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治斌的美篇

潘治斌

文墨映月光：我与恩师杨育标的情谊

文/潘治斌

时光如流水，冲淡了许多记忆的棱角，却总有几颗沉甸甸的卵石，在岁月的河床上静卧，越发温润，承载着沉甸甸的情谊与无声的感激。我的语文老师杨育标先生，就是这样一颗无法被时间磨灭的卵石，他的面容、他的声音，连同那间弥漫着粉笔灰与书卷香的简陋教室，时常穿越数十年的光阴隧道，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一句“半世师生情谊长，文墨飘香映月光”，正是这段情谊最凝练的注脚。

八十年代末的求学路，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因家境而不得已的迁徙。父母肩上沉重的担子，最终让在凯里三中的学业难以为继。初三那年，我带着几分茫然与不舍，回到了家乡舟溪，成了舟溪中学的一名插班生。离开了喧嚣的城市，省下了昂贵的食宿费用，日子变得清简，却也踏实。每天清晨，母亲精心准备的铝制饭盒塞进书包，那份温热，是穿越乡间马路走向学堂的动力；傍晚披着夕阳归家，灶台上飘来的饭菜香，是朴素的慰藉。

舟溪中学的教室，砖墙木窗，青瓦覆顶，远不及城里的中学气派。然而，就是在这里，在略显寒素的屋檐下，我遇见了一位点亮我精神灯塔的人——杨育标老师。

彼时的我，是一个“跛脚书生”。数学如同天书般晦涩难懂，小考曾以刺眼的“0分”示众。但上帝似乎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对文字有种近乎偏执的亲近感，语文考试常得满分，作文尤为突出，也正是凭借着一枝还算灵动的笔，得以破格“小升初”。偏科的标签在身，我习惯性地埋着头，谨慎而沉默地融入这个陌生的班级集体。

插班后不久的一个周五，杨老师迈着轻快沉稳的步子走上讲台，布置了那堂改变我感知的作文课。题目很常规——《我与我的家乡》。对我来说，这不算难事，家乡的山水风物、人情冷暖，早已在心头酝酿多时。我铺开稿纸，文思如溪水自然流淌。或许是为了追求一点转折的韵味，在行文时，我信手用了“话又说回来……”这句惯常的转折语。

周一的第一节语文课，空气里带着雨后草木的清新。杨老师开始点评作文。他拿起一摞本子，声音温和但带着洞察力，逐一点评着。突然，他话锋一转，并未指名道姓，却用略带调侃的口吻提到了某个同学作文中“话又说回来”这样的表达。他微微皱着眉头，带着一丝探究的笑意：“‘话又说回来’？这话说到哪里去？用在记叙文里，转折得有些突兀生硬了。”班上的同学们发出一阵捉摸不透的低笑。我的脸瞬间火辣辣的，仿佛被无形的鞭子抽了一下。我清晰地知道，在整篇描绘家乡真情实感的文章里，这“话又说回来”只是极微小的一点波澜，杨老师的批评，确实有些“断章取义”了。然而，一个新来的插班生，哪里敢站起来申辩？那些已经跟了杨老师两年的同学，在课堂的默契与应对上早已是老手，而我却连老师的眉眼高低都未能摸清，只能把头埋得更低，心里满是委屈与不解：杨老师为何独独揪着我不放？我并未冒犯他啊！

这种无形的压力，并没有让我对作文产生畏惧，反而激起了心底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又一个周五来临，《我与我的老师》成为了新的作文题。这次，我决心倾注十二分的心力。我小心翼翼地选择素材，回忆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徐锡庆老师的点点滴滴：他耐心讲解知识的身影，课后组织优等生交流学习心得、帮扶后进同学一起进步的温馨场景……往事在笔端复活，情感自然流淌。我想写得真挚，也许这样就能避免那莫名其妙的批评了。

作业交上去后，我忐忑地等待着“宣判”。新一周的点评课，杨老师再次提到了我，依然没有直接点名。他说：“有些同学的作文，思路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写作态度也更加投入，我希望看到持续的进步，下次能写得更好！”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鼓励。同学们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教室里搜寻，我仿佛能感受到聚焦在我身上的几束。听着老师的肯定，心头是微微松了口气的暖意，但随即又被更深的困惑缠绕：杨老师这种欲扬先抑、若即若离的态度，到底意欲何为？他还是没放过我，可这次不再是嘲讽，是期许？这份“特殊关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我像一个阅读晦涩古籍的少年，迫切想要破译老师的密码。

谜题的揭晓，在下一个周五如期而至。当杨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我和我的祖国》这个题目时，那遒劲有力的粉笔字，似乎一下子点亮了我混沌的思绪。电光火石间，一个念头闯入脑海——“我”与“我的家乡”、“我”与“我的老师”、“我”与“我的祖国”！三个连续的“我和……”！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杨老师哪里是在故意刁难我？他分明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引导我们这些蒙昧的少年，去寻找“小我”与“大世界”的关联！他要我们以笔为尺，丈量个人情感的温度如何融入家乡的脉络，如何承接师长的托举，最终又如何汇入民族和时代的洪流。他的心胸和境界，远超我的想象！我恍然大悟，那此前的“曲解”与“不放过”，并非个人好恶，而是老师刻意敲击在我心门上的警钟，试图叫醒一个沉浸在小我表达里而不自知的懵懂学子。

