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行走在马来西亚街头，印度教神庙总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攫住游人目光。不同于多数宗教场所的肃穆单一，这里的神庙像被打翻的调色盘——朱红的廊柱缠满青绿藤蔓，金色神像的眼眸嵌着宝蓝琉璃，连墙面浮雕都用橙、紫、粉层层叠叠铺就，数百尊神像或坐或立，有的手持法器，有的怒目圆睁，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同行的同学告诉我，这斑斓背后藏着印度教独特的哲学：信徒可以自由崇拜万千神祇，却始终相信所有神灵皆是唯一至高本体‘梵’（Brahman）的不同显现。这种“一即多，多即一”（One in Many, Many in One）的宇宙观，让印度教超越了纯粹多神教与绝对一神论的二元对立。而梵天（创造）、毗湿奴（维持）、湿婆（毁灭与重生）构成的“三相神”，更暗合着印度教对生死轮回的理解——世界在创造中诞生，在维持中存续，最终在毁灭里重启，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呼吸。</p><p class="ql-block">站在神庙前，那些跳跃的色彩总让我想起人类对终极问题的迷思。“我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千百年间，无论是基督教的“救赎”、伊斯兰教的“归真”，还是佛教的“轮回”、道教的“天人合一”，都在试图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达尔文的进化论曾为人类起源提供了新视角，但依然有许多疑惑，且也并未终结人们对精神归宿的追寻——就像基督教并未因进化论而崩塌，反而在反思中延续着信仰的生命力。这种“无解”本身，或许正是人类思想的活力所在。</p><p class="ql-block">神庙的五彩斑斓，恰似这些问题带来的迷幻感。曾有段时间，我对佛教思想产生过兴趣，却一直困惑：佛教发源于印度，为何在本土逐渐式微，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这次走近印度教，似乎摸到了一丝线索。</p><p class="ql-block">从人类文明的源头看，各族群多依水而居，在不同流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恒河流域，编纂了最早的吠陀经典（以《梨俱吠陀》为核心），由此形成的吠陀教，它正是印度教与佛教的共同前身。而彼时的东方，黄河流域的炎黄子孙已进入商代早期，发展出成熟的青铜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郑州商城的宏大格局、以礼器为核心的精湛铸造技术（司母戊鼎）、初具规模的文字系统（甲骨文）、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复杂礼仪，让商王朝成为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政治实体。老同学在介绍吠陀教时，曾言印度文明比起中华文明更久远，更有据可证，但我却认为值得商榷。其实两大文明实为双峰并峙。我们从不否认后来在中国盛行的佛教源出印度，但文明先进与否，需放在具体时空维度中辩证看待。</p><p class="ql-block">任何宗教的兴衰，从来都与本土文化、时代需求紧紧缠绕。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它融合儒家的伦理秩序（如《父母恩重经》强化孝道）、道家的自然哲学（禅宗吸收‘道法自然’），甚至将‘因果’与民间‘报应’观念结合，终成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反观印度本土，佛教作为对婆罗门教的改革派，其平等观冲击了种姓制度，无神论则否定祭祀万能，而印度教却通过吸收佛教部分思想（如不杀生、轮回）并强化巴克提（Bhakti）虔诚运动，重新赢得大众根基——文化根脉的深度适应性，决定了谁能在故土枝繁叶茂。像马来西亚的印度教，虽远离印度本土，却依然带着恒河流域的文化基因——那些神像的姿态、色彩的寓意，都在悄悄诉说着它与故土的羁绊。黑风洞那直通山顶的洞口照射进来的光，也许带给人们一丝明悟。</p><p class="ql-block">巍巍青藏高原，冰冷的雪水向南奔流，滋养了恒河流域的文明，也塑造了印度教的根基；向东奔涌，则灌溉了华北平原，孕育出儒家、道教，也接纳了融合后的佛教。不同文明各有精彩，而在人类主要原生文明中，中华文明以罕有的连续性穿越五千年风雨。这份生命力，源于其内核的弹性：儒家提供秩序、伦理、中庸的包容和韧性，道家上善若水赋予应变智慧，而外来佛教终被熔铸为中华思想的一部分。正因能在坚守中调适，在包容中创新，它方能在沧海桑田中存续不坠——这或许才是文明长盛最深的密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