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略华北的战争》

加木

《日寇侵略华北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十一月九日）

原载于北京军区编《我国北方战例选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镇压我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斗争，仍不断对我国发动进攻，其势力已逐渐深入到华北地区。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寇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及长城以北地区，同年三月九日至五月二十四日，经过二个半月的"长城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城防线，侵入华北内地，逼近平、津。日寇得寸进尺，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对华北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妄图完全占领我华北，进而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

一、日寇挑起事端，中日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是日寇一手挑起来的。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深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的声势不断高涨，已严重威胁和阻碍了其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日寇为实现其以武力霸占华北的野心，蓄意制造事端，从一九三七年春季就在平津一带一再举行军事演习，越出驻扎区横冲直撞，日军多次有意向中国军队挑衅，企图挑起冲突。是年六月，日寇将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的两个多联队，调至北平郊区丰台一带；七月七日夜，在靠近芦沟桥中国兵营的龙王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再次蓄谋挑起争端，当时，驻这一带的国民党军，未敢越出城门一步。但在演习刚要结束之时，日军硬说从头上飞过一发子弹：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强占宛平城，限令国民党军无条件撤出。但其未等中方答复，就发起全面进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所谓芦沟桥事变的起因，中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

二、战争概要经过

1．平、津弃守

当"七．七"事变爆发时，坚持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毫无准备。事变发生以后，虽仓促进行了一些消极抵抗准备，但仍幻想谈判解决。而日寇却毫无诚意，它利用谈判暗中向平、津地区增调兵力。

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兵力只有河边旅团，驻在平汉线北段及北平，丰台附近与分驻在冀察及平汉线北段的国民党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对峙。事变发生后，日寇即按预定战略计划分三路大举侵入华北：一路由关东军派遣两个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进犯：一路以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经山海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入犯：一路则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部署在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另又从国内调来第五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敌海军围攻天津、塘沽国民党守军。七月十二日，集结在北平郊区、丰台、通县地区的日军，在二百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在北平近郊发起进攻，但因日军援兵未到，战斗规模尚不大。至七月十六日，敌第五、二十师团，二十旅团，酒井旅团等五个师团先后到达北平附近地区，连同原来的河边旅团和伪满军等，总兵力已达十万人以上。援兵到达后，敌首先攻占了丰台和宛平。十八日，又分三路向北平进攻。二十五日，敌强令国民党赵登禹师撤离北平，未逞，遂于当晚对廊坊发起进攻，企图切断平、津联系。在此期间，芦沟桥、丰台、南苑、廊坊等地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战政策的影响下，守军不仅得不到后援，反而受到其上司责难和钳制。七月二十九日天津失守，八月四日又放弃北平。国民党守军全部撤出平、津、芦沟桥之间三角地带，被迫在永定河西岸重新组织防御。敌人在攻陷平、津之后，为解除后顾之忧，除以一部兵力扼守平汉线上之长辛店和津浦线上之独流镇附近地区外，集中主力向南口、居庸关方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企图夺占八达岭要隘，控制平绥铁路。

2．南口及张家口地区战斗

八月九日，日军以第二十师团全部，第五、十两师团各一部及酒井旅团等，沿平绥线进攻南口。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由绥东经柴沟堡仓促东调南口后，遂以两个师会同由北平后撤的国民党守军扼守南口，另以高桂滋率两个师防守独石口、赤城、延庆、怀来一线。日军从正面进攻南口受挫后，即以主力一部攻击德胜口；另一部经门头沟、沿永定河向怀来方向进犯，企图迂回侧击居庸关、南口。汤恩伯即调王万龄师在南口以南向西展开，阻击迂回之敌，激战数日，日军于八月二十一日始突破守军防御，从侧后向居庸关迂回，并向怀来方向进攻，南口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失陷。在此期间，驻石家庄国民党军卫立煌之一部，曾往援南口，八月二十一日进至青石口（估为青白口，位于石景山西北30公里）被敌迟滞，该军未待到达，南口即已落入敌手。

与此同时，敌以关东军之本间旅团、铃木旅团进攻张北、张家口；另以大井支队，由沽源经龙关（县）切断平绥交通，并于八月二十日，突破长城要隘神威台口（估指龙关），遂又协同长城外各军，于八月二十七日攻陷张家口。

3．永定河之役及保定、沧州失陷

南口、张家口沦陷后，敌已解除后虑，遂分三路南犯：一路自天津沿津浦路南犯；一路由永定河上游迂回渡河，袭取长辛店、良乡；一路由北宁（今京沈）线上之廊坊方向，强渡永定河，从侧后迂回京汉线北端国民党守军。

日寇为夺取沧州，打通沧石线，于八月中旬，以第十、十六师团主力，分别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向南突犯，先后攻陷杨柳青，良王庄、独流镇、静海、唐官屯等地。九月十日，敌第十师团又突破马厂守军阵地，国民党之三十九师，即在姚官屯东西一线展开，掩护二十九军部队向南撤退。九月十八日，日军向姚官屯一线守军阵地发起进攻，至二十四日，敌攻占沧州（县），尔后继续南犯，二十六日攻占冯家口，二十九日又占领泊头镇、东光、连镇等城镇。守军溃往德州方向。

在此期间，敌第十六师团主力，与国民党吴克仁军在子牙河、大城、文安之线对峙。九月十五日，吴军以主力向位于子牙河西岸的北赵扶、姚马渡之敌发起攻击，夺回该两点，敌退至子牙河东岸。敌援兵到后，于二十日起，又向守军反击，至二十三日，守军弃大城，退至牛各庄、牛庄一线。

