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如清在江苏，省军区的岁月（一）昵称 曾伏虎，美篇号 9227037

曾伏虎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建军9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格外思念戎马一生、征战半世的父亲曾如清！

从小在军营长大的人都会把父母和他们的老首长、老战友及身边战斗英雄模范当成儿时的崇拜偶像和终身的学习榜样！我也不例外，总觉得这些前辈们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籍和一部讲不完的故事。我已撰写了多篇回忆父母的美篇文章，本文谨以历史资料、照片，包括父亲生前的笔记、口述和自己的记忆，侧重记述父亲曾如清在江苏省军区十多年的工作、生活经历。这期间的很多事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依然历历在目，终身难忘。其中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有三点：1.坚持政治挂帅，坚决服从组织；2.注重军事建设，保卫一方平安；3.严格要求自己，重视言传身教。

由于内容太多，拟分为三篇记述，本篇为序言和第一部分：坚持政治挂帅，坚决服从组织。这是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开始就对党员干部提出的第一位要求，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大多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共性品质。父亲也是如此，从参加革命起就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坚决服从组织。

1955年10月，父亲曾如清离别了任职将满5年的27军政委岗位（1949年9月从20军58师师长兼政委升任27军政治部主任，次年10月任副政委，1951年5月代政委，同年10月任军政委）和战斗了近20年的野战部队（1938年调任新四军司令部政治协理员、政治部民运部组织科长，1939年后历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科长、挺进纵队一团政治主任、政委，一师一旅一团政委，苏中军区泰州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并兼泰县县委书记，一旅一团政委，一师教导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四军第一纵队一旅副政委、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政委，第三野战军20军58师师长兼政委，27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调任江苏军区第二政委。

当时的江苏军区是华东军区下属的三级军区，由苏南军区和苏北军区于1952年底合并而成（驻地镇江市），司令员刘先胜和前任第二政委肖望东、黄火星、副司令员梁从学等授衔时都是开国中将，多位副职领导也是正军职调任的，如副司令员段焕竟、常玉清，副政委陈茂辉、梁辑卿。

　　1960年10月，江苏军区改称省军区；司令员刘先胜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段焕竟接任；父亲曾如清仍任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并兼任江苏省委常委。

直至1967年9月父亲调任新疆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他在江苏省军区工作了将近12年。这是和平建军时期，但也是党内和社会上政治运动接踵而至、风起云涌的年代。三面红旗，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文化大革命……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当记忆成为了历史，也就具备了发人深思、给人启迪的价值。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父亲还在27军，被授予少将军衔，举行授衔仪式、发放礼服时已到江苏军区。这是军区部分领导授衔后在我们家前院的合影，左二起：参谋长刘林，第一副司令员常玉清，第二政委曾如清，副司令员童炎生。当时显然还没授勋，大家都没佩戴勋章🎖️。

　　上图是1960年10月江苏军区改称江苏省军区后部分领导干部的合影，左起：副司令员傅绍甫，第二政委曾如清，司令员段焕竟，副政委张潮夫，第一副司令员常玉清。

　　上图是父亲授衔、授勋后的全身标准像，三枚勋章为：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制，恢复一身绿三块红的服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军队干部套改与地方一样的行政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但与职务等级不完全对等。我父亲和省军区司令员段焕竟、第一副司令员常玉清为7级，第三政委陈茂辉为8级，其他省军区领导为9-10级。

以下为正文第一部分：

坚持政治挂帅 坚决服从组织

这是那个年代毛主席、党中央对全体党员干部的首要要求，也是父亲时刻牢记、坚决照办的。他身为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必然要把抓好自身和班子、部队的政治学习和组织建设放在首位，下大气力抓好抓实。

我记得父母曾经讨论过当时党内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很久以后才得知，当时两位主席对此有不同见解：毛认为政治原则是第一位的，组织原则为政治原则服务，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才是决定因素，因为真理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敢于反潮流；而刘认为组织原则是第一位的，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犯组织原则错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而不服从组织，不服从多数，党就要分裂。

我感觉父母当时对这个话题是有些迷茫困惑的，因为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对中央高层的具体情况并不太了解，而且那时党内都盛传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主动退居二线，推荐刘主席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并兼任国家主席，大力扶持刘接班，谁都想不到他们之间会产生重大政治分歧和矛盾斗争。

　　在我印象中，当时镇江市中山路山门口街59号四合院平房的家里有一间爸爸的书房，他在家时每天都在这里读书、看报、听广播，关心时政新闻，靠墙安装的书柜里放满了马恩列斯毛全集和党史军史等各种书籍。

　　上图是南京军区党委机关报《人民前线》1963年12月5日刊登的父亲学习体会文章，《让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头脑里深深扎根》 。

