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轶事

感恩的心（不私聊）

文章作者：JILICHEN

高中师生二三事 （1）

1965年秋天，我们满怀着希望和理想，告别了初中生活，从 全县四面八方汇集到高密一中，成了高十级一班的学生。

从此， 我们就成为高中生，成为准备向大学冲刺的学子。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还有好多同学来自邻县昌 邑。

那时候， 考高中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学习成绩比较好，有望考上大学;二是家庭生活条件相对可以，能供应起上大学。所以凡是考高中的学生，没有一个是想上完高中回村务农的，都是奔着考大学去的，也可以说，都有美好远大的理想。“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是时代的口号而已！

正当我们紧张地学习的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说“史无前例”真是恰与其分。那年，我们刚刚学完了高一的课程。

1966年6月19日，麦假后开学的第一天，早上来到了学校，教室里空无一人，我 有些奇怪，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人呢?”“还怎么回事?你出 去看看吧!”忘记是谁了，进了教室急火火地呛了我一句。我赶紧 跑出去一看，教室和教室北边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声讨“三家村黑店” 和学校领导人的大字报。

高密一中的“文化大革命”从那天就轰轰烈烈地开始 了。一场无情的“文革”，摧毁了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美梦， 使我们当中很多有望成为高端人才的人沦为半拉子高中生，成了所谓的“老三届”。

国家的灾难，人生的败笔，意想不到的人生悲剧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

“文革”一开始就来势凶猛，所以高密一中在劫难逃也就不奇怪了。运动一开始，斗争矛头就指向校领导和教我们爱 我们的老师。本来两报一刊的社论说的很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运动起来后，是不是当权派，是不是党内，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只要是学生认为不对，或某几个人看着不顺眼的都该整，最后发展到只要是老师就整。一时间，“一小撮”成了所有。

因为上边已定好了调，“在这次运动中红卫兵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半个“不”字，谁说谁就会引火烧身，找难看。

上小学的时候，年幼无知，不知道培养感情；上初中的时候，年少无心，不懂得什么是友情；同学感情，还是在高中阶段培养起來的。高中时对社会上的事就有所考虑了，尤其是文革时期，不学习，少了天真单纯，头脑变得复杂了。岁数大一点的，趋于成熟，懂得了人情世故，学会了谈情说爱。我们小，像傻瓜一样什么也不懂，但踏入了社会，懂得了值得珍惜的是同学情。虽然上学时体会不深。

上高中时，和栾纪田同学有一段特殊感情。

那时候，家庭生活没有富裕的。每人每月交上1块5毛钱，中午可以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一顿菜。很多人拿不出这块数钱，吃饭的时候，“就着”从家里捎的咸菜吃地瓜干和玉米面窝窝头。还有极少数的人“就着”象棋吃地瓜干，什么叫“就着”象棋吃地瓜干呢？就是咸菜也不吃，吃午饭时，边下象棋边吃饭，常常是一盘棋没下完饭吃饱了。

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不舍得花钱，按说我父亲每月80多块钱的工资，不应该拿不出块数钱来吃菜。可是我却和纪田同学两人每月交上1块5毛钱，合伙吃那一碗菜。有时候你一口我一口地一起吃，大部分时间是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就去打乒乓球，而另一个人每次都是吃一小半留一大半。

1块5毛钱的菜金生活，使我和纪田同学建立的友谊，至今难忘。

忘不了曾在高密城关供销社担任过主任现在青岛定居的从大牟家五中考过来的李清源同学。刚上高中时，我是清源同学“一帮一，一对红”的对象。那时候，政治口号多，有些我弄不明白，他是团员，班干部，要帮助我，这叫“一帮一”，可是“一对红”就弄不清楚了，最后都“红”了？清源同学每到下午下班以后，就和我一起在操场的足球场里转着圈谈心，大部分是他讲我听。他知道的“革命”道理多，教育我应该怎么进步，怎么向团组织靠拢，怎么向先进的同学学习什么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帮一”，清源同学看到我有了觉悟，有了进步的要求，也就是说时机有点成熟。有天下午谈着谈着心他忽然问了一句：“你什么家庭出身？”我一楞，有点尴尬，可是又不能不说。听说我是需要“重在政治表现”的家庭出身，清源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表情，也是一楞，也有点尴尬。他不明白，看起来挺想要求进步的，怎么会是需要“重在政治表现”的人呢？从那天以后，操场上再也见不到我和清源的身影了，进行多日的“一帮一”眼看就已成功，不幸中途夭折，“一对红”泡了汤。红的李清源没把我帮红。不怨他无能，是当时的形势。

