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旧书及随想

张思齐

孔夫子旧书网，不少人简称之为孔网，它是我购书的主要来源。2016年下半年，我完成了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孔网。猛然间我才发现，我在孔网上购书的金额居然高达四万六千余元！孔网上购书，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不能够报账。也就是说，为了完成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自掏腰包付了四万六千余元。自费购书，这从客观上意味着降低妻儿的生活水准。对此，我有些内疚。幸而，妻子所在单位当时的领导王文海先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千头万绪中，他善于发现一个单位的症结，并迅速扭转局面。王文海先生尤其善于搞钱，这在整个武汉大学都是出了名的。那些年时兴创收。哪个二级单位收入欠佳，学校领导就派他去哪里担任一把手。我的妻子职称比我低，收入却远比我多。我不过问孩子的学习，因为我懂得太少。我相信，父子心连心，相互有感应。如果我在混，那么恐怕孩子也在混。所以，我不能混。如果我在用功，那么孩子想必也在用功。幸而，孩子工科出身，知道努力。眼见于此，我就乐得自费购书了。 退休后，我主要阅读各个语种的外文书籍。外文书籍有砥砺脑筋的作用。大脑是身体的一个器官。从这种意义上说，读书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读书，再配合其他的体育运动，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妻子有时候笑话我。她说，你也算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那么用功地阅读外文书呢？我答，读外文书，有益健康，这相当于一年节省了好几十万元。换言之，这相当于一年挣了好几十万元。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好处吗？外文是一副大补药。 退休后，我把德文搞得比较清楚了。我在复旦大学攻博期间，已经发表过翻译自德语的文章。以后，我又陆续发表过一些德语的译文。尽管如此，我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把德语学会。真正把德语学会，那是在我退休之后。对此，我感谢孔网。 后来，我又研习了越南文和马来文，基本上到达了看书不费力的地步。然而，这方面的书，书店里不多，仅有一些教材和少数几种词典而已。这方面的书，我主要从孔网购买。对此，我感谢孔网。 去年末，我想把撂荒多年的俄语捡起来。我先是翻出原来的俄语课本，搬出原来的俄语词典。过了一阵，我尝试着在孔网上购买一些俄文书籍来阅读。 今年初，我从孔网购得徐友擎、毛培琦主编《俄语速修课本（120学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此书于我甚有教益。 这本旧书的封面 　　这是一本俄语教材。120学时的外语教程，适合作第二外语教材，可在一年内修完。如果自学，则需要两年的时间。此书语法体系完整，配有习题，适合拉通了复习。 然而，令我震撼的是此书原来的主人。此书的原主显然是一位教师。彼君恪尽职守，俨然是一位好老师。 1997年的年历卡 　　在这本书中夹有一张1997年的年历卡。这就告诉我们，原主使用此书的时间是1997年。年历卡，方便实用，它是人们在上世纪常用的小物件。1996年4月初，我公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我来到樱花盛开的剑桥城，最想购买的就是一张年历卡。然而，我走遍了剑桥城的大街小巷，却始终没有买到年历卡。我同邀请我的麦大维教授（Professor David Lawrence McMullen）聊过此事。麦大维教授主攻唐代文史，尤以研究唐代历史著称于国际学术界。他是剑桥大学东方学部汉学系的教授。他也是英国学术院院士（俗称皇家学会会员）。麦大维将中国古代自科举制度兴起后的官员定义为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员）。这是史学上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英国人不用年历卡。他告诉我。 那么，你们用什么来逐日记事呢？我问。 我们用日历本。他说。 英国人习惯于使用巴掌大小的日历本。那就是一本小书，里面有一些圣经的经文，或名言警句，或历史上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讲究一些的日历本，为皮革封面，还用金属包角。英国人使用的日历本，最便宜的也要五英镑一本。然而，五英镑在当时于我却是一笔巨款。由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我们不同，因而商品定价的原则也和我们有别。大体说来，凡是用于活命的东西都极其便宜，凡是吃饱饭了才需要的物品都价格奇贵。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英镑可以维持一周。这是因为，一英镑可以买三大袋面包和几大盒牛奶。至于明信片、贺年卡一类的玩意儿，则贵得离谱。一张明信片要一英镑，一张贺年卡要五英镑。别人给你寄一张贺卡来，那不是小事，那代表深情！至于鲜花，那就更昂贵了。那要十多英镑、几十英镑一束呢。“摘束——玫瑰——送给你——”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它象征着爱情和友谊。 