　　父亲在江苏省军区期间主抓的另一项重大工作，就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指示精神。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就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认为战争的伟力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主张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后来又明确提出党领导下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为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于1958年号召“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1962年又进一步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要求，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省军区作为省委的军事部和全省民兵工作的主管机关，对此义不容辞、责任重大。父亲和省军区党委始终把民兵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学习贯彻毛主席指示中提出，每个县重点组建一个民兵团，每个地区（省辖市）重点建设一个民兵师的目标；并以抗战时期成立的南通海安县角斜民兵游击大队为基础扩编为民兵团，作为典型加以重点培养，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在1964年反击蒋军特务武装小股串犯登陆作战中取得突出战绩，后被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团”荣誉称号，成长为全省乃至全国民兵工作的先进典型。

　　上图为1964年父亲和省军区司令员段焕竟等领导接见参加围歼蒋军特务部队串犯大陆战斗的部队和民兵英模代表。

　　上图为1966年3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表彰和三落实先进经验交流会。此后该民兵团又多次受到军委、总部的表彰奖励，至今仍是全国全省民兵工作的重要典范。

　　1963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在全党全国从上到下展开，成为那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江苏省委成立了社教领导总团，并在每个地区设分团。父亲担任省总团副团长兼徐州分团长，到徐州的工厂、农村蹲点三个月，与工人、农民严格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父亲生前保存的多册笔记本中，还亲手记录了一件涉及省军区党委、机关思想作风和组织原则的重要事件。就是1966年2月在南京军区党委全会期间，许世友司令员和杜平政委等8位首长分两个半天与参加会议的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曾如清、前任司令员段焕竟（已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司令员赵俊、第三政委陈茂辉、政治部主任刘超集体谈话，主要是批评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自由主义作风和不尊重省委双重领导原则的错误。

　　比如有些领导干部在会议发言和书面报告等场合毫无依据地对省委说三道四，指责省委书记忽视民兵工作，不支持“角斜红旗民兵团”……据说在军区常委会上，江渭清政委对许世友司令员说：江苏省军区的自由主义和不尊重省委领导的严重错误已经非解决不可了，是南京军区党委出面解决还是省委来解决？许司令说：还是军区党委先来解决吧！

同年3月，我父亲向省委常委汇报南京军区首长的批评内容和贯彻方案，听取指示。江渭清书记说：你们有些同志的自由主义问题已经不是正常的党内批评，而是不负责任地捏造事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了。比如你们培养宣传“角斜红旗民兵团”，省委一直是大力肯定和支持的嘛！你们再培养八个十个“红旗民兵团”，我们会更高兴！省委历来高度重视民兵工作，但这不是唯一的工作，还有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经济建设和民生福祉，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困难……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如果只强调民兵工作，不就是单纯军事观点了吗？！

江渭清书记还指出：你们省军区党委主要领导身上不存在这些问题，但你们对问题发现解决不及时、不得力。现在解决还是思想作风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是严重组织原则问题了。

接着父亲和省军区领导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和党委全会，逐级传达学习南京军区和省委领导的批评指示精神，以整风的方式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

　　很久以后才得知，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进一步部署社教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两位主席的政治路线斗争在高层公开化了。毛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判了刘总结推广的“桃园经验”是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否定了刘对“四清运动”的定性，明确指出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年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五.一六决定”。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京向全国发展，很多领导干部都处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境地。

江苏省最早波动的是镇江市，当时北京多所大学的“造反派”来串联，镇江农机学院的很多学生走出校园张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发生了不同观点群众的武斗冲突。6月17日上午10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给我父亲打来电话，传达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的指示，要求省军区协助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镇江地委书记傅宗华控制事态发展，维持运动和社会秩序。

　　上图就是我父亲保留的彭冲书记电话指示记录内容影印件。他当时与洪、傅商量后提出的工作建议，包括省军区派出宣传队协助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升级扩大等。经报请南京军区党委和省委同意后，我父亲亲自找省军区警卫营教导员布置任务，要求选择200名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严的党员干部和骨干，到指定的重点区域值勤巡逻，宣传政策，维护秩序，不佩戴任何武器装备，实行“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

这就是父亲第一次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按当时的主流观点就是从右的方面介入，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父亲第二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年7月奉命带领南京军区工作大队入驻文化部。其大背景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揭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即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办主任杨尚昆），调南京军区第三政委肖望东接任文化部长。肖到任后感觉文化部人员成分和斗争局面复杂，缺乏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力量。所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要求选派军队工作队，协助开展工作。经周总理、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陶铸和军委领导批准，总政治部指示南京军区选派解放军工作队入驻文化部。

　　根据许世友司令员和杜平政委的指示，军区干部部很快就选调组织了近两百人的工作大队，派驻文化部机关和文联、作协等十多个直属单位，由我父亲曾如清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军区炮兵政委陈德先任大队政委兼党委副书记。

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说：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选调肖望东政委任文化部长，是对我们解放军的高度信任。文化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资产阶级文化路线“重灾区”，也是反修防变的“突破口”。肖政委是“丘八管秀才”，工作遇到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要我们南京军区派工作队去支援，我们脱了裤子也要帮这个忙，支援肖政委打好这一场文化硬仗！

