑不拣，经常是高粱面蒸饼，也有小米红薯粥，从来没有菜吃。因为淮河年年闹水灾，皖北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下去土改才真正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苦程度。偶尔，我的房东，她也会给我烙张白面饼，那时觉得特别好吃。在吃的方面我是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总算是过了关。

五、房东悲惨的经历和热情　　

第二天，我搬到独处的寡妇家住，她无儿无女，这样就方便多了。这寡妇大约有四十来岁。我一走进她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饭桌上摆着一只笸箩，里面放着一张张瓦片形状的东西，但不是灰色的，而是有点红褐色，当时我心中好纳闷，为什么把那么多的“瓦片”放在桌上?农村人初次进城，什么也不懂，城里人会笑话他是“乡下人”，同样城里人初次下农村，也会少见多怪，同样是“乡下人”。当天我在房东家吃饭，才知道原来那一张张“瓦片”，其实是高粱米面发酵蒸成的一种主食。 房东很喜欢我。她问:“你是不是在上海吃大米吃白面的，说话细声细气、人又那么白”。

晚上，我和房东睡在一张床上，感觉很不舒服。我自两岁不到，就失去了母亲，所以，从小就养成了独自睡觉的习惯。第二天，我和房东要求独自睡。房东就借来一个类似在村长家睡过的“行军床”，让我自己睡。

有一天，我的房东得病发烧，晚上睡不着觉，于是，她趴在我床头，向我讲述她的遭遇。她告诉我几年前，她的丈夫在外边和别人勾搭上了，有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她丈夫就睡在露天，半夜被人扎了一刀，等抬往乡医院的半路就断了气，留下一个八九岁的儿子。儿子很懂事，帮妈妈干农活，还说等他长大后一定孝顺妈妈。可是很不幸，她儿子在十岁那年，被疯狗咬了，很快就死了。她讲完这段悲惨的遭遇后，站起来，用水瓢往地上泼水，嘴里还喃喃地说:“你来了(指她死去的丈夫)!......”当时，外面四周一片漆黑，房间里只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房间里只有我和一个发着烧说胡话的病人，环境阴沉沉的，虽然平日我也不相信鬼神，但是我还是感到毛骨悚然，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一个贫农女干部，她大约三四十岁，她知道我害怕，就在外间连着陪了我几个晚上。房东是中农，我必须多接近贫雇农，不敢太接近她。房东曾问我，她能不能改嫁。可是当年我太年轻，太不懂事了，只学过土改政策，没学过婚姻法，当时我竟然回答不上来。为此我一直很内疚，很想知道她最终改嫁了没有。

那房东对我实心实意地好，有一天我病了，房东说一定是我穿的棉裤太单薄了，于是趁我病倒之机，她和那贫农女干部帮我拆了棉裤，补了破烂的里子，絮上一层层很厚的新棉花，给我御寒。皖北的冬天，也确实很冷，冬天的雪下得很大，地里的积雪厚及我的膝盖。在上海，从未见过如此厚的积雪，平生第一次看乡亲们带着孩子堆雪人。遇到下雪天，房东会给我一双木制的像长板凳似的“木鞋”，让我穿着鞋蹬在上面，再用麻绳把“木鞋“和我的鞋牢牢地绑在一起，并让我手里拿着根木棍子撑着走，说如果摔倒在地，这时需要用棍子撑起身来。她替我想得十分周到。后来我出去开会，在雪地里走，摔倒了，周围也没有人可以拉我一把，果然全仗着手里有根木棍，才得以站起身来。

村里的狗很多，我又特怕狗，每当我去乡里或别的村去开会，傍晚返回时，总有两个贫雇农干部胳膊上搭着一件房东的厚棉袄，拿着根打狗棍，在村口候着我，并把我护送到住处。一贫农女干部还用高粱杆给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小车，说我离家三个月，肯定想家了，小车可以逗我开心。