由永定河上游渡河之敌，于八月二十一日，始与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争夺良乡城及房山西北高地，经数日激战，良乡及房山西北高地失守，守军于八月二十七日转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组织防御。此时，北路之敌已占领涞源，并有出紫荆关攻易县之企图，直接威胁了在琉璃河地区的国民党守军。日军攻陷南口后，以第五、二十师团主力，加强了平汉线上的进攻力量，企图迅速攻取保定，进窥石家庄。

九月十四日，坂垣征四郎率三个师团，由固安方向渡永定河，向守军右侧后进击，十五至十八日，相继攻陷固安、琉璃河，涿州（县），迫使守军向涞水、张坊方向撤退，敌则追踪而至；此时，涞源方向之敌已占领紫荆关；国民党军孙连仲部耽心敌断其后路，而继续南逃。九月二十日，日军突破徐水方向守军前沿阵地，二十一日晚又突破守军白洋淀至满城之间的主阵地。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陷。早已退至完县、唐县之孙连仲部，在望都、张登镇一线展开，掩护从保定方向溃退之国民党军南撤，随后孙部亦退往获鹿地区。

4.石家庄失陷

保定失陷后，日寇继续沿平汉线南进，企图一举占领石家庄，打通沧石路之联系，打开晋东南之门户。敌第十四师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部和河边旅团主力，沿平汉铁路南下；另以一部兵力由满城、完县方向侧击国民党军，并于九月二十八、九两日攻占定县、新乐。日寇遂即向正定、石家庄方向进犯，正定国民党守军商震部一个师及鲍刚的一个旅，一触即溃，敌于十月八日，占正定、灵寿后，尔后继即分三路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进攻。其主力由正定沿平汉线从正面进攻：一部由灵寿方向渡河向正太线守军左翼进击；另以一部兵力在藁城附近渡河，从左翼迂回侧击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于十月十日撤出石家庄，右翼滹沱河南岸之守军，亦相继后撤。

敌攻陷石家庄后，即以第二十师团全部，六师团之一部，河边旅团一部转攻娘子关；另以第十四师团主力，第六、十六师团各一部分两路南进，一路沿平汉路南下；一路由宁晋、柏乡向内邱方向突犯。

5.晋北之役

张家口夫陷后，国民党守军一部退守柴沟堡一线，企图阻敌西进；另一部在涿鹿，蔚县地区，欲阻敌南进。敌亦以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路西犯，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沿平绥路进攻之敌，首先于九月八、九日连续攻陷天镇、阳高，十一日又攻陷大同。尔后该路敌又分三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出得胜口连陷丰镇、集宁，与尚义、商都方向之敌相呼应；一路在攻占丰镇之后，即迅速西向攻占了凉城、和林格尔，进攻矛头直指归绥（今呼和浩特）,归绥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往包头；另一路南下，接应沿宣蔚公路进犯之敌。由于国民党军望风溃逃，沿宣（化）蔚（县）公路南犯之敌遂占蔚县、广灵、灵邱、阳原、涞源、浑源等县城，切断了平汉、平绥二路之联系，威胁了恒山诸要隘，大同以南国民党守军畏敌断其后路，相继撤至雁门关东西一线。日寇乘国民党军仓促撤退之机，集中万余兵力，沿宣蔚公路南犯，企图一举攻下平型关，向山西腹地进犯。但于九月二十六日，在蔡家峪附近遭我第八路军伏击，被歼三千余人。故遭此打击后，改变进攻方向，于九月底乘国民党守军不备，于恒山中部茹越口突破守军防御，并进占繁峙，从侧后威胁了恒山各要口。雁门关、平型关之间守军即弃阵退守五台、崞县、宁武一线。至此，恒山天险拱手让敌，晋北门户大开。

6．忻口之战

十月初，日寇以第五师团一部向五台山方向进行警戒，而以铃木兵团由繁峙向崞县（今山西崞阳）进犯，本间旅团由雁门关向原平方向突犯，另以一部兵力由朔县向宁武进犯，企图直下太原，解决华北战局。国民党军为了确保山西要地，则于十月二日令卫立煌率四个半师，连夜由石家庄向太原以北集结，并以山西省原守军坚守崞县、原平一线，以争取时间。但至十月八日，崞县失守，十日，原平再陷。此时卫军大部已集结于忻口及其以西地区。敌攻下崞县、原平后，即以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约五万余人，于十月十三日，从正面向忻口南之怀化高地发起进攻。守军主力则于十月十二日，展开于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形成以忻口附近阵地为核心的阵地防御。守军（含阎锡山部）共区分为三个兵团，以刘茂恩为右翼兵团；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李默庵为左翼兵团。自十三日交战后至十八日，阵地稳固，并曾多次出击，歼敌数万，此时我八路军亦积极出击，袭击敌后方，给敌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晋东战局不利，忻口守军于十一月二日夜，弃阵退向太原方向，忻口遂告失守。

7．晋东之役

国民党守军放弃石家庄后，其一部撤至漳河一线，阻敌南进；另一部则退往娘子关地区仓促组织防御，企图阻敌西进。日寇在夺占石家庄后，即乘守军溃逃之机，跟踪追击，并于十月十二日，突破井陉关及其以南之长生口守军防御，接着又夺占娘子关东南之雪花山，使娘子关受敌瞰制之下。不久敌军集中全力从正面进攻娘子关，遭守军坚决抵抗，进攻受阻；敌又转移主力攻击旧关，再被守军包围，并遭重创。二十二日，敌第十四师团前来解围，以一部兵力向娘子关正面实施牵制攻击，而以主力四个联队由横站口（井径东）向南漳城，渔镇进犯，企图迂回守军侧背；守军恐受包围，于二十六日弃娘子关退往平定。娘子关、旧关陷入敌手。当守军于十月三日撤至平定时，发现晋阳（估指昔阳）方向有敌约一个旅团西进，因而守军继续西撤，企图在阳泉、寿阳之间组织防御，但由于敌军追击迅速，守军未及展开，阳泉、寿阳就相继陷落了。

