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天下谁人还识君

任彦钧

一代“通人”沈曾植

学佛札记（401）

任彦钧

一次与同事王琦贤弟闲聊期间，他提醒我留意沈曾植的书法艺术。之后，屡屡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沈曾植的书法作品，依然不甚了了。去年10月退休前夕，网购了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王谦的35万字大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一读之下，不由大为惊诧！昨晚终于浏览完毕，现根据该书内容对沈曾植生平和成就予以适当盘点。

沈曾植祖籍浙江嘉兴，1850年（道光三十年)出生于北京南横街。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字、别号多至百余个,常见者有寐翁、逊斋、逊翁、巽斋、东轩、李乡农、姚埭老民等。祖上五世书香，久有藏书、著述传统。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以第24名考中进士，从此开启长达18年的朝廷命官生涯。先授刑部主事，后历任刑部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布政使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晚清遗民长居上海。在政治理想方面，他与民国格格不入，乃寄望于传统文化系统之重建，成为孔教会和张勋复辟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被现当代历史的尘烟长期遮蔽，主要原因或许便在于此。1922年11月20日（十月三日）凌晨，沈曾植逝世，12月2日（十月十四日)灵柩扶回嘉兴安葬。

沈曾植乃清代文化界、学术界公认的“通人”，其学问广博而精深，对此，国学大家、苏州大学终身教授钱仲联曾一语概括:“在学术上，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碑帖、画、乐律，无不精通。”

早在1912年，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曾专程到上海拜访沈曾植，归国后撰有《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由辜鸿铭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表。1930年，卡伊萨林在致友人信函中回忆道:“余获交中国士大夫多矣，而盎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汉学开创之人，当学者神田喜一郎要到中国访学时，他让一郎务必拜识沈曾植，因为沈氏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单就佛学来说，在理论研修之外，沈曾植还实际参与到近代佛教研究与发展进程中。1908年，“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开设“祗洹精舍”,沈曾植便曾出力赞助。1910年，沈曾植与杨文会、陈三立等共同发起“佛学研究会”。之后，沈曾植屡次前去造访杨文会，与之探讨佛学。杨文会去世后，沈曾植撰有《杨居士塔铭》，记其平生志业和功德，认为杨氏“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以“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种志业，响应和继承佛教在中国传播以来的未竟事业，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杨文会之后，中国佛教研究主要有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系和武昌佛学院的太虚一系。在对欧阳竟无学问的启发和激励，以及对其创办支那内学院事业的策动和支持方面，沈曾植都起到关键作用。1922年，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即出于沈曾植直接建议，而早在1918年筹备阶段，寐叟即于病隙为欧阳竟无写就一篇《支那内学院缘起》。

从纯粹的学术史角度看，沈曾植与欧阳竟无堪称中国近代佛学的奠基人，两人的佛学观点代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方法论自觉”之转型。前者以“经史之法”治佛学，但这种“经史”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佛教经史，也包括了域外的相关文献成果和历史传统，已然指向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法上的近代佛教的学术转型；后者虽然并没有怎么关注历史，更多地用经学方法研究佛教，但也注重“发展新资料”，强调“借助藏文、梵文、巴利文”等文献资料来补证汉文佛典的不足。

再就书法艺术来说，沈曾植熔碑帖于一炉，晚年更形成独具个性特色和艺术高度、以章草风格为主的行草面貌（王谦命名为“寐草”），后世好评如潮。其中，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的名言“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最得沈曾植书法精神。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沈曾植卷》，发表著名书画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柯文辉《三百年来第一人》一文。该文提出沈曾植“首先是书学家，其次方为书家”，而“寐叟得笔于包安吴，中年受张裕钊启迪，不为包世臣、吴攘之所限，遍临南北各碑，变幻莫测，势韵姿神，皆自己面目。晚年接受倪元璐、黄石斋两家之长，碑骨帖筋”的观点，常为当代学者乐于引用，亦渐成定论。柯氏所作沈曾植在书法上的贡献“三百年来无人抗衡”之论断，成为有关沈曾植书法成就之最高评价。至于称寐叟晚年“采取箫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亦极为传神地道出其书法结字及笔法特点。

1919年3月30日，沈曾植七十寿辰之际，王国维曾作一长文、一长诗为贺。长文《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概述沈曾植的学术成就，后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三；长诗《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后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四。长诗极祝寿、用典之能事，并以“儒林丈人诗派宗”“永嘉末见正始风，典刑文献森在躬”“列仙名在儒林中”等句，郑重颂扬沈曾植的醇儒身份。《寿序》一文不唯对沈曾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有清一代学术研究亦有非同一般的价值。文章开端述清代三百年间发生于清初、乾嘉、道咸时期之“学术三变”，其次第为：顺康时期，要在经世致用，实学以兴;雍乾以后，肆意稽古，经史小学之类勃兴；道咸以降，治经则及于今文，考史则兼辽金元，治地理则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王国维认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前两时期具有开创意义的学者，国初为顾炎武(号亭林)，乾嘉为戴震(字东原)、钱大昕(号竹汀)。道咸之后，“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文章对沈曾植之品格、学术亦有概括，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对沈曾植治学路径及所达高度，也有精当、经典概述: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汗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变、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文章结尾，更以“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称誉寿主，径称沈氏在世之意义“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之”，将沈曾植推到中国学术之化身的高度。

沈曾植去世后，王国维所送挽联站位也最高。联曰: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对王国维也如此推崇的大师，号称“知道分子”的我，以前居然闻所未闻，岂不惭愧至极！今年1月，西泠印社还出版了《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一书，该书由浙江博物馆编，陆易主编，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历史学家荣新江等评价颇高。接下来，当趁热打铁，继续研读之。

（2025.6.22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