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星偃月刀

河哥v

父亲的三星刀 父亲平日里总爱息事宁人，却有个怪癖——吃饭时喜欢蹲在矮墩上，一手握筷，一手端碗，还和人边吃边聊，那模样倒像个北方汉子。这样的人谁也想不到竟藏着一把明晃晃的“三星偃月马头刀”，当然不是祖传，是他自己的。 那刀长约三尺，刀翘嵌着铜眼，柄手钻着圆孔，锋刃利得能削铁如泥。靠刀脊一寸处，并排缀着三颗小星星，一大两小，像坠在墨色天幕上的辰光。刀柄缠着红丝绸，一匝匝勒得紧实规范，叠出鱼鳞般的波纹，摸在手里格外舒适。环上吊着一匹比刀身还长的红绸，舞动时会有撕裂空气的嘶吼，寒光袭人。 母亲也不知这刀的来历，还是奶奶跟我说的——那年头，集体主义的螺丝钉还没把人拧得太紧，未满十八岁的父亲已当上共和国祠堂寺农会的第一任民兵队长。 父亲因工作积极，被选去常德县葫芦口杨家牌坊的县政府土改学习班。他和后来的地委书记刘佳时曾一同睡过地铺，一百多号人挤在大礼堂里，自带棉被铺在地上，早上出操，晚上学习，吃饭唱歌，全是军事化管理。后来有谣言说要把他们拉出去朝鲜打仗，奶奶第一个不依了。这位从晚清一路走来的老太太认准“父母在不远游”的理，说啥也不让儿子踏出家门半步。父亲终究没能走出去，心里头总憋着股气。六五年那年，他索性带着我们逃到百英湖开荒种地。奶奶常念叨，若不是自己拦着，这个能识几个字的儿子说不定能成个大人物——那时节，认得字的人真少，知书顶万金。 当年，父亲总用麻绳穿过刀身前后的孔，将刀背在肩上。斗地主、除恶霸、抓土匪时，人家抗的是梭标，他背的是马刀，一看就是个当官的，那模样别提多威风。血气方刚的他做事从不含糊，背着这刀干过两件大事：一是当民兵维护治安，从外乡捉回了匪首戴小婆；二是六八年背上三星刀跟着红联去南平攻打丹阳楼上的工联，那回差点把命丢在那儿。父亲说: 楼上扔下来个装满炸药的酒瓶，玻璃碎片炸伤了同行伙伴的左背和屁股。父亲背起他就往回跑，把人搁在棉花地里交给旁人，自己魂不守舍地奔回家，一连几天没说一句话。他总想起棉花地里卧倒的人被冷枪击中时两腿一蹬的瞬间，指缝里抠满了泥土，好吓人。 父亲给我讲另一件故事: 匪首戴小婆在土改时突然没了踪影。解放前，这家伙总泡在德山街的几个茶馆里，白天装作茶客，其实打探风声，夜里就纠集同伙“干活”——说白了就是杀人越货。 有一回夜黑风高，他带着几个蒙面人，脚蹬登山鞋，头裹黑布纱，竟打劫了亲舅舅家。舅舅大声呼救时，被他同伙抹了脖子，后来还是我家太爷爷是个郎中撕下块热鸡皮敷在伤口上，才捡回条性命。 解放那会儿，戴小婆这帮匪徒突然没了踪迹，后来听说他们沉船、下湖，成了“湖匪”。 一晃几个月过去，来年开春传来好消息——匪首戴小婆在牛屎湖的芦苇荡里被人发现了，当地农会派民兵围捕，捉住了他，其余的喽啰却四散跑了。他们赶往“祠堂寺乡”（那时还不叫芦荻山乡）送信，农会当即叫上父亲去提人。 父亲背上三星刀，带着三个民兵，日夜兼程地赶路。那会儿的八官垸，大小湖堰连成一片，水道弯弯，一里路走半天。芦苇荡里总不安全，常有小股零星湖匪划着小“滑子”（一种小船）出来搞点买路钱。 走到天黑时，几人又饿又累，到了地方打着手电一照，大家都犯了嘀咕——眼前这人又瘦又小，骨瘦如柴连声音都变了，可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戴小婆，一个劲地求着要回去，说在这里实在受不了折磨，却不知回去也是个要去阎王殿，还一个劲地跟父亲他们套近乎。 第二天，父亲他们掀开稻草，把他从里面拖了出来，这才看清，他满身是伤，脚踝的螺丝骨都被敲碎了，路走不了怎么办?父亲急得直搓手，琢磨半天，只能找了个箩筐用梭标抬着，反正他已经不足百斤，瘦得像只猴子。 戴小婆民愤极大，没想到第三天，公审大会竟直接设在马家吉的芦荻山顶上。山坡上下人山人海，万人空巷。戴小婆老老实实跪在山头，身边地上插着把鬼头刀，旁边还挖好了一个土坑。父亲背着那把偃月刀，忙着维持秩序，安排好刽子手后，就等着午时三刻。 可刽子手迟迟没来，父亲去找，直到太阳偏西，两人竟都没了踪影。父亲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硬逼着亲自动手。他这辈子施善积德哪敢干这种事？正为难时，一个高高瘦瘦、穿青蓝布长衫的男人走了过来。只见他提起长衫一角往腰间一扎，抄起地上的鬼头刀，高高举起，看也不看，“咔嚓”就是一刀。随后丢下刀，头也不回转身就走了，转眼没了身影。父亲说，他闭着眼不敢看，再睁开时，见戴小婆的脑袋还在脖子上，下巴却不知去向，人在地上抽搐，暗红色水咕嘟咕嘟往土里灌。父亲一挥手，几个民兵七手八脚把人扔进坑，几锹土给埋了。 原来，那匪首等得太久，听见身后有动静，刚回头一看，刀就飞了过来——下巴跟着飞了。 那个穿长衫的是德山街上的一个裁缝，长期霸占他老婆，还当面羞辱他没得卵用，一米八的大个被一个瘦猴欺负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实在按捺不住了才动手了。 父亲那把三星刀后来上交了，存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父亲当了一辈子保管员。我小时候趁他不注意，偷出来玩好几回，总想着当回侠客，可那年代，哪容得我们做梁山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