六、乡亲们恋恋不舍给我送行　

土改工作结束，工作队要撤走了，我的房东连夜纺棉织了块布送给我(还没来的及染色）这块丈把长的白布，承载着一个孤独的农村母亲对我这个土改工作的爱，只可惜，当年的我全然不懂。我走的那天。她舍不得放我走，把我关在家里，想留下我当她的闺女，当扫盲老师，当然，最后她还是不得不放我走了。人们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乡里。队长见到这个场景惊讶地说:“想不到小陈的群众关系还最好!”，其实当年我太年轻，还不太懂事，工作做得也不太好，只是当年民风淳朴，村民把我当作毛主席派来的人，对我很尊重，又心存感激，再加上看我年轻，他们认为我离开上海的家，跑到这老远的地方来吃苦来了，因而对我倍加关爱。

七、土改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952年1月，工作队结束了第二期土改工作，当我们一回到了县里时，队里的男同志因三个月没吃到肉菜，有点熬不住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集资会餐一顿以解馋。我倒无所谓，也许女同志饭量原来就小，亏欠得也少，需求也少的缘故吧!可是女同志会更想家，当火车抵达上海站时，我坐三轮车回家，在小弄堂口，我迫不及待地下车，往家奔去，口中不停地呼喊着“大姐、三姐”。我们姐妹又见面了，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回家当天，我在家里痛快快地洗了澡。整整三个月未洗澡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但我还是忍受下来。看来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第二天上午，我脱去不合体的中山装，穿上自己的衣服，又穿上新的黄军呢长裤，外面套上姐姐的黑色高统水靴(正好天下雨)，精神焕发地去单位报到，我走进图书发行部主任室，向主任说:“蔡学昌同志，我向你报到!”，主任看看我，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正在专注工作的同志闻声抬起头来，他们不约而同“哇”地叫了起来，性格开朗的王笛楼刚好从宣传科过来，她立即攥着我的手，把我旋转了一圈，大声笑着说:“什么时候回来的?看这一身打扮，红扑扑的脸。赳气昂昂的神气模样，这不明明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吗?”这番话说得大伙一阵阵欢快大笑。同志们就这样热情地、善意地打趣着我。在皖北工作三个月，天天吃粗粮，还吃不上肉和菜，非但没见瘦，反而健康了。这是因为天天在野外田间奔走，天天晒着太阳，吃的又是当年的新粮，所以三个月下来就把我变成这副健康的模样了。不仅我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队里有一成员又高又瘦，听说他有严重的胃病，参加土改工作时，他背了一大兜的胃药下乡。后来他下乡后，胃病再没发作过，药又原封不动地背回上海。

三个月的土改经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与群众工作能力，而且也强健了我们的体魄，只可惜坐了几个月办公室后，一切又恢复原状，我又变回原来的模样:瘦瘦的，白白的。

八、回亳县，很想见那些父老相亲

回忆到这段经历，我不由地漾起甜蜜的笑容。不过，我也感到太内疚了，从亳县回到上海后，我没给村里写过一封信，一是我还是太年轻，太不懂事；二是回到上海后，生活也紧张，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无暇顾及写信之事；三是当年村里的人大多是不识字的，我的信写给谁呢?2020年，我的小儿子开车载我去河南，我们还特意去了安徽亳县，还认真参观了亳县博物馆。原来汉末名医华佗就是亳县人(古代的谯县)，当地产盛产中药，特产有万寿绸、毛毡、古井酒。解放后淮河得以治理，人民生活大大提高。博物馆里展示了那么多名贵的药材和丰富的农产品，这太令我振奋了，我真想回到我曾工作过的村里去看一看，但我已记不得我去过的乡和村的名字了，更主要的是时间已过了七十年，当年村干和村民的年龄都比我大，现在我自己已是九十来岁的人了，那么他们还健在吗?很难说了。我不得不打消重返故地的念头，心中默念着:祝愿他们的子孙后代生活越来越幸福!

写于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