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38年的蒙自，雨季来得格外早。南湖边的海关旧址里，闻一多先生正站在黑板前讲《楚辞》，穿堂风卷着雨丝扑进窗棂，他长衫的下摆被打湿了大半，声音却压过檐角的雨声：“‘路漫漫其修远兮’，这路，咱们现在正走着呢。”台下二十几个学生，有的坐着从庙里借来的蒲团，有的干脆蹲在泥地上，笔记本是用草纸订的，铅笔头短得快捏不住，可眼睛里的光，比窗外的闪电还亮。这年春天，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刚在滇南小城落稳脚跟，而这样的课堂，后来在昆明的茅草屋里、在防空洞的石壁旁，一续就是八年。</p><p class="ql-block"> 谁也说不清那些年究竟有多少艰难。初到昆明时，学校连像样的校舍都凑不齐，工学院的教室是用茅草搭的，土坯墙糊着报纸，风穿过墙缝时带着哨音，雨打在茅草顶上像敲鼓。有次梁思成来讲《中国建筑史》，外面下起暴雨，他指着漏雨的屋顶笑：“诸位看，这就是最典型的‘悬山顶’，只是少了几片瓦。”学生们哄堂大笑，笑声里混着雨滴落在课桌上的嗒嗒声。教授们的日子更清苦，陈寅恪先生眼疾加重，买不起进口眼药水，就用草药熬水擦洗；朱自清先生在日记里记着，全家一个月的菜钱只够买三斤肉，女儿病了，连退烧药都要赊账。可每次开校务会，梅贻琦校长问起“图书够不够”“仪器到了没”，大家总说“再想想办法”——那些从北平、天津辗转万里运来的书籍仪器，装在木箱里，有的箱子上还留着日军轰炸的弹痕，却是他们眼里比粮食更金贵的家当。</p><p class="ql-block"> 炸弹来得最凶的那几年，课堂常常在警报声中中断。1940年秋，日军对昆明进行大轰炸，联大师生每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有天下午，吴大猷先生正在讲量子力学，警报突然拉响，他抓起粉笔在黑板上飞快写下最后一个公式：“这个推导，我们到防空洞接着证。”学生们跟着他往郊外跑，怀里抱着课本，跑到半路，有个学生忽然想起：“先生，您的眼镜！”吴大猷摸了摸口袋，笑着摆手：“无妨，公式在脑子里呢。”防空洞里阴暗潮湿，大家就借着洞口透进的光，围坐成一圈听他讲，洞顶的土屑簌簌往下掉，落在笔记本上，没人来得及拍。后来有人回忆，那堂防空洞数学课，推导过程记得格外牢，仿佛泥土里都渗着公式的味道。</p><p class="ql-block"> 最动人的，是苦难里长出的韧性。闻一多先生除了讲课，还靠刻图章贴补家用。他的书桌是一块破木板，垫在两个土坯上，刻刀划过橡皮章的声音，和隔壁教室里沈从文先生讲《边城》的语调，在巷子里交织成趣。有学生见他手指被刻刀磨出厚茧，想送他一块好木头，他婉拒了：“木头糙点没关系，字刻得正就行。”华罗庚先生那时住在乡下牛棚里，牛栏上方搭块木板就是书桌，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堆垒素数论》，牛甩尾巴溅起的泥点落在稿纸上，他就用手指抹掉继续写。有次日军轰炸后，他的手稿散了一地，他不顾危险趴在废墟里一张张捡，指甲缝里全是泥土，嘴里还念叨着“这个定理不能丢”。</p><p class="ql-block"> 学生们的青春，也在硝烟里透着滚烫的光。他们穿着打补丁的军装，每天徒步十几里去上学，饿了就啃一口掺着沙子的糙米饼，却在课余办起了“冬青社”“高声唱”，在茶馆里演《雷雨》，在山坡上唱《毕业歌》。1941年，物理系学生朱光亚和同学在实验室里做光谱实验，仪器是用罐头盒改装的，电源不稳，灯泡忽明忽暗，他们就轮流用手按着接线处，一站就是半夜。后来朱光亚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总说那时的灯光：“比后来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更让人记挂。”还有杨振宁和李政道，常在联大的小树林里争论物理问题，树影落在他们年轻的脸上，那些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最初思考，就藏在蝉鸣与炮火的间隙里。</p><p class="ql-block"> 1946年5月，联大师生分批北返。离开昆明那天，上千人挤在车站，有人举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岁”的木牌，有人抱着从茅草教室拆下来的一根茅草——那是他们亲手盖的校舍，茅草里还沾着当年的粉笔灰。梅贻琦校长站在月台上，看着学生们扛着行李上车，忽然想起八年前在长沙临时大学时，陈寅恪先生说的那句话：“国可以亡，文化不可亡。”此刻他终于懂了，那些在茅草屋里讲过的课、在防空洞里算过的题、在油灯下写过的诗，早已像种子一样，落在了这些年轻人心里。</p><p class="ql-block"> 后来的故事，藏在那些闪光的名字里：杨振宁、李政道摘得诺贝尔奖，邓稼先、朱光亚等八人成为“两弹一星”元勋，还有上百位院士、学者，在各行各业托举起新中国的脊梁。而当年联大的教室旧址，如今还立在昆明的翠湖边，茅草屋顶早已换成了瓦，可墙上那些学生们刻下的公式、诗句，还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就像有位老校友说的：“联大最了不起的不是出了多少名人，而是教会我们，哪怕在泥泞里，也要抬头看星星——那些星星，其实是自己眼里的光。”</p> <p class="ql-block">文：琴琴 图：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