肖望东政委是江西吉安老表，又是江苏省军区首任第二政委和南京军区前任第三政委。我父亲于公于私肯定都尊重肖部长，执行他的指示。但派工作队的做法很快就受到康生、陈伯达、江青的激烈反对，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推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毛主席视察南方回京后决定打倒陶铸，立即撤销工作队。

我父亲和陈德先政委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一面与文化部的造反派周旋，一面快速组织工作大队分批撤回南京。在向军区常委的汇报会上，我父亲以沉重的心情检查自己没有完成好军区党委赋予的政治任务，执行了错误路线。许世友司令员听取汇报后开诚布公地说：“就算是错误路线，你们也不用负责。这是军区党委的意见，也是军委、总政领导的意思。陶铸是中央常委，肖望东和你们肯定都要执行他的指示。如果毛主席、党中央不指出他是错误路线，别说是你们，我也看不出来。”他还讲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从完全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的认识过程，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由此可见，许世友司令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讲政策、重情义、有担当的。

父亲第三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1967年3月接到南京军区饶子健副司令员的电话，告知军区党委决定他立即来南京协助负责军区生产办公室的工作。

　　军区生产办公室并非管理部队生产的机构，主要责任是支援地方的工农业生产，维护生产建设秩序。各大军区成立生产办公室的大背景是：1967年1月，毛主席批示肯定上海市成立由“造反派、军队和老干部代表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市委市政府，史称“一月风暴”。结果许多省市区出现不同造反派组织抢班夺权，互相武斗不止的局面，加上江青支一派压一派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加剧冲突态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建设。毛主席指示军队要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史称“三支两军”），促进群众组织大联合、大团结。

父亲到南京军区生产办后，就像到了救火救急部门。先是奉命带领工作组到安徽铜陵煤矿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又根据周总理指示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协助解决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组织大罢工造成的京广铁路停运事件。他先拜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张春桥、姚文元听取指示，又约见工总司王洪文总司令。

王洪文一见到我父亲就立正、行军礼，称呼“老首长”。经询问才得知，父亲抗美援朝在志愿军27军任政委时，王洪文是79师师部的战士、文工团员，回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严肃地向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告知铁路大动脉停运一天的巨大损失，并说：如果你还认我这个老首长，就请执行命令，立即恢复铁路运输！

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虽然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开展的，但仍然经常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的攻击，被指责为“带枪的刘邓路线”。这让众多征战一生、不惧怕任何敌人和困难的开国元勋和将帅们感到十分愤慨。这年初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三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四位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围绕文化大革命能否冲击国家生产和军队稳定的大政方针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叶帅拍桌子导致手指骨折。毛主席事后听取汇报后作出指示，虽然强调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军队要稳定”，但也对“三老四帅”进行了严厉批判，要他们闭门思过、读书检讨，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才对此重新作出正面评价。

1967年7月，南京军区周贯武副政委和饶子健副司令员找我父亲谈话（当时许世友司令员在因病休养，杜平政委在北京开会），告知军委拟调他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背景是：由于中苏两党两国两军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为预防苏军对我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突击、战略战术要点空降和核实施精确打击，军委决定加强一线和纵深防御力量建设，包括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军队、地方双重领导体制，组建8-10个现役武装值班师，从全军选调多名具有现代战争指挥和部队管理经验的兵团级领导干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我父亲对此感到很突然，也难以接受，希望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主要原因：一是解放上海后确诊为肺结核病，又经历朝鲜战争高寒地区三年征战，肺功能很差，担心难以适应新疆地区的气候；二是新疆人生地不熟，特别是对那里的文革情况完全不了解，担心犯政治错误。军区党委表示理解和同意，并向军委申报了替换人选。但总政领导答复，此项任命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不宜变更，还是先到任为好，以后如果身体确实不行再另行安排。同时告知：行政7级领导干部跨大区调动可由军委领导作任前谈话。

不久协助周总理处理新疆问题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给我父亲打来电话，先是询问身体、家庭等情况，表示亲切关怀。接着说：总政报告说你即将到新疆兵团赴任，本来应该当面谈谈。但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们军委几个同志读书学习、思考问题，不便面谈，就打电话说吧。叶帅的电话谈了四十多分钟，主要是介绍新疆及兵团文革情况和下步任务，对工作做了明确指示。最后还告知了自己和秘书的机要通讯方式，交待有重要情况可直接写信、报材料，尽量不要打电话，防止有人窃听。叶帅的电话给我父亲增添了工作信心，但也为他到兵团任职后不久就遭受林彪、江青集团的打击迫害留下了“伏笔”。这是后话了，我前几年曾写过篇文章《将军新疆兵团蒙冤记》记述此段经历，刊登在《杨子晚报》上。

　　上图是父亲去新疆兵团报到前在镇江家中与母亲及子女的合影。他的任命尚未公布时，美国之音就作了报道，称之为“陈毅部队入疆将领第一人”。台湾特务机构也邮寄信件，进行离间、策反，父亲都及时上交组织了。

本文是在连云港海康疗养院撰写，因没携带文史资料，又为赶在建军节前发布，未能仔细核对，个人记忆的内容差误难免。敬请亲友们发现后及时指出，以便更正为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