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9）壁垒（原创）周庆平/图文

岷舟

较长一段时间，因主持法制和社会栏目，结识了不少工作在基层的警官和士兵，他们是那样的普通，就像建筑工地上的一块块砖石——不起眼也不独特，但就是这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紧密站立后成为铁壁铜墙，维护了一方平安。

先说武警吧。

1997年夏，我从山区采访回来，路过靶场，恰逢贵州六盘水市武警支队战士们在那里训练。临近正午，高原的太阳晒得人皮肤生痛，连鸟儿都在窝里躲着，只有战士们在旷野中顶着烈日摸爬滚打。他们喊声震天，扑如下山猛虎，跃若雄鹰展翅，立似伟岸雕塑……威武刚毅的一幕幕场景摄人心魄，我赶紧用相机记下这一帧帧珍贵的瞬间。

这些士兵们，年龄大都是十七八岁，若在爸妈身边，便是被宠溺的娇儿，可一入军营，经过部队的锻造，便迅速蜕变成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男子汉了。

战士孔金荣，入伍的时候才十六岁，家在云南玉溪，家道殷实，从来没有吃过苦头。还有武汉籍兵朱小勇，入伍时十七岁，是一个干部家庭的独生子，全家宠爱有加，连家务活都没有做过。

提到三个月的新兵集训，两个人感受颇深。每天早晨天不见亮就开始训练，晚上还得加班：器械体操、战术擒拿、射击、越野跑……一项接着一项，容不得有丝毫的懈怠。还有业务理论，军事政治，每天分分秒秒都抓得很紧，即使受伤了，还得忍着，那种苦和累真是无法言说。

特别是越野长跑，扛枪挎包背行李，全身披挂起来，足足有十多公斤，跑十多公里，还要讲求速度，稍一松劲就达不到要求，那种拼尽全力仍然奋力前行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味到。训练中，他们悄悄的哭过，也在心里对当兵有过瞬间的后悔，但最后终于坚持下来，样样达标。他们说经过了这三个月的强化训练，人一下子就长大了。生活样样都能自理，原来在家的散漫与娇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使命感和男子汉的坚强品格。对于人的一生，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军人无弱者。对此的体会，贵阳籍兵陈刚的体会最深。陈刚1996年入伍时，也才17岁，加之个儿矮小，是个十足的娃娃兵。第一次打靶，就以“零蛋”垫底。他觉得非常丢人，下决心一定要尽快雪耻，于是他每天都给自己开“小灶”。数九寒天，他在抢头上吊上个砖头练习托把。一小时过去，两小时过去……一直练到手臂发麻。躺在床上，他会心无旁骛地把某个点当成靶心来看，一直练得眼睛发酸直至流泪。就这样勤学苦练，他的射击技术很快上去，终于能打到72环了。

战士们说，穿军装和不穿军装就是不一样。过去当学生娃时，他们很少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状态，而现在，国家的事，社会的事，不去关心，不去尽力，自己就觉得愧得慌，就会觉得没有尽责。所以，保护群众，抢险救灾，他们永远都冲在最前面。

在公安干警中，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则是巡警们。

1996年11月1日，六盘水市“110”成立，由市巡警支队的干警承担“110”的全部工作。

11月17日是星期天，“110”是否在坚守工作？他们能在人民群众需要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吗？为了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我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到“110”值班室一探究竟。

“110”值班室设在新修的市公安局办公大楼一楼，阴冷、潮湿、空寂，和周末热闹的街景形成巨大的反差。巡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丁泽坚正守候在电话机旁。值班室的对门，一张大红感谢信贴在墙上，上面写着醒目的黑字：“人民卫士，破案神速。”写信的人叫杜大平，是和平汽车修理场的负责人。11月6日晚，他的修理点被盗，次日晨7时他拨“110”报警，几分钟后，4名巡警到达并且勘察了现场，11月8日此案破获，杜丢失的2000多元物资也找回来了。

还有一面锦旗，是钟山区水电局职工杨炯送来的。11月7日，杨炯的妻子带着3岁的儿子逛钟山大街，儿子不幸走失，杨妻和家人分成三、四拨寻找，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杨妻哭着找到“110”值班室求助。二大队干警丁泽坚、张绪海、喻刚马上出去寻找，并通知三、四大队协助，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将孩子找到。过了几天，杨炯出差回来，便携妻率子，拿着锦旗前来感谢。