我被赶回家造反时，就是清源和纪田同学去我家为我平反并请我返校的。去的时候清源说我，在学校里思想要求进步，是好学生。不应该赶你回家造反，现在他们代表同学向我道歉并请我回去继续干革命。态度诚恳，言之凿凿，很感动人，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学校。

李清源同学多才多艺，二胡拉得好，我跟他学了很长时间，无奈自己是“乐盲”，也或者是不专心，最终只学会了拉个“东方红”而已。

高中师生二三事 （2）

1967年初夏。

4月底，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保守派”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如日中天，而所谓的“造反派”具体到潍坊地区就是“东方红”被打压的踡缩在单位里不敢动弹，那时候叫“白色恐怖”。

就在“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时刻，5月2日晚，我和同班好友仪建明同学爬上火车去了济南。没有人安排我们，班里没安排，学校里没安排，“东方红”总部也没安排。“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自己偷偷去的。

到了济南下火车的时候已是晩上将近8点。没出过高密的我，看着满城的灯光眼花撩乱，无所措手足，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该怎么办，自己满脑子浆糊。谁知建明同学不慌不忙，领着我转来转去，很快就到了山师，见到了在山师上学曾经到高密支持“东方红”的高密老乡，仁和公社人，也是一中毕业的。他们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个馒头、一碗菜。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了宿。

第二天上午，跟着建明同学去了省革委接待站，第九接待室的山东工人指挥部有个叫张舜臣的人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反映了高密当时文革的形势，反映了好多问题，当说到“东方红”处在“白色恐怖”下受压的情况时，他说：你们回去吧，潍坊造反派受压的问题再有三五天就解决了。我们也不明白他说得“就解决了”是什么意思。

回来后，我根据张舜臣对各个问题的答复整理了一个“上访记要”，为了保险和安全起见，上访人写了个“东方红两战士”。保险，就是防止张舜臣说得不准落了空，留下笑柄；安全，就是怕被对方知道是谁上访的找着麻烦。“东方红”得到了这个上访纪要，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昂，连续印了四版，广撒全城。

刘戈庄的造反头头高老师曾经是我在南关小学上学时的班主任，听说我是上访人，找到我，悄悄地问我：“陈继立，你那个上访纪要是真事？”当时，我很不理解，在整理上访纪要时，可以说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是张舜臣的原汁原味，高老师还是一派的，怎么能怀疑真假呢？成了成年人才明白，原来文革中互相斗争的两派，很多指责对方的事情都是无中生有。

那时候，“保守派”和“造反派”，无论哪一派，都说自己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底！”，斗争起来，都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遇到挫败的时候，都是“眼望北斗星，心中想着毛泽东！”。

果然，5月5日，旗帜鲜明地支持“东方红”的6037部队进驻了潍坊。5月7日，6037下属的6053部队进驻了高密，同时进驻了高密一中。“东方红”在部队的支持下取得了暂时的全胜。

过后才明白，原来张舜臣所说的“造反派受压的问题三五天就解决了”的事，是他事先已经知道，部队要介入潍坊地区“文革”了。

仪建明同学是我班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后，我班50个同学，凭实力以真才实学考入大学深造的不过三二个人，仪建明同学是其中之一。

我佩服他的智力和记忆力好，就是从那年在济南很轻松地找到山师和省革委时开始的。要知道，那时候我还是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呢！

　

1967年夏。

6037部队进驻高密，完成支左任务后回淄博。我们有七八个同学被派去送行。现在只记得有李相金和21级的李述平同学，别的同学想不起来了。把解放军送到驻地后，回来快到高密站时蒙生了去青岛玩玩的想法。问了问火车上的同学，除了我有一斤山东粮票和一块一毛钱外，其他人分文皆无。七八个人，就这点“经费”竟没难倒我们。靠块数钱一斤粮票，我们在青岛足足玩了一天。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高密去青岛。那天我们饿着肚子逛了鲁迅公园、青岛动物园。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在海边转游了多半天，站在栈桥上瞭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旷神怡，，看着那“无风三尺浪”，完全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一直玩到太阳落山，我们从青岛坐着火车回到了高密。没钱，坐车只有逃票。好在那个时代学生坐火车逃票司空见惯，列车员都懒得查票。