考试记分表封面 考试记分表内页 　　这是一份考试记分册。左上角的图标上依稀可见 “燕京” 二字，其他的字母难于辨认，故而无法确定这是哪一所大专院校曾经使用过的记分册。任课教师，也就是这本书的原主，书法漂亮，字迹娟秀。那位教师在记分册上的学生名字后，做了少许符号。显然，此记分册只当作点名册使用。实际使用的记分册上应当是记载了历次考试分数的，它早已交给教务部门了。 原主留下的批注 　　书中有些页面上有此书原主的俄文批注，字迹娟秀。这些批注多为俄译汉习题的答案。徐友擎、毛培琦编《俄语速修课本（120学时）》一书，其唯一的缺点是没有习题答案。在外文教材的习题中，中译外这一部分是难度最大的，没有习题答案就难于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学会。当然，中译外的习题答案，一般来说，都是可以从课文中寻觅出来的。不过，那需要很多的时间。为了课堂教学的需要，教师们往往事先做出答案，批在书页的空白处。这也算是备课工作的一部分吧。 原主绘的座位表 　　这是一份学生座位表。它既使我惊讶，又使我惭愧。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没有绘制过这样的座位表。我把它给妻子看了。她说，中学教师一般都会绘制学生座位表，目的在于方便点名，方便提问。 1994年元月，我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涪陵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工作。我的做法与此书的原主不同。我是按照以下方法编排学生座位的。 其一，在第一次上课前，我叫学生们按照高矮次序站好，然后从第一排顺序坐到最后一排。 其二，学生们每周轮换一次座位。第一排变为最后一排。第二排变为第一排，其他各排依次前移。 其三，在前移的时候，学生的左右位置也做交换。这样一来，同一个学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落座的机会。我这样做，乃是为了机会均等。学习外语与学习其他学科不同。“学莫便乎近其人。” 这句话尤其适合外语的学习。学生，要在近距离接近教师，以便观察教师的口型，体认教师发音时的舌位。教师，要在近距离观察学生，看学生的口型，看学生的眼神。从学生的眼神中，教师可以了解到，学生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几分。我讲课是非常劳累的。有课的那一天，上课前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脑筋里默默想如何把课讲精彩。上课后，我就像一只放了气的皮球，完全蔫了。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能够，喝喝茶，看电视，混时间。大学教师，执教讲课，艰辛异常。讲课之后，脚耙手软，宛如抽走了血液，仿佛抽走了骨髓。 其四，我告诉学生，我定下的座位规矩，只用于我的课。我在涪陵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工作期间，主要教精读课和口语课。至于其他课，学生们则按照原来的座位表入座。那座位表是进校之初，辅导员排好了的。 还在上初中时，我便钟爱英语。因为我经历过学习英语的千辛万苦，所以我才有以上的做法。后来，我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了。虽然我所在的单位是中文系，我教的课是专业课，但是在我讲课的时候，大约 78% 以上用英语进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用中文略做提示。我的讲稿也用英文撰写。我的做法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肯定，他们称之为双语教学，并且每月发给双语教学者一笔不菲的津贴。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我如此，武汉大学全校在当时有 18 名教师这样讲课。我在武汉大学所开的课程中，有好些可供全校学生自由选修。其他系的学生，选我的课者不少。大学里上课，学生无须乎按照一定的座位入座。不过，武汉大学的学生，聪明的居多。那些上课时争坐前排的学生，其后来的前途，大都比较好，许多人都出国留学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就遇到过其中的不少人。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了，他们却记得我。 封皮后我的简记 　　这是此书的购书经过。在记述购书的经过时，我也情不自禁地回忆了自己教书的经历，权且供诸君一哂。 这本书如何进入旧书市场呢？我想，不在乎两种情况。其一，原主逝世了，子女们没有空间保管逝者的书籍，遂将它们处理了。其二，原主乔迁新居，难于把一切东西搬走，自己处理了。虽然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不过我却宁愿相信后者。此书的原主是一位教师。这一点，以上已经做过详尽的论证了。好教师有好住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表征。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都能得到验证。 这本书是旧书市场给予我的慰藉。 旧书市场的繁荣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标志。 （图片为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