明白了这一点，再动笔写《我和我的祖国》时，心境已截然不同。笔下流淌的，不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或表面的抒情。我尝试着将父辈艰辛的劳作、乡村的悄然变化、自己求学历程中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都真诚地融入笔端，个体的小小悲欢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努力建立起真实可感的联系。当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感在心中滋生。

作文点评课的那个上午，阳光斜斜地洒进教室，尘埃在光柱里轻舞。杨老师走进来时，脸上便带着不同寻常的笑意，目光在教室中巡弋，最后，那束充满热切期许与真诚赞许的目光，温和而坚定地落在了我身上。他抑制不住激动地宣布：“今天我们班有一位同学的作文，写得非常精彩！”接着，他拿起我的作文本，清了清嗓子。那一刻，教室安静得只听见窗外的鸟鸣。杨老师特有的、富有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响起了。他朗读着，声音时而舒缓如溪流，时而激越如奔浪，抑扬顿挫，字字千钧。他用声音赋予了那些文字更深沉的情感、更磅礴的生命力。在他的诵读中，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原来我的文字可以拥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唤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没有嘲讽，只有惊讶和羡慕。一种巨大的温暖和强烈的被认可感瞬间将我吞没。仿佛一道无形的闸门被豁然打开，文学的溪流在心中奔涌而出，漫向远方。

杨老师那一场饱含深情的朗读，于我而言，不是简单的作文表扬，而是一场盛大的精神洗礼。它瞬间熔化了之前所有的委屈与隔阂，也点燃了我心中沉睡已久的文学火种。一颗名叫“诗人”的种子，在那一刻悄然萌发。我不再仅仅把写作当作应付作业的任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表达生命、感受世界的神圣方式。杨老师用他的方式为我指引了方向，鼓励我走上文学朝圣路。

那盏被杨老师点燃的文学明灯，照耀着我初三的下学期。我变得异常勤奋，不仅仅是完成课业，更贪婪地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文学作品，反复揣摩练习写作。辛勤耕耘终于开出馨香小花。我的诗歌处女作——《寄致遥远的思念》，如同投石问路般，投向了我曾仰望已久的《星星诗刊》。那份等待的心情，焦灼而充满期盼。当印着《星星诗刊》字样的厚信封寄到学校，看着上面清晰印着自己名字的诗歌变成铅字时，手指都不禁微微颤抖。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记录着校园温情的照片——班级里几位会理发的同学利用赶场天，在舟溪场坝为乡亲们义务理发。我用镜头捕捉下了这质朴而温暖的场景，被《黔东南报》刊载出来。那份《黔东南报》，同样被我视为珍宝。不久，两张小小的汇单也翩然而至：一笔是诗的稿费——整整25元！一笔是照片的稿费——5元！

握着这两张小小的汇单，我如坠梦中。30元！在八十年代末，对一个靠家中午饭盒度日的农村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这份财富，远超金钱本身的分量。这是对我文字价值的认可，是对我观察和记录生活能力的肯定。我怀揣着那颗激动得快要蹦出胸膛的心，一路小跑着奔向舟溪邮电所那扇绿色的窗口。当邮局工作人员将几张崭新的钞票（其中一张是当时罕见的大额“拾元”券）递到我手心时，那纸张的韧性和油墨的微微凹凸感，传递着一种坚实而奇妙的温度。这小小的纸张，不再是生计的补助，它闪耀的，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曙光，更是杨育标老师用智慧和匠心在我荒原般的文学田地里犁出的第一道希望之垄沟！这不仅仅是稿费，这分明是来自缪斯神殿的第一份恩赐，而引路人，便是我的杨老师。

光阴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人生的长路上，遇到过形形色色的面孔，经历过或起或伏的波澜。“文墨飘香映月光”——杨育标老师的身影，早已沉淀为我精神世界里最为皎洁、澄澈的一片月光。他不仅教会了我如何遣词造句，如何搭建文章的骨架，更以他那看似严苛实则深沉的引导方式，教会了我如何思考“我”与这广阔世界的联系，如何在文字中表达对生命、对乡土、对家国的真挚情感。那些他曾“不点名的批评”，那些精准的“断章取义”，不过是严师手中的刻刀，雕琢去璞石表面的粗粝与杂质，引导我走向更为开阔深远的表达境界。他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写作，不仅要有发自肺腑的“真”，还要有胸襟眼的“大”。那份由30元稿费点燃的文学梦想，虽然因生活际遇未能成为终生的职业，却早已化作骨血里的气质，滋养着我的精神和表达，让我无论行至何处，心头总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书卷气息，总能在喧嚣中寻得一份由文字构建的安宁与力量。

恩师之情，如海深广；文墨之缘，历久弥醇。月光皎洁，每当我仰望夜空，仿佛总能看见那束穿越时空的银辉中，倒映着舟溪中学简陋的教室，黑板上遒劲的板书，讲台上杨老师诵读时熠熠生辉的眼神，以及那个在台下屏息凝神、内心汹涌澎湃的少年身影。岁月流转，心从未远离；师恩如炬，永照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