8.太原失陷

由于晋东、晋北守军节节败退，日寇很快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太原，晋北方向，石岭关防线，被敌一举突破；晋东方向，敌很快越过寿阳，逼进太原。国民党守军为保卫太原，于十一日，令太原北面各军迅速向太原以北青龙镇既设阵地转移，与晋东守军协同作战。另以傅作义部防守太原城。晋北卫立煌部于二日夜向青龙镇撤退，但在敌追击下，在青龙镇未能立足，就又撤向太原北郊。晋东方向，十一月八日阳曲失陷，太原东山亦告失守，卫军被迫再行后撤。不久，太原城北被敌突破。十一月七日发现太原以南清源地区有敌骑窜至，有切断守军退路之可能，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于十一月九日夜率部向西山突围，太原遂告失陷。

三、几点分析

1.国民党消极抗战是华北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声势的压力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口头上虽答应一致抗日，但实际上他却仍然执行着"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把大批嫡系部队放在"剿共"前线攻打红军，而把华北战略要地交给"杂牌"-﹣二十九军防守。在战斗过程中，国民党军望风披靡，不战而退，把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等战略要点，拱手让给日寇。致敌人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基本夺占了整个华北。

2．毫无准备，被动应战。早在"七·七"事变之前的1937年5月，毛主席就分析了1936年以后日本陷入的严重危机，洞察到日本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侵略战争。毛主席指出："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并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出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一心企图消灭共产党，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把希望仍寄托于与侵略者的谈判上，对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毫无准备。既没有统盘计划，又没有具体部署，使整个抗战过程，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

3．战术上"单纯防御"。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讲到华北抗战的教训时说："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还说："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注：此材料是依据反动头子何应钦编印之《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抗战地理》、《太平洋战争史》及有关材料整理而成。

发布于 2025-07-30 09:47・

《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

贺昌群

原载于1933年10月26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三期。

日本所谓“支那学”，实沿袭西洋之Sinology或Sinologie一词而来。[按：Sin本秦义，源出托尔米（Ptolemy）之《地理志》（Geographia）中，字或作Sin，Thin，Sinae，Thinai，皆一声之转；盖秦汉间因商业关系阿拉伯人希腊人所指谓之东方人（Oriental people），其意尚不仅指中国。]西人所谓Sinologie肇于17世纪，耶稣会士来中土宣教，因而连带研究中国学问，欧洲本地学者多响应之，遂蔚然成“学”，其实含义空洞。我国有称国学或国故学或汉学（非训诂考据之汉学）者。数年前，颇多非难之议，但此名词在使用上似不无方便耳。韦柏氏辞典下此词之界说曰：“一种系统化的研究中国人及其语言文献等之学问”，所谓“系统化的”，亦可谓为“科学方法的”。

日本为中国文化之殖民地，夫人而知之。自公元285年（晋武帝太康六年），当日本应神之朝，据其最古之典籍《古事纪》与《日本书纪》所载，百济（今朝鲜）人王仁始介绍中国文字入扶桑。日本之承受中国文明当始于此。自是乃有所谓“汉学”（指汉民族而言）。其时日本人学习汉文犹仅有“音读”、“译”、“解释”之三段法，而无所谓“训读”。训读之起，今日本学者迄难论定，大抵始于应神以后平安朝（桓武天皇奠都京都后四百年间之时代，约当公元787—1187年）之初期，与唐代交通最频繁之时。唐代佛法兴隆，文物昌盛，日人留学长安者相望于道，其情形仿佛今日我国留学生之往东京者然。而唐代长安佛经译场，竟有唯一之日本僧灵仙参与译事，至今日本学者犹引为盛事。

总括日本所受中国文化之影响，可分为三大因素：

一、儒家的正统思想，从出于四书五经；二、佛教思想；三、宋学——程朱陆王之学。而文物风尚，则整个为唐代文明之产物。此三种因素在日本文化上奠下最底层之基础。

唐以后，中日交通中断。至日本北朝足利时代，当我国明初之际，始复信使往来。更至德川时，唐以后发生之宋学及清代之考据学，皆流入日本。而德川幕府尤奖励朱子之学，故明末朱舜水避居长崎时，备受朝野之优遇。至1640年（崇祯十三年，当日本明正宽永之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即所谓“南蛮”者，挟其工艺医学等知识，由中国而入日本，其时举国反对，锁国自守不遗余力，于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尽遭杀戮。至明治初期仅许荷兰人入国，然绝对禁止耶稣教之宣传，且禁其国人与之交往，颇似清雍正、乾隆之禁止耶稣会。但西洋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器械、法律等学——当时称为“兰学”之输入，则与时俱进，风会所趋，朝野间信奉耶教者颇不乏人。是时英俄间风云甚紧，日本朝野明达之士，知锁国之不可能，于是“尊王倒幕”之论，遂成事实。明治以英断之君，努力统一国内，修文治武，骎骎欲追踪西洋诸国。彼时日人多不能通西洋原著，求新知识者，多翻刻汉籍，或译为日文。当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之后，因清廷之败，日人有引为鉴戒、警惕或感奋者，每以中国近事为前车覆辙或履霜之戒。如幕末之有志者刊辑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汪文泰之《暎吉利考》数种，题名“他山之石”（木刻本，五册，不著编者及刊行年月），此外如贺长龄《经世文编》，陆曾禹《康济录》及美国丁韪良（W.A.P.Mastin）汉译《万国公法》诸书，不下数十种。人皆知我国清末维新，西学知识多裨贩日本，而不知日本明治维新，其西学知识且先裨贩我国也。