丁泽坚告诉记者，晚上和清晨报警电话多一些，队里的要求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快速出警。

为了更真切地了解“110”的情况，我于19日早晨守候在“110”的办公室，准备在这里跟踪采访一天一夜，并随“110”干警一同出警。

19日天气骤冷，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天“110”的值班巡警是丁泽坚、艾建宇、喻刚。

上午，“110”电话铃响了4次，可值班人员一拿起电话，对方却无人应答。干警们告诉我，有些人会用“110”热线挂着玩，这个时候干警们就特别着急，生怕因这种无聊的占线耽误了真正的报警电话。

中午，几个干警每人一元钱买三个馒头充饥。14时零2分，有人报告“110”，十二层楼下面有人摆残局骗钱，丁泽坚等3人立即出警，于14时零3分赶到现场，没收了用来摆残局的工具，勒令摆残局的人回家，不得再到别处行骗。

下午，又打进5个无应答的电话。

18时32分，一男士拨“110”，举报市电影公司二楼有几桌人打麻将赌钱。丁泽坚立即通知钟山派出所，随即便同艾建宇、喻刚一道赶赴现场。18时35分，他们赶到电影公司楼上时，果然有五桌人在打麻将赌钱，于是干警们按治安条例处罚了这伙人。

20时12分，银海大酒楼拨“110”报警。天黑路滑，记者才跑下几级台阶，巡警们已如离弦的箭一样冲上警车，待记者一跑上车，丁泽坚一踩油门，车便驶向“银海”，20时14分到达。“银海大酒楼”的经理跑出来，脸上惊悸未消，说：“好骇人啊，刚才xx单位的一伙人在这儿吃饭，差点就干起来了，我赶紧拨电话报警他们就走了。”丁泽坚请他以后拨“110”时慎重一些，免得误了警情。然后立即驾车回到了办公室。

20时38分，有人拨“110”，叙述已向川心派出所报案并且已立案的一桩事情，喻刚耐心作了解释。

20时56分，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龙溪派出所来电话，说是有个13岁的男孩，叫胡荣江，被人拐到广州，后又逃至苍梧，现呆在龙溪派出所。这个男孩说他有个大舅是六盘水市林业局干部，叫蒋存勇，请帮助查找。此时，带班的副支队长孙海清，二大队队长陈卫红也来到办公室。大家查找电话簿上的名字，又找熟人询问，都未找到蒋存勇。后来通过市委市政府的一本内部电话，托熟人反复查找，打了若干个电话后，找到市林业局三个局长的号码。终于得到一条有用的线索：市林业的黄局长说，六盘水市林业系统的干部中，没有叫蒋存勇的，只有盘县林业局的局长叫蒋存云。丁泽坚立马去公安局挂内线查找蒋存云。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是蒋存云的妻子， 一听清事情的原委，便在那头伤心地哭了起来。原来，这个13岁的男孩偷了家中的3千元去抽奖，之后就失踪了，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已寻找了好多天，杳无音讯，都以为这孩子被人谋财害命了，殊不知突然来了这个电话，报知孩子还活着，自然惊喜交加！丁泽坚把苍梧方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叫他们去接孩子。对方抽抽噎噎地说：“娃娃还活着……太感谢你们了……”

20日凌晨5时21分，明湖路人民银行宿舍一姓罗的男子求助于“110”，说街面上的“爵士屋”连夜装修，切割机的声音太响，弄得他彻夜难眠。5时25分。顶着寒风细雨，随巡警们赶到明湖路，制止了“爵士屋”的装修噪声。明湖路又恢复了平时的宁静。居民们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而三位满脸倦容的巡警，又守候在“110”电话机旁，准备下一次的出警……

根据跟踪采访的情况 ，我写出通讯《追踪“110”》，登在1996年11月22日的《六盘水日报》。告诉大家，有这么多公安干警，每日守护着你我他的安全。如果大家遇见治安问题，请拨打“110”求助。并且，也告诉大家，一定不要乱拨“110”，这种行为会影响正常报警，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安全隐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0”成立以来，百姓们有事就打“110”。“110”干警们说，除了出警外，他们值班室隔三差五就有迷路的老人、走失的小孩被人送来。他们最怕的就是走失的小孩儿，刚被人送来时就一直哭一直哭。看中了哪个警察哥哥就不愿撒手，要吃糖糖照镜子举高高，像下面这位。等父母找来时，大家都处得像家人一样了，分开时难免心里酸酸的……

