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微杜渐 高额罚款 筑牢公务人员行为底线 作者：家鸽

家鸽

释永信事件从争议发酵到涉嫌刑事犯罪的轨迹，恰似一条由“小错”铺就的滑坡——若在早期便能以严苛约束及时阻断，或许能避免最终的崩塌。这一案例与两千多年前秦朝“以严治吏”的思路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秦代通过“轻罪重罚”与“连坐问责”构建权力约束体系，虽因“刑繁而失度”埋下隐患，但其“明刑弼教、防微杜渐”的内核，对现代公务人员管理仍有深刻启示。对公务人员的约束，核心不在“犯罪后重判”，而在“日常中防错”，尤其要以高额罚款为利器，划清行为红线，且这种罚款必须是刚性的，不能有任何弹性，否则便会沦为纸上谈兵。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与责任匹配的高额罚款，仅适用于掌握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职责的公务人员群体，包括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中行使管理职权或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人员，绝不能套用于普通民众——前者的“轻错”关联公共利益，后者的行为更多涉及个体权利与社会秩序的平衡，二者惩戒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一、为何“轻错重罚”：公务人员“小错”的放大效应与秦制镜鉴

秦代法治的核心逻辑之一是“轻罪重罚”，哪怕是偷盗桑叶、文书疏漏等微小过错，也可能面临严厉惩处。这种逻辑的合理性在于：权力越大，“小错”的潜在危害越容易被放大。对现代公务人员而言，其手中的公共权力具有天然的“放大效应”——普通民众的小失误或许仅影响个人，而公务人员的“轻错”可能牵连公共利益、损耗政府公信力。

某市住建局窗口办事员为熟人“通融”，未严格审核材料便办理房产证，最终因房产存在抵押纠纷引发行政诉讼，耗费数十万元司法资源。这种“人情审批”若仅作口头批评，无疑会助长“权力变通”的侥幸；正如秦代官吏因“失察”被夺傣三年，现代若当即处以2000元罚款（相当于半月工资）并公示，这种“痛感”足以让其在下次面对人情时三思。

某国企采购科员收受供应商200元购物卡，半年后便为对方“量身定制”采购参数，导致企业多支付15万元。秦代对“官吏受馈一钱”便处以重罚，虽显残酷，但其“零容忍”逻辑值得借鉴——若在收受购物卡时就施以2000元罚款（10倍价值），并取消当年绩效，既能阻断腐败链条，也能让当事人明白：公务身份下，“小便宜”的代价远超其价值。

某公立医院科室主任在药品采购中，接受药企代表赠送的价值500元的体检卡，随后在科室用药推荐中优先选择该企业产品，导致患者用药成本间接上升。若对此类“隐形利益输送”仅作内部提醒，无疑会放任廉洁风险蔓延，可参照“10倍价值罚款”标准，处以5000元罚款并在医院内部公示，让“医药代表的小恩小惠”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

某重点中学招生办工作人员，为“关系户”学生违规修改综合素质评价加分项，虽未影响最终录取结果，却破坏了招生公平。这种“暗箱操作”若仅以“工作失误”淡化处理，会严重损害教育公信力，可处以3000元罚款（相当于月工资40%），并取消其当年评优资格，以刚性代价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

秦代因“弃灰于道者劓”等过度惩戒激化矛盾，警示我们：罚款需与公务人员收入水平挂钩，避免因罚款标准脱离实际导致执行困难，但核心是通过明确代价强化规则意识。

二、如何精准施罚：高额罚款的尺度与场景化设计

对公务人员“轻错”的高额罚款，绝非简单“罚得越多越好”，而要结合岗位性质、过错类型精准设计，让每一笔罚款都直指“权力滥用风险”。

（一）程序违规：用罚款守住权力行使的“第一道防线”

程序是约束权力的基础，程序上的“轻错”可能成为权力滥用的缺口。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餐馆时，未出示证件便要求查台账，虽未引发冲突，却已触碰执法规范底线。可设计“阶梯罚款”：首次违规罚款当月工资20%（约1000元），若引发投诉或复议，罚款翻倍并扣减年度绩效30%。这种惩戒直指“权力合法性”，远比“下次注意”的提醒更有效。

某街道办发布拆迁公告时，误将“补偿标准”中的“每平方米”写成“每公顷”，虽及时更正未造成损失，却引发群众短暂恐慌。对这种“文书疏漏”，若仅以“工作失误”轻描淡写，可能助长粗心之风；若处以1000元罚款，并要求手写检讨张贴公示，既能强化责任意识，也能以公开方式挽回影响。

（二）作风失范：让“服务态度”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公务人员的作风问题，直接关系群众对政府的印象。某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接待群众时说“自己看公告，别烦我”，被录音投诉。这种“态度生硬”看似是“个人脾气”，实则是对“公共服务者”身份的背离。可设定“服务差评罚款”：单次有效投诉罚款500元，季度内累计3次，除罚款2000元外，还需停岗参加服务培训。让“脸色难看”付出实在代价，才能扭转“门难进、脸难看”的积弊。

“迟到早退”这类“惯性轻错”更需警惕。某税务局窗口人员连续三次迟到，每次仅晚到5-10分钟，却导致排队群众不满。可采取“累加罚款”：首次200元，二次翻倍，三次扣减当月全勤奖（约1500元）。这种“小错累积重罚”的设计，能有效打破“法不责微”的心理。

