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袁健: 堂堂副主席也是坏蛋, 让人怀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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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袁健，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1978年3月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为苏州大学物理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武进师范学校任教。1984年考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江苏省地震局工作。1992年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固体力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力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至退休。原题

作者：袁 健

红小兵宣传画

我是1966年9月上小学，1972年1月小学毕业，正逢从文革开始到“9·13事件”那段历史。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小学史就是一段文革史。

其实，在我上幼儿园时，文革已经开始。我父亲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叫井冈山红卫兵，他天天要早学习，学习“毛选”和“语录”而顾不上我，我自己下楼上学时从楼梯侧面跌下，昏死过去、血肉模糊。万幸的是我下落时正面趴着着地，仅下巴磕开了一个口子，经外科缝合别无大碍。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康复后上学，就知道“三家村”，并能熟练说出这三人的姓名但不知道如何写的。同时，当时正逢越战，我们唱着“约翰逊，你这个坏东西，白天黑夜派飞机…..”，幼小的心灵里被播上了反美种子。后来知道，当年约翰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是以副总统的身份自然转正，后来又连任一届。

反潮流的红小兵

还有个同学叫陆平，由于北京的陆平被打倒，他改名“陆伟”。另外，我们也背《毛主席语录》，有段叫“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父亲单位组织去省城南京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大型泥塑“收租院”，带我一起去，因为人多，父亲同事把我扛在肩上......在路上，还能听到广播里传来的歌曲“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忠于党……”

1966年9月，我跳级升入奔牛小学一年级，被分在一(1)班。班主任叫恽美英，高挑的个子，脸颊红红的。教室相当于厢房，位于学校大门南侧，天井内有张水泥乒乓台，下完课我们就争先恐后打乒乓。

没过几天快乐的日子，我就被当头一棒：发下的学生证上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我母亲很生气，说我家是白手起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小孩和地主有什么关系？母亲赶到学校把学生证退给老师，要求改掉！为此母亲还到县里去上访，结果石沉大海。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从此填表都抖抖霍霍，以至于高中毕业还未入团，高考政审也是提心吊胆……

大风大浪中的红小兵

大约到11月，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燃到我校，教室门被封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谁要揭开谁就是反革命，停课闹革命正式开始。大中小学，批斗老师，各单位都把领导班子打倒。我们小学的有些老师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得参加平整操场等劳动改造，每天早晨站在大街上示众，还被剃了十字头或阴阳头。高年级学生把小黑板用铁丝挂在校长的脖子上，命他手敲铁皮簸箕，在校园内游街……

高潮始于1967年8月21日晚11点多，武斗在我镇开始。当时有两派，常州市保皇派“联指”攻打以造反派“主力军”占优势的奔牛镇，第一次交火在离奔牛镇三里远的地方，一时间军号和敲锣声响作一团，常州“联指”开着车，带着武器进攻我镇，方圆几十里的农民拿着铁耙、锄头，誓死保卫奔牛镇。

农民们采用路障逼停了汽车，人群死死围住了车队的去路。其中有个叫张阿龙的最勇敢，跳上汽车驾驶室外踏板，试图抢枪。这时对方扣动扳机，张当场牺牲。此后人作鸟兽散，卡车带着张的尸体返回市区，而一辆公交大巴被遗弃，被奔牛的人开到镇上。

拉练中的红小兵

第二天清晨大家惊魂未定，都在传说昨晚发生的事。我们孩子纷纷爬上那辆被缴获的大巴车。后来还听说，某同学当过兵、会开车的父亲由于帮助将该汽车停放到学校，在之后的整“5·16”的运动中被关。

武斗序幕拉开后，天一黑，就能听见隆隆的越来越近的汽车发动机声音（那时正常的汽车全部停运），“联指”到奔牛镇抓年轻人带路，抓教师。

我们小学有两个体育老师被抓过，一个叫侯进，被抓去坐了几个月的班房；另一个叫王玉林，眼睛被蒙着沿铁路往常州市区走，他听到有农民就呼救被劫下，就这样还是吓出了神经病。