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同学们围着我们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走到高密站没下车去了青岛，还以为我们在解放军淄博驻地吃大餐呢？

那年代，没有“革命小将”干不了和不敢干的事。年轻人不怕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也能落实到行动上。

高中师生二三事 （3）

那个年代，我们班的同学对有些班级折磨老师的过 激行为，大多数人表示反感。我班从没单独召开过批斗老师的大会，更没有打骂老师的行为。毕业后踏上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 业，在各类岗位上干什么职务，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任何人因干什么 坏事、犯了什么错误被撤职查办。有人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掌握了部分权力，都能勤勤恳垦地造福一方。退下来之后，放下官架，和大家一样，都有一颗平淡的心，人人心 安理得，无忧无虑，生活得很坦然。

毕业50年了。我们班的同学，有富有的，也有较贫困的;有 在机关或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也有在农村务农的;能力有大的， 也有小的;有赶上机遇的，也有错过的;知识有多点儿的，也有少 点儿的;长相有俊俏的，也有普通的，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是 平起平坐，从不争你高我低，更不为排名座次焦虑。富有的不 显摆，贫穷的不猥琐;当过官的不张扬，一直为草民的不自卑;但却经常有因同学聚会想 做东排不上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

近几年，虽然都已年近古稀，但 同学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勤，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 切。有了困难互相告知，互相关爱和帮助。同学之间的感情达到我们这种程度的班级，可以自豪地说，在高密一中也是少有的。

2010年秋，郭修宝同学在潍坊宴请我班同学。那是我们高中 毕业42年后的第一次大型同学聚会。除了个别同学因有事没参加之 外，共到了40个人。去潍坊之前我们几个同学去拜访了薛老师，同 时也是为了邀请老师参加潍坊师生聚会。在薛老师家里，同学们各 自简略地介绍了自己毕业后的情况。薛老师仍然像在学校里一样， 最后做了个总结，当说到我的时候，薛老师深情地说:“我记得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学生都写大字报批判老师，陈继立同学 却写了一张保我的大字报，那个时候敢站出来保护、赞扬老师，确 实了不起，这件事我永远记在心里。”当时，听了薛老师一番肺腑 之言，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怕同学们见笑，我借故到外边擦了擦流 出来的泪水。这么丁点儿小事，老师竟然埋在心里40多年!真叫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卢友文校长，他给我班安排了一个我们今生遇到的最好的班主任——薛永堂老师！

我感恩老师，尤其感 恩老师事过40多年了，还能记得自己学生的没失误。 其实，那时候也不是觉悟高看得远，也不是一点不怕事。只是从心里觉得薛老师人好，不该被贴大字报。所以虽然有些不被人理解，有点冒“大不韪”，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写出了全校唯一一张保护老师的大字报。并且一直未悔！现在又赢得了恩师的赞扬，心里更加充满了幸福感。

恩师薛永堂，集 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老师对同学一视同仁， 凡接触过薛老师的人有口皆碑。正因为有了好老师，才能带出这 个正派、善良、团结、健康，既有好心态而又和谐的团队。这是十 级一班的自豪!更应该是我们恩师的骄傲!

薛老师平日话并不多，有点儿不苟言笑，但不威严，更不冷酷。 和老师在一起，我们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和老师在一起，我们 心里踏实。老师靠的是身教，我们从老师身上学的是精神。十级一 班，没出过一个刁民，没有一个社会败类，现在都无忧无虑、健康、无愧地生活着。我们至今能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最敬爱的恩师。

从薛老师那里，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怎 样做人!俗语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孝顺来自家风。对于我们而 言，可以说:正派善良来自班风，好的班风来自恩师——这就是至 今我们仍然尊重、感恩、崇拜恩师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们班至今仍 然团结如一人的源泉所在。

纪念李河老师

前些天，从友 人处惊悉今年正月李河老师驾鹤西去。痛定思痛之余，回顾了老师命途多舛的一生。特别是在“文革”中，李老师那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铮铮铁骨，更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老师历经磨难，劫后余生，以98岁高龄寿终正寝，堪称民间所谓的“喜丧”了。