当然 ，还有不少的重大事件，也落在“110”干警的身上。

1997年6月22日晚，一辆从威宁开往六盘水市的中巴车一个倒栽葱，仰翻后悬空卡在市环卫处宿舍后面八九米深的沟道里，车头顶着深沟半腰的堡坎，车尾靠在三楼一户人家的窗台上。车上除三名在母亲怀抱中的儿童安然无恙外，其他的十九名乘客都受了伤，卡在车里动弹不了。

21时55分，“110”接到报警电话，21时58分，“110”干警赶到现场，立即投入救人的战斗。

干警王斌等人爬进悬在半空中的汽车，将车上的重伤员一个一个地抬出来，转给车外的战友，而车外的另外几名“110”干警，则站在堡坎上、凉台上、深沟里，分别将伤员从二楼、一楼抬出。9名干警所处的位置都十分危险，万一车子卡得不牢，掉了下来，干警都将没命，但当时他们顾不上危险，只是一个劲地救伤员。有不少群众也站在边上，和“110”干警一道抬伤员。

武汉柴油机厂的业务员傅明聪被卡在车上动弹不得，腰部钻心的疼痛。他心想：“完了，出这趟差要死在这里了！”谁知道才过了几分钟，就人喊：“1１０”來了！"随即有人翻车上来把他抬了出去。迷迷糊糊的，他只知道被人送进医院，又抬去拍片，只看见抬他的人戴着“110”红袖套，至于长得什么样子，他却不知道。据诊断，他的腰椎断了，若不是抢救及时，他可能瘫痪。

69岁的老者彭发增倒悬着卡在车上，一只手、一只脚都悬在车窗外头，当看见一个高个儿的“110”来救他时，止不住老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司机谌建业伤得最重，手脱臼，肠子压出了体外，头上身上全是鲜血，两名“110”干警小心把他移出汽车，用最快的速度送往医院。

22时15分，第一批4个伤员被送到市医院急诊室，后又陆陆续续送来15个，医院一班人各就各位，立即开始了抢救工作，而“110”的9名干警，则承担了抬伤员去透视和背他们到住院部的工作。直到23日凌晨2时，19名伤员全部获救，车人上无一人死亡。他们的财物，包括一名小贩从威宁收来卖的一麻袋活鸡，“110”干警也帮他抢救出来作了妥善处理。此时，劳累了大半夜的“110”干警们才归队休息。

这九名干警的名字是：李明义、张长海、曹天炯、黄何兴、邓常义、林科平、王洪庆、洒廷凡、王斌。我之所以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一一写在报道中，因为亲眼目睹了他们所处的险境，当时生怕他们中哪一个不幸成了烈士，所以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所幸的是，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抢险，还个个平安，值得纪念。

其实，“110”干警们经历的，还有不少更险的案例。

1999年1月23日晚，与六盘水毗邻的威宁县发生了一起血案：福建莆田人潘友德等几人本来想抢一家金店，但一看店里干活的三个人都是壮汉，就虚了，临时改变主意去金店老板家抢钱。知道老板的女婿也是莆田人，此刻老板和女婿不在家中。他们就谎称是老板女婿的老乡朋友，骗开了大门。直接将老板娘易克芬乱刀砍死，就在客厅翻箱倒柜找现金和首饰。易的女儿林钟红闻声从里屋出来，他们又将其砍昏。易的10岁的外孙女和8岁的外孙从外面回来，也被杀伤绑在客厅。几个人抢得1600元现金，便包了一两车逃离威宁县城。

威宁警方接到报案，赶到易克芬家，场面的血腥令人震惊。威宁是个宁静的小城，多少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入室抢劫杀人的案件，这桩血案一传开，一时间人心惶惶。