深夜，枪声不断，我爸却如数家珍，介绍说这是冲锋枪，那是54式步枪，而我们被枪声吓得躲进被窝。电灯上裹个深色的信封，窗户上挡着棉花胎，据说棉花胎会阻滞子弹的飞入。有时我们会到乡下的朋友家过夜避难，去过河南南坝村和汤庄肖巷。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武进米厂是奔牛镇抵御来犯的主力军，在面粉车间五层楼顶架着一挺重机枪，由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沈新达操作，试图攻克面粉厂的“联指”人员稍一露头，“突、突、突”子弹就扫过去了。“联指”的人说机枪手太厉害了！第二天“联指”调来60炮（迫击炮），不知是射程不够还是不会操作，把一墙之隔的小学的围墙和两个教室的顶给掀了！

天亮后我们去围观，邻居有个小孩捡到一个未爆炸的炮弹头来我家玩，我父亲说赶紧拿走。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一声巨响，小孩父亲见炮弹头是铜皮的，想卖点废铜烂铁，竟用小棉袄裹着炮弹头用锤子敲击而引爆了。全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都来围观，幸好邻居父亲没有生命危险。

二年级时勉强复课，没有教材，用图画本印了一些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到1968年秋三年级有教材了，闻着新书的油墨香好开心，终于有书读了！喜欢用纸把新书包好，有简单的包法和三角包法。书的内容还是语录和样板戏唱段。

红小兵宣传画

九大是这段时间最大的事，跳“忠字舞”、上街游行和半夜起来庆贺最新指示是常事......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让我们有了备战意识，到处挖地道，学习防原子弹的应急知识。最爱听班主任施桂娟给我们讲《林海雪原》的故事。

1969年9月升入四年级，1970年“5·20声明”又激起了反美高潮，我们知道了印度支那。苏学友老师给我们排了大合唱，上台时要穿白衬衫、蓝裤子。我家经济条件差没有符合要求的服装，只能向同学借。叶玲玲老师排了舞蹈节目，伴舞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也开始排样板戏《沙家浜》。

这段时间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四年级因秋季班改春季班上了一年半，也是小学期间学得最多的阶段。班主任张霖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印象最深的是珠算，除数是两位数以上的除法很难，要熟记除法口诀。语文书都是歌颂领袖和阶级斗争方面的记叙文，例如介绍刘学保的那一课，第一句是“巍巍祁连山在欢呼，涛涛大通河在歌唱……”现在才知道这个英雄原来是罪犯。

红小兵宣传画

那时的电影很少，主要是国产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国外的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例如《看不见的战线》《阿福》《地下游击队》等等……那时同学们喜欢围在一起，复述电影情节。喜欢听王定淮老师讲《红岩》的故事。

正如前面所说，小学时代和文革紧密连在一起，亲身经历了“5·7指示”所要求的学工、学农和学军，每个农忙季节都去农村支农，来去路上一路唱着歌。还参加了灭钉螺、送“瘟神”的运动。看到了一批批知青下放劳动。

1969年我父亲作为干部下放劳动，我还去村上住过，过了几十天农村的生活。母亲在自留地种的元麦和蔬菜，都由我收割回来。有次大雨之前挑着担往家赶，好可怕、好累。

见过“三支两军”的27军部队经过我镇，有车队和骑兵队，一辆一辆数不完；见到了大联合前，我镇的青年人抬着重机枪和其他武器，绕镇子游行一周（好几公里）上交武器的壮观景象；目睹了“一打三反”和深挖“5·16”运动。文革中有多少人被整死不计其数，我家门口一条巷子就有两个人被整自杀身亡，全镇有5～6个自杀的，还有在粮库放火自杀的……

红小兵宣传画

“9·13事件”不久，父亲通过传达知道了内情并告诉我，嘱咐我不能出去说。过了两个月，教室里的林彪像被摘下来了。党章指定的接班人、堂堂副主席也是坏人，让人不能相信……

经过几十年的思考，看清了文革发生的深层根源，没有宪政、没有法治。也有人说，文革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有一定道理。我们这一代，写的文章、用的词语经常是文革时期的语言，我上课还会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牙还牙”，尽管我的意思已经不是原意，但脱口而出的文革语言很难从词库中清除。

我告诉朋友，我喜欢老歌和样板戏，但并不认同它们的歌词，只是它们和我的童年密不可分，我爱的是我的童年。也呼吁大家能把文革经历的东西写下来，告诉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知道真相，彻底否定文革，充分反思文革，避免文革悲剧重演。

红小兵宣传画

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插图宣传画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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