（三）廉洁风险：用“倍数罚款”筑牢防腐堤坝

廉洁领域的“轻错”最易演变为“大腐”。某区教育局干部在教师节收受学校赠送的300元茶叶礼盒，虽未为对方谋利，却已触碰“廉洁红线”。对这种“人情往来”，若仅要求“退回礼品”难以形成震慑；若处以3000元罚款（10倍价值），并在党组会上作检讨，能让“廉洁无小事”的意识深入人心。

“小额虚报”同样不可姑息。某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差旅费中多报100元出租车费，这种“小虚报”若不较真，可能发展为“大额套取”。可规定“虚报金额不论大小，一律按20倍罚款”，并纳入个人诚信档案。让“一分钱的错”付出“二十分的代价”，才能守住廉洁的第一道关口。

（四）公共服务机构的特殊场景：以罚款守护民生底线

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其“轻错”更需以高额罚款筑牢防线：

- 医院诊疗环节：某医生为熟人“加塞”优先诊疗，导致排队患者等待时间延长1小时。这种“特权插队”破坏医疗公平，可处以2000元罚款，并与职称评聘挂钩，让“熟人关系”让位于诊疗秩序。

- 学校教学管理：某班主任在评选“三好学生”时，未按公开标准推荐，而是优先选择“家长送礼”的学生。这种“师德失范”行为，可处以1500元罚款，并取消其3年内担任班主任的资格，以刚性惩戒守护教育公正。

三、谁来执行与监督：以纪委抽查强化层级问责

罚款的刚性执行，既要明确执行主体，更要通过常态化监督倒逼责任落地。参考秦代“御史巡行”制度，纪委的随机抽查应成为打破“内部循环”的关键：

- 执行主体明确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机关公务员的罚款，由上一级纪委监委直接执行；对国企、事业单位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人员的罚款，由属地派驻纪检监察组牵头，避免“下级罚上级”“同级互罚”的尴尬。例如，乡镇卫生院医生的“轻错”罚款，由县级纪委监委派驻卫健系统纪检组核实后，直接通过工资系统划扣，卫生院院长无权干预。

- 纪委抽查需连带问责单位领导：纪委每季度随机抽查下级单位公务人员“轻错”处理情况，若发现“应罚未罚”“降额处罚”或同类问题反复出现，除对当事人补罚外，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按当事人罚款金额的50%缴纳罚款（如当事人被罚2000元，领导各罚1000元），同时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与年度考核评优、晋升资格直接挂钩。这种“下属犯错、领导担责”的机制，能倒逼管理者从“纵容”转向“严管”。

- 辅以垂直管理的监督平台：建立省级统一的“公务人员惩戒管理系统”，群众投诉、内部核查、纪委抽查发现的问题线索均录入系统，自动生成“单位问题清单”，对一年内被抽查出3次以上问题的单位，直接启动“一把手”约谈和专项整改，避免“抽查一阵风”。

四、如何保障落地：从规则到执行的闭环机制

高额罚款要真正发挥作用，需构建“规则明确、监督精准、执行刚性”的闭环，避免沦为“纸上严管”。

（一）规则要“清单化”，让“红线”一目了然

借鉴秦代《为吏之道》的清晰规范，某省修订《公务员考核办法》时，专门增设“轻微过错惩戒清单”，明确规定：“行政审批遗漏材料，罚款1000元”“公开场合发表不当言论，罚款2000元并通报”“推诿群众诉求，罚款1500元”……针对学校、医院等机构，补充“教师违规推荐学生罚1500元”“医生加塞诊疗罚2000元”等细化条款，让各类公务人员对“什么不能做、做错会怎样”一目了然。同时区分层级：基层干部“服务态度”类过错罚款更高，领导干部“决策延误”类罚款更重，体现“权责对等”。

（二）执行要“刚性化”，杜绝“人情干预”

秦代“法不阿贵”的理念，现代需转化为“执行刚性”。某县规定“所有罚款必须录入政务公开系统，接受社会监督，说情干预者一并记录在案”，这一规定让“人情案”无处藏身，半年内全县公务人员“轻错”发生率下降62%。对“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可从下月工资分期扣除，同时暂停年度评优资格——既保证惩戒的严肃性，又避免“罚而不缴”的尴尬。

五、奖惩并重：让“守规”比“违规”更划算

单纯的惩戒容易让人陷入“畏手畏脚”，唯有将“高额罚款”与“重奖激励”结合，才能形成“想干事、不出事”的正向循环。某省推行“廉洁绩效奖”，对连续三年无任何“轻错”记录的公务人员，一次性发放相当于半年工资的奖金；对主动发现并纠正自身“轻错”的，免于罚款并给予适当奖励。这种“守规者得利”的设计，让“不犯错”成为更划算的选择。

某央企还将“轻错惩戒”与“职业发展”挂钩：有罚款记录者，两年内不得晋升；连续五年无过错者，优先纳入后备干部名单。这种“惩戒影响前途、守规助力发展”的机制，远比单纯罚款更能激发自律意识。

从根本而言，以刚性高额罚款约束公务人员“轻错”，是反腐败斗争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的关键一环——它通过切断“小错酿大腐”的链条，将腐败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为“标本兼治”提供了日常化的制度支撑。同时，这一机制是政府形象的“修复器”：当群众看到公务人员的“微权力”也被严格约束，“权力滥用”的刻板印象会逐渐消解，政府公信力便能在每一次规范履职中积累升华。更进一步说，这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能减少权力寻租带来的社会不公，缓解民众对“规则双标”的不满，最终在“权力受约束、权利有保障”的平衡中，夯实社会信任的基石。这种从“日常约束”到“制度文明”的跨越，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公务人员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其价值远不止于“防错”，更在于为整个社会树立“规则面前，权力尤甚”的价值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