威宁警方从苏醒的林钟红口中得知，这几个人是外地人，基本情况一无所知，一旦逃离出贵州，很难抓获。并且这几个人手段非常狠毒，如果一路流窜作案，将给人民群众造成更大的伤害。于是威宁警局的林科俊局长连夜请求相邻的几个县市警方帮忙拦截。在有两个相邻警局都回答人手紧缺，无法帮忙后，林科俊怀着最后的希望拨了六盘水市“110”的电话。

1月23日10时42分，六盘水巡警支队三大队队长张绪海接到电话，听威宁警方说有三、四名杀人歹徒可能乘车经过六盘水，请帮忙拦截，并说歹徒可能带有枪支。他马上请示上级后带七名干警兵分两路候在德坞镇和大丫口两个检查站堵截。

隆冬的高寒山区，滴水成冰，半尺深的积雪冻成冰凌，又冷又滑，几名干警站在冰面上，冻得直跺脚。寒风吹来，他们才想起，刚才走得太急，忘了戴头盔也没有穿防弹背心。这可是要命了，几个干警中，真正受过训练的没两个。就拿队长张绪海来说，大学学的是文科，毕业后分在市教委坐办公室，受内心英雄情结的驱使，转去当警察，擒拿格斗都不怎么会，凭的是一腔热血。如果遇上亡命之徒，完全就是拿命去拼了，其他几个警官的情况也差不多。此刻，他们顾不上想什么，只是全神贯注盯着威宁方向来的汽车，仔细检查。大雪封山，车辆稀少，过去了几辆货运车，均无嫌疑对象。但他们仍不敢马虎，死死盯着威宁方向。

已经是14日凌晨一点过钟了，威水路上驶来一辆红色的奥拓，守在德坞的张绪海、刘大祥四人立即拦下检查。车上有一名司机和四名乘客。当司机回答此车是昨晚十点过从威宁动身的时，几名干警的心咯噔一下提到嗓子眼，四人立即成倚角之势，刘大祥三人上前仔细检查，张绪海端着冲锋枪殿后。刘大祥一看四人中有两人满身血迹，一人手上有伤，便立即控制了四人，通知守在大丫口的四个巡警过来汇合。通过进一步的检查，的士车上的四人虽没有带枪，但人人都有管制刀具，刀具还沾着血渍。原来这四人正是威宁入室抢劫杀人案的歹徒潘友德、郑金财、郑必金、黄元福。他们作案后立即花500元打一辆的士，准备赶到六盘水，乘1点45分六盘水至郑州的直快，殊不知的士刚到六盘水，他们就被六盘水“110”逮了个正着。

14日上午八点过，威宁警局局长林科俊赶到六盘水市“110”办公室，激动地说：“多亏你们，‘1.13’血案才能快速破案，我要号召威宁的警察向你们学习，我要为六盘水市的‘110’干警们请功。”

由于六盘水“110”的出色表现，这支年轻的队伍一度被评为省市乃至全国的先进集体，也成了老百姓们最信任的人。

因为了解“110”的工作，知道他们每天接触社会各种层面的人和事，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新闻，也有许多意想不到事件，可以传达出不同层面的信息，这些，都是老百姓希望了解的。所以，为了不漏掉一些好新闻，我就鼓励“110”的干警给我们写稿，并抽空给“110”干警们上写作课。“110”干警的参与，使我经营栏目增色不少。同时，他们也把我当成自己人，邀我去参与一些任务。

一次，几个干警要我去帮他们留一份图像资料。原来他们深夜出警的时候 在一个娱乐场所发现一具赤裸的女尸，这本属于刑警的范畴，但为了不造成恐慌，他们初步了解了案情，就将女尸运到殡仪馆冷冻起来，出警的女干警还特别去小商品市场买了一条短裤套在死者的身上。第二天一早，在案件移交之前，他们请我去拍一张照片 ，作为资料保存（当时手机不具备摄像功能，而他们单位只有刑侦和宣传科才有相机）。

当我把相机镜头拉近拍面部特写的时候，我一下子生出恐惧感而且想吐，我这才感觉警察特别是女警察们的不容易。

还有一次，一天下午，“110”支队的领导挂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帮他们执行一个任务。我马上赶到“110”办公室。原来，“110”值班室接到一个举报，举报人声称自己知晓货运车上丟失物品的藏赃物窝点，但他必须要见到“110”管事的人才提供具体位置。为安全起见，他希望和他对接的人员是没有出过警而且最不像警察的人，否则，他就不露面也不提供信息。

