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恩怨：穿越绯闻看沉浮

无尘

佛门恩怨：穿越绯闻看沉浮

关于少林寺住持的各种绯闻，早有耳闻，但都被官方“辟谣”了。身为一介䓍民，当然一如既往地相信官方。不料7 月 27 日，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通报，称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还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第二天，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公告，同意注销释永信的戒牒。寥寥数语，字字珠玑。这应该是官宣无疑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堂堂“天下第一名刹”，中国文化输出的名片，国家佛教协会副会长，竟至如此，夫复何言！只能说，只有我等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凭借着 “因果轮回”“慈悲济世” 等教义，给处于动荡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心灵慰藉，客观上有助于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因此受到官方的推崇，多次掀起 “扬佛” 热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佛教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加之统治者的扶持，佛教迅速传播开来。南朝梁武帝萧衍便是一个极端的崇佛皇帝，他先后四次出家，自愿成为寺院的 “奴”，每次舍身，朝廷都需耗费巨额钱财为其 “赎身”。他还提出 “三教同源” 论，但将佛教置于儒、道之上。在他在位期间，南朝佛教达到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仅建康城寺庙就有500余所。寺院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 僧兵。梁武帝还下令禁止杀生、食肉，进一步强化了僧人吃素的传统。然而，他因过度沉迷佛教，疏于政务，最终引发 “侯景之乱”，自己也被囚禁饿死。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本土化、体系化。唐朝初期，李氏王朝认老子为祖，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较为包容。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唐太宗亲自为其翻译的经书作序，推动了法相宗的发展。到了武则天统治时，为打击李唐宗室，抑道扬佛，将佛教尊为 “国教”，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背书，宣称她君临天下是佛的旨意。武则天颁行《大云经》，命各州建大云寺宣讲，强化“君权佛授”的舆论基础。她支持华严宗、禅宗等流派，使得佛寺和僧尼数量达到顶峰。

元明清时期，佛教与政治的结合更为紧密。元朝将藏传佛教奉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清朝尊崇儒学的同时，也扶持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康熙帝、乾隆帝多次修缮佛寺，以笼络蒙藏地区，巩固统治。

然而，佛教的兴盛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寺院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却无需纳税服役，逐渐形成独立的 “寺院经济”，这与国家财政和世俗秩序产生了冲突；佛道冲突、儒佛冲突时有发生；部分僧人行为不端，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每当佛教发展到对世俗统治形成威胁时，就会招来官方的灭佛运动。因此，佛教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盛极而衰的轮回，其中著名的有 “三武一宗” 灭佛事件。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446 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后，将佛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利用“皇帝即如来”理论巩固鲜卑统治。‌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佛教兴盛，大量百姓为逃避赋税徭役而出家，僧尼占全国人口15%（约200万人），导致兵源枯竭、税基崩塌。 有些寺庙“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甚至 “僧尼放纵，侵渔百姓”。再加上太武帝崇信道教，且佛教与鲜卑旧俗冲突不断，有的寺院还藏匿流民和武器。于是，太武帝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下令焚烧佛经、捣毁佛像，强制僧尼还俗，甚至诛杀反抗的僧人，佛教势力遭受重创。

二、北周武帝灭佛（574 年）：北周武帝时期，境内僧尼达200万（占全国人口15%），寺院占据大量耕地，僧侣无需交税服役，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寺庙还放高利贷、囤积财富，荒年时趁机敛财。北周武帝宇文邕开展儒、道、佛次序大辩论，认为“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确立儒家思想为统治根基，佛教、道教皆被认定“非正教”而废之。拆毁大量寺庙，强迫僧道还俗。

三、唐武宗灭佛（845 年）：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寺院4万所，僧尼逾26万，占据数千万亩免税土地，依附人口达65万，严重侵蚀国家税基。寺院还大量囤积铜铁铸造佛像法器，导致市场铜荒，甚至与地方豪强勾结，威胁中央财政控制。会昌三年，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唐武宗李炎‌下“杀沙门令”，仅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唐武宗还下令拆毁寺院（仅保留少数），没收寺产，强令僧尼超 26 万人还俗。

四、后周世宗灭佛（955 年）：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连年征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国民经济萧条，以至于“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许多百姓不得已遁入空门，致使佛教迅速发展。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 。寺院占据数千万亩免税土地，依附人口达65万，僧尼超26万，严重侵蚀国家税基与劳动力资源。寺院铸造铜像更是消耗了大量铜资源，"寺观遍天下，铜像积如山"。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后周世宗柴荣为整治和限制佛教，下诏停废没有 “敕额寺院”，对出家条件进行严格规定，还将民间铜器、佛像用于铸铜钱。这次灭佛的目的主要是搞钱，因此未发生大规模的流血，较为理性和克制。

面对多次灭佛运动，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进行多方面改造，以适应中国社会。

在经济层面，佛教从 “寺院经济独立” 转变为 “融入世俗生产”。禅宗提出 “农禅并重”，唐代百丈怀海制定《百丈清规》，强调 “一日不耕，一日不食”，让寺院从依赖施舍走向自给自足。宋代以后，寺院不再大规模兼并土地，而是通过 “寺田佃租” 等方式参与农业生产，并主动缴纳部分赋税。同时，寺院也主动限制铜像铸造规模，用泥塑、木雕替代金属佛像。

政治层面，佛教从 “宗教权威挑战皇权” 转变为 “主动依附世俗权力”。道安提出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法果宣称 “帝王即如来”，将皇权神化。佛教明确 “皇权高于教权”，把教义与儒家 “忠君” 思想相结合。唐代僧人宗密提出 “佛儒一理”。宋代以后寺院常挂 “忠君爱国” 匾额，战乱时还组织僧兵协助朝廷维稳。此外，佛教主动接受政府的 “度牒制度”，寺院事务接受官府监管。

文化层面，佛教从 “外来教义” 走向 “儒释道融合”。为消除与儒家、道家的文化隔阂，佛教主动吸收本土文化元素。它将儒家 “孝道” 纳入教义，如《盂兰盆经》强调 “救度父母”，《父母恩重经》宣扬 “报父母恩”，唐代以后僧人甚至允许 “为父母奔丧”。同时，佛教吸收道家 “自然” 思想，禅宗将 “道法自然” 与 “明心见性” 结合，提出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是禅”。此外，禅宗主张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净土宗简化为 “念佛往生”，降低了信仰门槛，使佛教从 “精英宗教” 变为 “大众宗教”。

组织层面，佛教从 “僧团自治” 变为 “社会化管理”。改造后的佛教僧团注重 “社会化生存”，弱化 “独立性”，提倡 “僧俗平等”，僧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办学、赈灾等。寺院还规范戒律以适应世俗，东晋起建立僧官体系，宋代禅寺设 “住持” 需官方册封，佛教逐渐纳入官僚管理系统。

佛教在灭佛压力下的自我改造，本质上是从 “宗教本位” 转向 “社会本位”。通过放弃经济特权、依附皇权、融入本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佛教将自身从 “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力量” 转化为 “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儒释道三位一体” 的核心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呈现出一种兴衰起伏的循环态势。但佛教的起落沉浮，无不是社会大环境的投影。释永信的问题，固然首先是他个人的问题，但同时也映射出佛教发展的现状，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试看今日之山间林泉，寺庙成为经济实体，信仰也被分装销售，渡人须分三六九等，如此等等，与少林寺的导向不无关系。当住持变身CEO，僧人与官、商勾结，寺庙开始商业化运作，头香竟能拍出天价，这样的佛教，何以普渡众生？一个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住持，他又怎能真正远离红尘的纷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