李老师不算轰轰烈烈的名人，但却是在我接触、熟悉和了解的人中，真正能做到“宁死不屈”的唯一之人……

伴随着“文革”浪潮在全国四处泛滥，我们县里的各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打砸抢”事件层出不穷，学校里批斗折磨殴打老师的现象愈演愈烈。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一中挨批斗受折磨最厉害的应该是卢友文校长、李河、邴德林、宫志芬、纪棁、张凤图、赵廷萱等老师。全校被关押剥夺自由的老师26人。在批斗折磨老师这事上，初中甚过高中，听说初中殴打老师的现象很严重。

在“文革”中，李河老师是“最咬牙”“态度最不老实”的。运动开始不久，李老师被人从潍坊医院揪回学校。在阅览室的东墙上，有人给他贴了十几张大字报。李老师刚下火车，就被高八级的几个学生从火车站拉到大字报前，就大字报中的内容质问李老师。那天，正是刚过中午的时候，稍偏西的太阳很毒，天非常热，李老师疲惫不堪，汗流满面，嘴唇干裂得有点发紫，但对大字报中所指责的问题没有一个是承认的。当问到他为何和“黑帮头子”卢友文关系密切时，他说：卢友文当校长，我是教导主任，我必须经常找他研究汇报工作，那不算关系密切。当问他为什么逼死一个贫下中农子女的学生时，他说，那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班主任老师反映到教导处，我找他谈谈话，他就卧轨自杀了，我并不知道他是贫下中农，再就是他学习不好，我找他谈话是正常的，怎么能说是我逼死的？当问他为什么要写布尔什维克敲骨吸髓时，他说那张纸上若干字，有人硬要把那两句话连在一起，我也没办法，但我的确不敢有那个意思……连问了十三个问题，李老师有问必答，没承认一个问题是自己的责仼。运动发展到那个地步，李老师是第一“态度不老实”的人。他不像有的老师那样，不管给自己定什么罪，先承认下来再说。看到李老师的态度，我当时竟隐隐地产生了佩服的感觉。第二天上午，满校院就贴滿了“李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李河负隅顽抗，死有余辜”的大字报。

李老师很快成了运动的重点，他的大字报最多，天天被批斗。

1968年4月21日，在“文革”“实质上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的理论指导下，高密一中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同年5月7日早上，我刚进教室看到同学们都在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个个都阴着脸。我小心翼翼的打听了一下，原来学校里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事：邴德林老师跳楼自杀身亡！李河老师跳楼自杀摔成重伤！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一句话也没敢说，那时候你表示吃惊都可能引火烧身，惹了身上祸！幸灾乐祸也不行，表示同情当然更不敢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呆着。

上课铃声一响，谷某来到了我们教室。谷某，高密某驻军的团参谋、驻一中军训团的团长、军宣队负责人军代表。同学们有叫他谷团长的，有叫谷参谋的，也有称他谷队长、谷代表的。谷参谋年轻时生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不少痕迹，许多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谷大麻子”。谷参谋平日很严肃，很少能见到他有笑的时候。那天，他比平日更严峻了几分，刚一站定就开始训话。他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针对两个老师跳楼的事，大意是说，这两个人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而高十级一班的大部分同学却认为是运动搞过了头，把他们逼得跳楼自杀！还有的人直接说是因为打的！这说明我们班很多同学思想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明目张胆地同情阶级敌人……谷参谋越说越激动，声调越来越高，气得麻脸好象比平日更凸凹不平了。同学们低着头，没有一个敢吱声的。原来，在我未到校之前，同学们早就议论纷纷，早就对殴打和折磨老师的人表示不满了。军代表可能听到了风声，也有可能运动中死了人，掌握运动大方向的军代表怕承担责任，先造造舆论，把同情自杀者的言论压下去。我想，他们大概到各个班级里都是这样讲的，先给你扣上“右倾”的帽子，然后把逼死人的责任推到自杀者身上，这是最简单的事。毕竟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人谁敢替他们说话？

那天，发现两个老师跳楼后，军代表向公安局报了案。后来听到过出事现场的同学说，邴老师跳楼时，头部触在南北甬路的砖头上，头东脚西、面朝北，头颅被撞扁，脑浆溅落在周围，身上搭着条床单，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李老师头南脚北，仰面躺在教职工宿舍楼下甬路边上的湿泥里，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膝盖处缠裹着被单。公安局的人用皮尺量了一下从3楼东窗到地面的高度是八米半多。谷参谋问:"李河生命怎么样？″公安局的人答:"一般经验证明，人只要从8米以上的高度坠下，不管是什么姿势落地，性命大多难保″。李老师跳楼摔伤愈后能够如此高寿，真是应了那句“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和“仁者寿”的俗语。