原来，那段时间，铁路贵重物资经常在火车上坡减速之处被“铁道游击队”盗走，并且数额巨大。那些“铁道游击队”们不但身手敏捷，并且熟知内情。贵重物品在哪趟车，第几节车厢，清清楚楚。火车在上坡路段减速慢行时，“铁道游击队”员们飞身上车：开厢、下货、运走。十几分钟就搞定，并且盗走的贵重物资顷刻间不知所踪 。这些飞车盗窃案一般发生在夜间，而且在人烟稀少的路段，让警方防不胜防。

所以，这位知情人报告的线索，很有价值。为了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110”安排了一位刚从部队转业到“110”工作的詹政委，让我和他扮成一对，去找举报人接头。他们说，詹政委虽然没有出过警，但一个人去容易露馅。你戴个眼镜，人又文气，本身就不是警察，而且还最不像警察，最合适。于是，我和詹政委装着散步的样子，按举报人指定的位置，“悠闲”地走到原来公路“73”处的一个很大的废旧仓库，那里偏僻、空旷，少有行人。我们正在观察，一个人从一间空房子走出来，向我们招手。我们走过去，那个人告诉了我们藏赃物的地方，就悄无声息地从一个旮旯走了。

詹政委马上用电话告诉“110”值班室，几辆警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到水城西站附近一大片包谷地边。这里有几栋居民楼，楼下有许多简易茅厕。在紧靠包谷地的两个假茅厕里，干警们搬出几十台彩电。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可是真正的贵重物品啊！

这个参与警察们破案的小插曲，给我的记者生涯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在警察队伍中，最默默无闻的当数刑警。他们着便装的时候居多，看上去不威风也不强悍，但他们却让罪犯插翅难逃。

1997年1月9日，水城县汪家寨发生了一起恶性入室抢劫案：是日凌晨三点，两名蒙面歹徒挖开住户杨世刚的后墙，进入室内，然后开灯，一歹徒拉下面罩，堂而皇之地翻箱倒柜找东西。杨世刚闻声从卧室出来，惊呼有賊，两歹徒冲过来，用杀猪刀和斧头一阵乱杀，杨世刚就倒在血泊里。杨妻聂梅也惊醒了，坐起来喊抓强盗。两个歹徒冲进卧室，一个用杀猪刀猛的刺向聂梅的腹部，（后刑警勘察，腹中胎儿的耳朵都被削掉一只），另一个用手死死捂着聂梅的口鼻，19岁的聂梅和腹中八个月的胎儿当即死亡。两个歹徒在屋里翻得70元钱和一块双狮女表，还把他们夫妻进来卖的红富士苹果扛了四箱，便逃之夭夭了。

所幸的是，杨世刚没有死，醒来后他告诉警察，两个歹徒都是年轻人，一个大概一米六五，一个一米七的样子，其他的就说不出什么了。

这起震惊社会的大案定为“1.9”案件，由六盘水市公安局牵头，抽调了钟山区公安局，水城县公安局，汪家寨矿务局派出所等14名警察组成专案组，驻扎在汪家寨派出所勘察。

这里是城乡，工矿结合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人员非常复杂而且流动性大。那时候没有任何监控设备，要在这样的地方寻找两个不知姓名的歹徒，无异于大海捞针。

腊月的高寒山区，路上全是凌冻，很滑，稍不留意就是一大跤。干警们一人拄根棍子，每天要走五六十里崎岖的山路。在大雪大凌的天，在又滑又陡的羊肠小道上行走，简直就是玩命。

干警们从一月初，一直干到三月中旬，总共跋涉四万多公里，走访了1100多户人家。两个多月的时间，不但没有时间过春节，就连家也顾不上。黄海浪的孩子生病，他没有回家；余齐的妻子生孩子，他也没有回家；副组长华永保的妻子患绝症，生活无法自理，华永保就每周回去一天，给妻子准备一周的菜，又马上返回专案组……在专案组成员中，值得称道的还有汪家寨派出所的联防队员罗强，他非正规编制，没有固定工资，也无转正可能，就凭一股子正气，一直坚持到案件结束。

