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时，我们奔向天安门

嘻之啷

口述：米耀忠

当胸前挂上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冰凉的金属贴着滚烫的心口，恍惚间，那些被岁月浸润的片段又清晰起来——入党时举起的右拳，还有半个多世纪前，率领三十多名红卫兵奔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日夜，都在光晕里轻轻晃动。

1960年7月，我从太原六中初中毕业，留校进了校办工厂。日子在机床的嗡鸣里静静淌着，直到文革的浪潮涌来。那时，毛主席多次检阅红卫兵的消息像火种，在每个中学的校园里燎原。太原六中作为重点学校，红卫兵们攥着红袖章，一遍遍向校方请命，盼着能到北京去，到中南海边，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亲眼见见伟大领袖。

1966年国庆刚过，校领导找到我时，阳光正透过办公室的窗棂，在介绍信上投下亮斑。“带队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检阅。”一句话砸在心上，又热又沉。这是何等的光荣！我们来不及细想，往家捎个口信，有的同学家长不在，就往门上贴张纸条：“赴京串联，勿念”。背上装着笔记本和红宝书的绿挎包，三十多个身影就迎着风出发了。

那时的交通远没有如今便捷，从太原到北京，竟绕成了一条曲折的线。去北京的火车票早被抢空，我们合计着先奔西安。凭着介绍信，在黄河古渡风陵渡乘轮渡到潼关，再换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西安。接待的同志端来水果，安排好食宿，却带来个急讯：近期无直达北京的火车。我们咬咬牙，转向郑州——中原枢纽，总能有车吧？

可郑州的火车站像个沸腾的锅。候车室里人挤人，剪票口一开，我们拼着年轻力壮往前冲，却被卡在车门外。眼看火车要开，不知谁喊了声“爬窗户”，先有人灵巧地翻进去，再伸手把下面的人拽上来。三十多个人，就这样挤在过道、厕所旁，甚至座位底下。车窗外，常能看见举着红旗的学生，唱着革命歌曲沿铁道步行，我们隔着玻璃和他们挥手，火车走走停停，像一串喘着气的铁家伙。

到了郑州，往北的车票还是没指望。站前大街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红得耀眼，高音喇叭里《东方红》的旋律此起彼伏。我们跟着节拍齐唱，脚步却没停——接待站说，去武汉转车或许有希望。又一场挤火车的硬仗，汗湿透了单衣，可谁也没抱怨，心里的火比天气还旺。在武汉等了几天，还是没票，接待的同志建议：“曲线进京吧，上海转南京，再往北。”“走！”三十多张嘴异口同声，生怕耽误了日子。

那时的中国，真是一盘棋。无论到哪个城市，红卫兵都被当作亲人。管吃管住，还常能收到水果、饼干。辗转半个多月，当北京站的站牌撞进眼里时，有人忍不住哭了，又笑着抹掉眼泪。

11月25日凌晨，天还没亮，我们就汇入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潮。二十多万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来，像一片跳动的火焰海。太阳升起来时，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瞬间点燃了全场。人群像潮水般涌动，我们随着队伍走过天安门，“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得耳朵发鸣。远远望见城楼上，毛主席挥动着语录，回应我们“红卫兵万岁”，那一刻，浑身的血都在烧。广场虽挤，却井然有序，警卫战士的身影在晨光里格外挺拔。

这场检阅，成了我们一生中最亮的光。回太原后，省政府部门注意到我们这支队伍——组织有力，团结一心。我的档案被一家热门的纺织厂取走，他们说我有组织能力，调去了工宣队。后来，因为积极向组织靠拢，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我风华正茂，眼里的光，一半是对未来的憧憬，一半是对信仰的赤诚。三十多个伙伴的笑脸，火车窗上的哈气，天安门广场的朝阳，还有毛主席挥动的手……这些画面，跟着纪念章的光一起，在胸口发烫。那是特殊年代里，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最滚烫的热爱，是刻在骨头上的记忆，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