当此之时，日本固完全为中国文化之殖民地，距所谓“支那学”之研究，尚远。

自明治初年至于今日，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大体可分四期。第一期自明治初年至二十三年（1868—1890年）；第二期自明治二十四年至三十年（1891—1897年）；第三期自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四年（1898—1915年）；第四期自大正三、四年至现在。此四期中，日本对于中国情事之研究，随远东局势之激变而突飞进展。所谓“支那学”研究，亦在第四期中竟能与欧人分庭抗礼，睥睨中国学术界。

其所研究之对象，大抵可分为上古史（先秦时代）、中古史（汉魏至唐宋）、元史、明清史、西域史、南海史、考古学、宗教美术等，而文哲之学，可并入各时代中。以上八项皆统括于“支那学”中，日人近亦称“东洋史”，此中消息，可深长思，容当别论之。

自明治初至二十二、三年间，即吾人所谓第一期，德川以来之学者独保持其传统的“汉学”学风，一方则新进子弟争趋于西欧之新学至“私家之儒，门可罗雀”（《斯文六十年史·序言》）。西学蔚兴之结果，乃有明治十年文部省（教育部）及东京大学（明治十九年始改名东京帝大）之创设；其反动则为汉学派之斯文学会之成立。此时渐有数种杂志出现，如《东洋学艺》杂志（明治十四年创刊）、《哲学杂志》（明治二十年创刊）、《国家学会杂志》（明治二十一年创刊），皆起于此时，间有关于中国学术之文字，然研究态度则不出旧来范畴。迨东京大学第一、二届毕业生如市村瓒次郎、林泰辅、白鸟库吉及庆应大学之那珂通世等出，始开“支那学”研究之先河，稍采西洋之治学方法矣（据那珂通世《遗书》、《白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市村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及林氏遗著《支那上代之研究》各本传）。

明治二十七年以前，日本一般学校尚无“东洋史”之科目，初习支那史者，读《十八史略》、《通鉴辑览》，初习日本史者，读《国史略》、《皇朝史略》诸书而已，其他皆列于“万国史”中，是年那珂通世始建议设“东洋史”一科，由文部省令遵改万国史为西洋史，并支那史入东洋史（参阅那珂《遗书》、三宅米吉作《那珂氏传》第三章）。于是日本史在昔为支那史之附庸者，今则蔚然独立，而最近之历史论者，直认日本史如日中天，支那史则降为附庸，与朝鲜、蒙古、西藏等量齐观矣。

那珂氏为“东洋史之创始者”，日本学人至今称其功绩不绝。明治二十一年其名著《支那通史》（六卷）出版，采西洋体例，崭然一改支那史之面目，举世惊佩，“此书纪事实而及制度，略古代而详近代，不独采支那史，而兼采洋人所录，简易明白，一览了然”（引中村直正序言）。光绪十三年罗振玉曾翻印于上海，倍极推崇。（按：此书止于宋代，以下皆延未完成，盖元史号称难治也。且当时日本侵占朝鲜之野心正炽，学者如白鸟库吉、坪井九马三、林泰辅、吉田东伍等，多转移其注意于朝鲜史之研究，那珂氏亦如之。）明治二十二年今日东京帝大史学会编之《史学杂志》与该会之成立同时刊行，发起者为当时该大学教授重野安绎（已故），怂恿之者为该大学教师德人李时，李氏对于明治初期历史课程之进展，颇负规划指导之功，言此学往事者，屡称道之（仅知其译名为ルㄧト·ヰツリス，其原名今不可考）。此后数年间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已跨入第二期中，渐露端绪，尤以对于中国上古史之研究，似最感兴趣，《史学杂志》中登载此项论文较多，大抵受西洋学者如http://J.de Lacouperie之影响也。

综赅此时期之论文，周秦以下之作殆绝无仅有。可知今日东瀛“支那学”界之权威耆宿，此时尚在孕育期中，即以东洋史名家之白鸟库吉氏此时犹徬徨无定，时而教西洋史，时而教日本史（参阅《白鸟还历纪念论丛》市村氏序），他如东洋史地学者小川琢治氏、考古学者三宅米吉氏（已故）诸人，虽间有论文，亦未涉及中国学术。而以东西交通史名家之藤田丰八氏（即王静安先生在上海时之日文教师，已故），此时期前后，尚陆续发表其先秦文学论著。兹数人者虽存亡有先后，而年岁皆逾古稀，其他后进更无论矣。

明治三十年以后，“支那学”之研究，始转入第三期如朝花怒发，此时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已故）诸氏，皆先后卒业于东京帝大，出于坪井九马三氏及那珂氏之门，桑原氏以后受白鸟氏之影响最深。时当中日战争，日人欲做亚细亚民族主人翁之高潮，逐渐勃发，于是儿岛献吉之《东洋史纲》，桑原之《中等东洋史》等相继出版。桑原之书，初于西域之兴亡及东西交通之史事有所论述，那珂氏盛称之（见那珂序文），那珂氏亦著《东洋小史》、《东洋史略》等。但事实上东洋史即为后来的名词“支那学”，二者之内容，有时互相包含，有时互相摈斥，此中矛盾，最可表露其狂妄之野心与事实之相违，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