经过艰苦的排查，有六个犯罪团伙进入警方的视线。三月初，气温转暖，专案组预料，春节期间蛰伏的犯罪团伙有可能出来作案。于是专案组部署力量蹲点守候。果然，3月12日，13日又发生了两起入室抢劫案，但作案的现场不在布控范围之内，嫌疑人逃脱。

3月14日，专案组继续加大力量布控了7个点。

3月15日凌晨二时，在汪家寨煤矿二食堂守候的几名干警抓到作案的一名男青年，并且当场搜出撬门的棍，开锁

的塑料片等作案工具。经审讯，这个叫赵一贤的人，正是蒙面抢劫杀害聂梅的凶手之一。随即，干警们将另一个作案人，29岁的赵成勇抓获。这个赵成勇正是拿刀捅向孕妇聂梅肚子的歹徒。在他的住所，搜出双狮牌女表，四个装苹果的纸箱，以及作案的黑面罩。至此，历时66天，累计行程四万多里的“1.9”案件告破，专组干警们还连同端掉了6个杀人抢劫团伙，破获各类案件36起，端掉两个销赃黑窝点。

3月24日，记者申请去监狱采访两名犯罪嫌疑人，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位无冤无仇的孕妇下那样的狠手。临行前，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叮咛我：采访时一定不要离犯罪嫌疑人太近，要随时观察他们的动向，因为之前发生过嫌疑人袭警的情况。同时，他派了一名刑警和我同往。

到监狱，把介绍信交给监狱长，办妥相应的手续，狱警和刑警一道把两个犯罪嫌疑人押到审讯室。审讯室靠监狱大门，里面比较宽。两名歹徒靠墙角蹲着，我和刑警面向审讯室的门，也面向两名歹徒，中间只隔着一张办公桌。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采访的时候不记笔记 ，而是和采访对象面对面交谈，这样可以更清楚看到别人的表情和一些细微动作。

他俩进来的时候，我在心里判断，那个儿高一点的是捅聂梅肚子的凶手，因为我总感觉到这个人的眉眼中有一股遮掩不住的戾气。后来核对名字知道，这个人果然是赵成勇，捅掉胎儿耳朵的就是他。他一进审讯室蹲下来基本就半闭着眼，就由赵一贤来回答问题。而赵一贤呢，则说一句看一眼赵成勇，完全是看他的脸色行事。

通过交谈得知，这两名歹徒是堂兄弟，赵一贤年轻些。他们的家就在水城的农村。这一带的农村很穷，但随着两哥弟去汪家寨煤矿打零工，家里的境况好多了。我问赵一贤，家里的日子明明已经好起来了，为什么还要去偷抢呢？赵一贤瞟了赵成勇一眼，说：“看见那些人比我们有钱，他们双进双出的去卡拉OK，心里就不舒服嘛……”赵成勇仍然半睁半闭的一言不发。

交谈中得知赵一贤有两个娃娃，赵成勇有三个娃娃。我告诉他们，被捅死的孕妇肚子里的胎儿有八个月了，那个胎儿没有见天日就被捅掉了一只耳朵……我好希望在赵成勇的眼睛里看见一丝丝悔过， 但完全没有。这两个歹徒贪婪、凶狠，非人的程度 ，使我非常震惊。

和他俩交谈的时候，那个陪我的刑警突然起身离开，看样子他可能内急，我想他应该会去换狱警进来。但他出去五六分钟，却没有人进来。这时候，赵成勇睁眼瞟了一下审讯室，便和赵一贤交流眼神，他的眼神里，有邪魅有凶光。我很心慌：这儿离监狱大门就几步之遥，门外的公路离火车西站很近……我再也不敢往下想，就佯装轻松地举手对着外边的空气打了个招呼，两个嫌疑人背着门，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真的有人。好在这个关键时候，监狱长路过，我赶紧喊着监狱长，并把我的担心告诉他。监狱长安慰我说：“怕啥子，他们进都进来了还敢做啥子！”于是就进来陪我到采访结束。

这次采访，我终生难忘。赵成勇眼里的凶光使我知道什么是人性之恶，也使我更感受到刑警们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刑警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如此的安稳。

虽然我对警察和地方部队有一定的了解，但对边防战士，却是一无所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偶遇的一次采访，弥补了我的这个缺憾。

1998年5月下旬，我在成都至贵阳的火车上，遇见几位从西藏回家探亲的云贵籍士兵，我采访了19岁的贵州威宁籍土兵毛进，才晓得在西藏当兵是多么不容易。

首先是高原反应。一到西藏，头又昏又痛，全身一点劲没有，整天都想吐，像生大病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参加新兵训练——用战士们的话来说，起码得掉三层皮，才过得了训练关。

西藏的太阳特别晒人，每天顶着日头训练，脸上手上的皮晒脱了，用手轻轻一抹，就能抹下一大块来。

摸、爬、滚、打、练射击擒拿格斗，不是伤了手就是伤了脚，磨掉的皮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层。最累人的是5公里越野跑。在缺氧的西藏，人徒手行走就相当于负重50公斤。武装越野跑时，身上背的步枪、手榴弹、挎包、水壶等就有20公斤，还得练速度，真是边跑边喘气，边喘气边跑。这还不说，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节目后，还得练双手推砖2000次或一万次。手练肿了，想抽根烟提提神，可烟没点着人就睡着了。毛进说，什么是“熔炉”？什么样是“锻炼”？这时的体会才是最深刻的。

新兵训练结束，毛进的训练项目全优，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十七岁的毛进骄傲地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为一名男子汉了，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了。

在唐古拉山挖光缆隧道时，海拔5000多米，人不知不觉就头晕，手指肿得伸不直。中午气温最高时可达摄氏40度，在帐篷里闻到什么东西都有一股糊味。抓一条四脚蛇放在帐篷里，一天就酥碎了。晚上最冷时气温又低到摄氏零下40度，滴水成冰。毛进自豪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干活，只有我们这些兵才拿得下来！”

在西藏呆了三年，毛进对西藏这块土地越来越有感情了。刚进藏时，正是收完青稞的季节，一望无际的荒凉使毛进感到恐慌。可后来，他从这广袤的黄土中读出了高原的宁静和自然的伟力。冬天执勤，他不再害怕风雪，听着风的吼叫，看着雪花飞舞，毛进更感受到拼搏的壮美；看着每一位面色黝黑的藏胞，毛进的心底都会油然生出亲切之感。所以，无论是替藏胞收青稞，还是抢险救灾，毛进都觉得是在替自已的父老乡亲干活，再苦再累也值得。

毛进是个独生子，家里的条件比较好。他说，初到部队时，他很想家，巴不得马上回头，跑回故乡，跑回母亲的怀抱。当时，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传闻，说是新兵进营要挨老兵的打，因此毛进作好了挨打和反抗的准备。殊不知他不但没有尝到被打的滋味，反而得到了班长和老战士的关心和爱护。所以现在已是中士班长的毛进，对刚入伍的新兵，也一样倾注了兄长般的关爱。关于战友情谊，毛进感慨万分，他说：“‘战友’这个词只有当兵的才体会得到，那是同生共死，比亲兄弟还要亲的铁哥们啊！”所以，这次回家探亲，才离开了部队没几天，他就开始想念战友，想念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他觉得离开部队和战友，就像没了根的树，找不到鲜活的感觉了。 所以， 尽管妈妈做的菜挺好吃，家里的生活很温暖，尽管每天帮舅舅开车可以挣不少的钱，但毛进还是提前返回西藏了。他深情地说：部队就是我的家。

怀着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眷念之情，毛进等不及乘火车到成都再乘几天几夜的汽车慢慢返回部队。他用替舅舅跑车挣来的钱在成都买机票飞到西藏，以便早一天见到战友，早一天站在西藏高原上……

1998年6月13 日，我把关于毛进的采访《西藏就是我的家》刊登《六盘水日报》，然后寄了几分报纸给毛进。

一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响了，在电话的那一头，毛进和他的战友们叽叽呱呱说个不停，这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是激动，他们说：真没想到，我们这些普通的战士也能上报纸！听着他们的话语，我禁不住眼热语塞：守护国家和人们的，不正是千千万万他们这样的普通战士吗！和平时日，他们倾尽所能爱身边的同胞乃至一草一木。

一旦有敌来犯，他们便以身为盾，铸成坚固的钢铁长城。

美哉，祖国人们的柔情孩儿！壮哉，共和国的铁血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