明治三十七八年左右，内藤虎次郎氏、狩野直喜氏以及后进之滨田耕作氏、羽田亨氏皆先后执教于京都帝大，于是渐形成东西两大相对之学风。东京曩以市村瓒次郎氏、林泰辅氏为中心，以白鸟库吉氏为后殿，所谓东洋史学派；京都以狩野直喜氏、高濑武次郎氏为中心，以内藤虎次郎氏为后殿，所谓支那史学派。二者旗鼓相当，开后来学术上几重有价值之争辩，而学风流派之别，所关尤巨，下文当再论之。

自明治三十一年以来，即吾人所谓第三期中，日本“支那学”界对于各方面之研究，鸿篇巨制，不遑缕举，今为篇幅所限，不得已悉从省略。惟有三事，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上不可不特书者，其一为崔东壁遗书之印行；其二为白鸟库吉氏之“尧舜禹抹杀论”；其三为新城新藏氏与饭岛忠夫氏等之先秦天文历法之论战。今略述于下，再及其他。

明治三十二年（1900年）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狩野直喜氏由北京离乱中携取陈氏遗经楼刊《崔东壁遗书·考信录》二十五卷遄归日本，持赠那珂氏，那珂氏读之极佩其议论考证之卓越，拟为翻印，其消息露布于《史学杂志》（第一一编十二号），当时内藤虎次郎氏尚为大阪《朝日新闻》之记者，见该志所载崔氏遗书目录与其所藏颇有异同，知狩野氏所得之书必有残缺，于是乃就内藤所藏，改《考信录》为三十六卷，合《考信翼录》十卷、其他九卷为五十五卷，归史学会印行。至明治三十七年（1906年）《崔东壁遗书》全部共四册出版。因而那珂氏乃集中全力于中国上古史之研究。学风为之丕变，以后白鸟氏之“尧舜禹抹杀论”未始不脱胎于此，其时期尚先于吾国胡适、顾颉刚诸氏之重视崔氏遗书也（参阅那珂《遗书》第五章）。

但此时“支那学”之研究，犹在未来新时代之蜕变中，那珂氏允为此期一代宗师，然方面虽多而欠新裁，其于蒙古史、西域史之造诣与成就，远不及后进箭内亘、白鸟二氏，经史之学，又不如内藤、狩野二氏，此固时代使然，非其功力之不足，盖那珂氏实为得风气之先者。

至第三期末之数年间，白鸟氏以研究朝鲜、日本古代史转而倾其全力于西域史之研究，此时复以其余力为中国上古史上之新主张，在日本汉学界中骤起轩然大波，即所谓“尧舜禹抹杀论”。其说初为讲演体，发表于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席上，继登载于《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明治四十二年八月），题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遂引起文字学者后藤朝太郎、哲学者井上哲次郎及汉学者林泰辅诸氏之反驳，诸氏论文，可参阅《东洋时报》一二九号、一三一号，《汉学》一卷四、五、六号，二卷七号，《东洋哲学》十七卷一号，《东亚研究》一卷一号、二卷一号、九号。尤以林氏辩之最力，根据《尧典》四中星之记事反复论难。而为白鸟氏之声援者，有桥本增吉氏（白鸟之门下）、饭岛忠夫氏等。白鸟氏亦屡为文以自坚其说，所作《儒教源流考》（《东亚研究》七卷九号）及《尚书之高等批评》（同上，二卷四号），皆针对林氏之非难而发。饭岛氏初沉潜于中国文字之研究，且具充分天文历算之知识，所作《从汉代之历法见左传之伪作》（《东洋学报》二卷一、二号），益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说。于是复引起古代天文学者新城新藏氏之反响。以后二氏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论战，即自此始。当时日本之汉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远藤隆吉诸氏，皆极力为孔子之书掩护，其论文今不备举。

白鸟氏所倡之“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者也。

上述新城新藏氏与饭岛忠夫氏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讨论，至大正七年（1918年）复重振旗鼓，新城之文，大多发表于《史林》、《艺文》、《支那学》、《东洋学艺》杂志等，饭岛之文，大多发表于《东洋学报》，此亦可见二氏学风不同之一斑。二氏之文，今各已裒成专集，饭岛之文，见于《支那古代史论》（《东洋文库论丛》第五，大正十四年）及《支那历法起源考》（东京冈书院，昭和五年）。新城之文今收入其《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京都弘文堂，昭和六年）。

大抵二氏所讨论者，一为儒家经典之制作年代，以《左传》为中心，饭岛氏以《左传》为刘歆伪作，新城氏则左反之；二为新城氏以中国天文历法为中国人所自创，又以二十八宿之定先于印度天方，以绌泰西古历东渐之说，饭岛氏则以此学传自西方。二氏之学风俨然代表日本东西两帝大对于“支那学”研究之态度，即前所谓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之对峙也。

以上所述为“支那学”研究中上古代研究之荦荦大者。他如服部宇之吉氏与加藤繁氏等关于井田制之讨论，亦皆可观。服部之文载《汉学》二卷一、二、三号，加藤之文见《史学杂志》，今收入其《支那古田制之研究》中（京都法学会丛书第十七册，大正五年）。而林泰辅之《周公与其时代》（大正四年大仓书店，有钱穆节译本，商务出版）、《论语年谱》（大正五年龙门社）二书，体大思精，尤称杰作。

至于中古史之研究，大约起于上所谓第三期而盛于第四期。其范围极广，有名物制度之考证，旧史料之新诠，新史料之整理，以及汉唐以来中西交通史（西域，南海），宗教，美术史等。后三者下文当别论，今就前二者言之，其研究态度又略有差异，大抵关于社会科学之作，多能应用旧史料而加以现代学理及一套崭新的名词或术语为之诠释，如我国陶希圣氏所常用者（陶氏论著，就个人所见有二种已译为日文，在日本青年史家中，自具相当影响），新进之志田不动麿氏等属之。其具备深厚的中国史事之修养，而又能以西洋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家之精神出之者，当以庆应大学教授加藤繁氏为其中翘楚，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之一，大正十五年）与桑原骘藏氏之《蒲寿庚事迹考》，堪称双璧，二氏皆以此荣膺日本帝国学士院之“恩赐赏”者也。加藤氏专攻我国中古经济史，论文甚多，散见于《史学杂志》、《东洋学报》，狩野、白鸟二氏之还历纪念论丛中。其关于汉代者，有《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之区别》（《东洋学报》八卷二号九卷一二号）及《三铢钱铸造年代考》（《史学杂志》四三编六号），东北帝大之冈崎文夫氏亦有《论汉书·食货志》（《支那学》三卷一号），及最近之《司马迁与班固》（《史林》十七卷三号），结论为重农思想不见于《史记·平准书》而见于《食货志》，乃后汉初期儒家学说胜利之结果。此外如小岛祐马、津田左右吉、桥本循诸氏，则多论汉代思想，如五德终始之说，正朔服色之变，改元易号，郊祀封禅之典礼等。

魏晋南北朝史之研究，以冈崎氏造诣最深，近著《魏晋南北朝通史》（京都弘文堂，昭和七年），盖其研究之集结，精细绵密，吾国治此学者似未之能也。最近之问题为西晋武帝所创之均田制，是否土地公有（或称国有），抑为私有。加藤繁、玉井是博诸人主前说，中田薰、仁井田陞诸人则采后说，而以青山定男氏近作《北魏均田考》（《东洋学报》二二卷三号）最为精审。此问题直牵连至唐代，仍为土地国有论与土地私有论之争。大抵皆以北魏之制为土地与劳动得其平均，其目的为经济的；唐代之土地均分为缓和贫富之差，其目的为社会政策的。由此而引起之中古封建制，农奴流民阶级之产生，庄园之组织，以及教匪之变乱等社会问题之研究。举其要者，可参阅加藤氏《支那古代田制之研究》（出版处见上），《史学杂志》第三三编八、九、十号玉井氏之文，又四三编一、二号志田氏之文，《国家学会杂志》四三卷一、二号，四四卷二号仁井氏之文，又四〇卷一、二号志田氏之文，及《史渊》第三辑重松俊章氏所作，《市村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中仁井氏与三岛一氏所作各篇。

入宋而后，国家财源枯竭，当时佛教寺院实为封建的大地主，高耸于民众之上，于是政府与寺院遂发生卖官鬻牒之事，辗转重压人民。此为“支那学”研究中关于宋史较多之题目，主要者如曾我部静雄氏之《宋代财政大观》（《史学杂志》三三编九号），又，《宋代度牒考》（同上，四一编六号），三岛一氏之《宋代之卖牒》（三十七编八号、四〇编一二号），塚本善隆氏之《宋代财政难与佛教》（《桑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等。其他有关唐宋社会经济之文，加藤、玉井、桑原、稻叶、岩吉诸氏，多所论述。而论唐宋之都市文化者，那波利贞氏、石田干之助氏，时有清舊之作，恕未能缕举矣。

下接元史之研究。元史之学自来号称难治，盖元代享国不逾百年，版图掩被欧亚，制度多所更张，又兼语言文字之不同，而元史成书仓促，昔史家多病其草率，然以今观之，正因此为吾人保存不少根本史料，故治元史学者，虽“皓首穷经”，犹不易大成。日人之治元史，自当推那珂通世氏为荜路蓝缕之人，上文已提及。其时我国自咸丰同治以来，边疆多事，学者如沈子培、洪文卿、李文田等，皆治此学，那珂氏尝与诸人交往，颇蒙助益，自受其影响不少（参阅那珂《遗书》第五章）。然其成就除《成吉斯汗实录》外，多为补苴之作。《实录》一书成于晚年，于明治四十一年出版，是书即依据《元秘史》日译，并加注解，卷首序论本书渊源，旁及蒙古语之文法，极有裨于斯学者。那珂传人箭内亘氏（已故），后益恢宏其业，论文多载《东洋学报》、《史学杂志》、《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卒后，其门下和田清、石田干之助等汇集其遗著四十三篇为《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五年，有陈捷等节译单行本四种，商务出版），所论大抵出入于文物制度之考证。他如羽田亨氏之《蒙古驿传考》（《东洋协会学术报告》一）、《元朝对于汉文明之态度》（《狩野还历纪念论丛》）及《元秘史中所见蒙古之文化》（《艺文》八卷一号），造诣复绝，不下箭内亘氏。池内宏氏对于蒙古与高丽及元兵之征伐日本，最有成就，其大著《元寇之新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十五之一，昭和六年）博征日本史料以反映元史，颇能自成一格。鸳渊一氏之《八思巴字之汉字音》（《小川还历纪念史学地学论丛》），据中原音韵以与八思巴字（元世祖帝师八思巴本西藏字而制作者，因其字形书写不便，未能广行民间，惟元代公文则用之）比较，于考证元代语音之转变，极有价值。又，田中萃一郎（已故）曾译D.Ohsson之蒙古史，惜未完成，仅出一卷（见《田中氏史学论文集》著作目录，东京丸善书店发行）。此外，石田干之助、和田清、稻叶岩吉、竹内喜荣、藤田元春诸人，亦多论述。

明史之研究，成绩最多者，惟清水泰次氏而已，其论文不下数十篇，散见于《史学杂志》、《东亚经济研究》、《东洋学报》及《白鸟还历论丛》中，兹不备举。所论大抵关于明代之土地制度与社会制度。他如后藤肃堂氏之于倭寇之研究，藤田元春、宫岛贞亮诸氏之于明代海上之交通，其文多载《史学杂志》与《史学》中，而桑田公郎氏之《明末清初之回儒》（《白鸟还历纪念论丛》），可继陈援庵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之绩。凡此之作，皆在上所谓第四期中始出现者也。

有清一代，日人注意其史事者，颇为踊跃，其时期早在明治初年，但多为“借镜”之作，未足言研究。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市村瓒次郎、内藤虎次郎二氏相继被委调查奉天文溯阁《四库全书》，内藤氏在奉天府黄寺得满蒙藏文藏经五百余函，1923年震灾，东京帝大图书馆焚毁，此满蒙文大藏经亦同灰烬（参阅《艺文》十五卷三、四号内藤氏之文）。九一八《四库全书》之遭劫，日人盖觊觎久矣。当时内藤氏复在奉天清宫调查崇谟阁所存汉满文档案，发现重要史料多种，著有《清朝开国史料》、《清朝姓氏考》、《清初之继嗣问题》等，载《艺文》及《史林》中，今收入其《读史丛录》（京都弘文堂，昭和五年）。他如松井、下田礼佐、津田左右吉（津田后转治秦汉思想史）诸氏，论作亦多。而成有专著者，则以稻叶岩吉之《清朝全史》（大正五年，有但涛译本，中华出版）、《满洲发达史》（大正四年，东京大阪屋），矢野仁一之《近代支那史》（弘文堂，大正十四年）、《近代支那外交史》（同上，昭和五年）及《近代蒙古史》（同上，大正十四年）等为最著。（按：矢野氏之书颇多强辞侮慢之论，盖假学术为侵略之声援者也，其《近代支那史》自序尝自否认为“支那学者”，此处列之，当非所愿。）虽然如矢野氏者，比比皆是也。尚有白鸟氏所指导而为东京帝大主办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自大正十四年出版，现已至第十三册，该志之成立，系白鸟氏得南满铁道会社之后援，率箭内亘（已故）、稻叶、津田、松井、池内、濑野马熊、和田清诸氏先后从事。此数人或出于那珂氏之门（箭内、松井二氏），或出于内藤氏一派（稻叶氏），今皆集于白鸟氏旗帜之下，各个培育满蒙研究人才，九一八之后，东京帝大所组织之满洲研究会即此辈为其主脑。数十年来，日人关于满蒙之公私出版品，不知凡几，即以所谓南满调查课、满铁铁道部、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陆地测量部等国家机关所出版之图书杂志观之，尽可成一小图书馆。吾于此不能已于一言，今日世界之侵略人国者，必先于被侵略国之情势，详为调查，而日本之于满蒙，即学术界亦为之总动员，且为侵略之先驱，犹忆九一八之变，吾国学术团体竟有电日本学者出而主持公道，方知吾国学者之厚重也。

以上所述为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西域史之研究，那珂、市村、三宅米吉（已故）诸氏，虽已启其端绪，然能深入此学而多所创获，且能与欧人并驾齐驱者，实惟白鸟库吉氏。白鸟氏今年古稀矣，曩出于那珂之门，其学精博，初治日本史，继治朝鲜、东北及蒙古史，其于中国上古史之造诣，前既述之。明治三十四年即上文所谓第三期中，白鸟氏受东京帝大之资送，留学欧洲，参与国际东方学会（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ientalistes），遍游北欧东欧诸国，学习中亚各种古今语文，获交当时德法诸国之东方学者如Hirth，Thamson，Raddloff，Chavannes，Cordler诸人（参阅《白鸟还历纪念论丛》）。自后遂潜心西域史事之研究，实为日本跻于国际学术团体研究西域文化史者之第一人。其重要论文，如《突厥阙特勒碑铭考》（《史学杂志》第八编一一号）、《乌孙考》（同上，第一一编一一号以下）、《匈奴东胡语言考》、《东胡民族考》（同上，第二一编四号以下），又，《大秦国及拂菻国考》（同上，第十五编四号以下），对于当时德国“支那学”大师夏德（F.Hirth）之名著《中国与大秦》（China and the Rome Orient，1885），多所批评订正。此后陆续发表其《西域史上之新研究》（《东洋学报》一卷三号以下），及《大宛国考》、《罽宾国考》、《栗特国考》、《塞民族考》、《康居国考》（均载《东洋学报》），鸿篇杰作，不遑备举。其所研究之范围，凡邻接中国本部东南西北之古代民族，皆在其内。东部为日本、朝鲜、东三省（所谓满洲），北部为蒙古，西部为中亚及西南亚细亚诸民族，南部为南海（仅见其《赤土国考》一篇，载《史学杂志》第三六编五号），今略论其西北之部。关于北部者，即欧洲学者间久成问题之匈奴种属，白鸟氏初亦以为突厥种（Turcoman），后乃断为蒙古种。又以东胡族主要为蒙古种，但多少混有通古斯种。乌孙则为突厥种。唐以来称为鞑靼之部族，皆属蒙古种。周代之犭严狁则为突厥种，非匈奴之种属。关于西域者，以《史记》大宛国之贵山城，当为Kesan之音译，以驳三宅米吉氏之为Khodjend之说〔按：此说曾引起桑原骘藏氏之反对（参阅《艺文》六年九号）〕。又，欧洲学者向以康居人所住为Sodgdiana之地，白鸟氏则以此地为伊兰民族所居，而康居民族为突厥种，居于嘎尔古斯（Kirghiz）平原。又论塞民族（《汉书》所谓塞种）为天山北部之突厥种，至于侵入印度之Saka，乃阿富汗斯坦之伊兰民族，而非塞种，此盖驳欧人“塞种”即Saka之说。论大月氏与大夏之关系，谓大夏之称为Bactria，乃吐火罗（Tokhara）之音译，吐火罗民族即大月氏民族，属突厥种，既南征服大夏，遂据有Tokharestan之地，故《史记》所记大月氏之领域，盖原属大夏之疆土。然《史记》又载妫水（Oxus）之北为大月氏国，似与其南之大夏国别，故后世史家以为当时大夏国之外，又有大月氏国，其实大月氏之王庭，大夏不过其一部耳。又论汉代所指之罽宾即Gandhāra，其首府修鲜城为波斯语Susen或Susan之对音，亦即梵语之Puskal wati。又考大秦国即埃及之亚历山大城，《魏略》及《魏志》所载其国之风俗人情等，皆出于中国人之幻想。近又于拂菻问题屡有新解，以为即《魏书》（《北史》）伏罗尼之同名异译。此为上举各篇论旨之大要，虽然，其是非得失，即日本学者间亦未尝认为定论。

氏之论文，引证繁博，极错综复杂，每有不易领解之感，盖其最利之工具为语言，以其广博之语言知识以考证史事，故能头头是道，未具备如彼之语言知识，虽欲于其说有所批评，亦苦于是非之难定。此或白鸟氏在远东研究西域史之学者中所以为权威之故也。

继白鸟氏之后，于西域史研究上别树新帜者，为羽田亨、桑原骘藏、藤田丰八三氏。羽田氏出于白鸟氏之门，亦通阿尔泰（Altai）系语，及蒙古、突厥、回纥之古文，且精内典，故能于“敦煌学”多所发挥，所作大抵关于晚近西北考古发现之新资料，可参阅《燕京学报》第十三期《西北考古的成绩》，兹不赘。藤田氏自明治三十年后留居中国最久，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交最厚，其于西域史事之造诣，即因罗氏之富藏，浸染于彼时。所作敦煌本慧超注《五天竺笺释》（有钱稻孙氏重刊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最为卓绝。又，关于西域史之论文十三篇，卒后，由池内宏氏汇其遗稿为《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东京冈书院，昭和八年）。桑原氏有张骞之远征及与白鸟氏关系大宛贵山城之讨论诸作，今皆收入其《东西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和八年）。然二氏之成就，以南海史为多。二氏对于中国典籍之素养，皆甚深厚。桑原氏之学风，沉毅坚实，苟非确证，不妄下断语，其章节之分配，段落之安排，井然有条，即初学之士亦能了解其所据之事实与论旨，所作《唐宋时代往来支那之西域人考》（《内藤还历纪念论丛》），最可见之。藤田氏之学风，则豪迈中有乾嘉诸老之绵密。二氏皆代表所谓支那史学派者也。后进之士如太谷真胜、松田寿男、石田干之助、重松俊章诸氏，亦多所论作。而石滨纯太郎氏之于西夏文，于彼邦则堪称独步。他如松本文三郎、堀谦德（已故）、矢吹庆辉、羽溪了谛、小野玄妙、泷精一、本田英义等之于西域佛教史或佛教美术史，均多贡献，可参阅上举《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一文。

南海史之研究，前谓以藤田、桑原二氏成就最大，亦最精博。藤田氏之《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冈书院，昭和七年），所收论文有二十三篇之多。桑原氏之《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东亚研究会，大正十二年）与W.W.Rockhill之《诸蕃志考释》（Chan Ju-kua，1911），可称东西双璧（是书有陈裕青译本，中华出版；有冯攸译本，更名《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商务出版），所考为南宋理宗时泉州提举市舶（当时掌外国贸易之官）阿拉伯人蒲寿庚之事迹，其主题虽小，而涉论极广。他如市村瓒次郎、高桑驹吉、桑田六郎、中山久四郎、有高岩、稻叶岩吉、松井等诸氏，论著亦多。其所研究之范围，大抵可分：一、南海诸国之历史地理的研究，如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远至锡兰、阿拉伯等之地名或航路；二、中国沿海之通商港，如广州、扬州、泉州、温州、杭州、明州（宁波）等之沿革与古代对外贸易之情形及制度等；三、居留中国各商港之外国人——所谓“蕃客”，以及昔时西人所记中国港市名称之考释；四、南海诸国产物输入中国之考证，如木棉，香料等。

至于“支那学”或“东洋史”中，考古、宗教、美术研究之发达，尤一日千里，其从事者人才之盛，出版品之精粹繁多，在在令吾人徒呼负负，惟此层则又关于财力之厚薄耳。近年佛典之印行与研究，则吾人尤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感，亦日人所引以自豪者也。美术遗物如周汉名器，唐宋元明清法书名画，善本秘籍，亦多捆载东去。此数者吾于此不忍多述，且为顾虑本刊篇幅，姑止于此，他日倘有机缘，再不惮辞费。

外如经学文哲之学，所作虽多，似无甚特色，吾以为非“支那学”中之主要潮流，故未提及。篇中较详较略之处，或为个人注意之偏好，或因吾国学术界所未详，但亦不免挂一漏万之讥，幸方闻博雅之垂教焉。

上期谓东京帝大教师、德人李时，未得考其原名，兹承钱稻孙先生来函，知其为Ludwig Rease，敬此志谢。又前期刊误，第一节第三行“字或作Sin”，“或”误“式”。第四节第七行“然其时举国反对”，“然”字多植。“论丛”，“丛”皆误“从”。

发布于 2025-07-31 0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