处理事故的时候，有的同学跟随公安局的人到过学校北院三楼走廊南边两个老师居住的宿舍。一敞门，满屋乌烟瘴气，满地散落着烟蒂把儿……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两人一宿没睡，平日没有吸烟习惯的人，对坐着吸了不计其数的烟。在跳楼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想必各种想法都曾有过，生死矛盾斗争反反复复，肯定也打了不知道多少谱，产生了多少想法，考虑了最糟糕的后果……如果不是已经感到生不如死，不是真到了绝望的地步，两位斯文的老师不会做出“自绝于人民”的痛苦选择。

邴德林老师是高密美术界大师级的人物，本该有更多画作流传于世，更多弟子师承其道，没料到竟至死于非命！

邴老师跳楼身亡后，趁大家都还不注意的时候，军代表安排“牛鬼蛇神”老师把邴老师的遗体用学校的那辆破两轮地排车拉到埠口以东五里桥附近、那个公安局经常枪毙人的地方，找了个乱石岗草草下了葬。

师母听说邴老师跳楼身亡，赶紧和家人一起到了事发现场，未见到遗体，找到军代表，还不敢直接询问遗体的去向，只能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低三下四地反复替死者低头认罪，信誓旦旦地要与“自绝于人民”的亲人划清界限，然而最终也没得到遗体下落的结果。

还是后有好心人悄悄地告诉了他们埋葬邴老师的地点。晚上，师母和家人一起又偷偷地把邴老师的遗体扒出来，另外找了个地方重新安葬。那天早上，“牛鬼蛇神”老师把邴老师拉走埋葬后，又用那辆破两轮地排车把摔断了腿痛苦不堪的李河老师拉着送去了医院。

在军代表的弹压下，死了人的高密一中，文革运动照样如火如荼。被押着的人仍然押着；斗人的人仍然斗人；被斗的人仍然挨斗；大字报照常写；批斗会照样开。很快，高密一中又象往常一样轰轰烈烈了。那些醉心运动的“狂热分子”们，历来把死几个人看的轻描淡写。这么大的运动死个把人，尤其他们还是“畏罪自杀”，自然就是小菜一碟！

李老师虽然跳楼摔伤了腿，但住院不几天，就被拉出来照常挨斗。那天，批斗李老师的会场设在阅览室里，县广播站来人录音，准备在全县广播。李老师腿上打着石膏，外面缠满了绷带。批斗会开始的时候，他是被两个学生架着胳膊拖拉上来的。看到李老师脸上痛苦的表情，我的心冷嗖嗖的。有一个学生在批斗会上发言，每到关键时候，他都要李老师亲自承认自己的“罪行”。当他问李老师是不是写过“布尔什维克敲骨吸髓”时，李老师说：“不是”，这下子乱了套，录音机还在转着，他竟说出了“不是”两个字，这时候几个学生跑上去把李老师按倒就打，我在后面都能看到打人的场面。打了一阵子，李老师挣扎起来，凄惨地大声喊了一句：“同学们，确实不是！”……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批斗会场，震撼着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心！李老师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也不承认他曾经写过“布尔什维克敲骨吸髓”。实在没办法再打了。再打，也得不到有人想要的结果；再打，李老师最终也不会屈服……批斗会継续进行着，发言的人継续发言，录音机継续转着，李老师継续跪在台前。批斗会虽没了先前的混乱场面，但我的心却紧张地像收缩起来一样，浑身冰凉。晚上，县广播站广播的时候，那段“同学们，确实不是”的录音和扑扑通通打人的声音没有了。

自古以来，“宁死不屈”都是赞扬那些为坚守正义而永不屈服的人们的专用词。把李河老师在那段特殊岁月里，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精神称之为“宁死不屈”一点也不为过。他不仅身体力行教育感染了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磨难下，都要做一个有良知、有气节、有正义感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昭示后世人们，坚守道德法制、尊重人性良俗，对社会文明进步是多么的重要啊！

　　建筑“小工”生涯（1）

半个世纪前。

1968年8月份，我被高密县建筑公司招为临时工，进了二工区当“小工”。

二工区的队长是老工人刘中海、臧庆和师傅，施工员叫刘法胜。

“小工”，是对“大工”也即师傅而言，是一帮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技术，任何人可以吆来呼去，专门干合灰（水泥）、搬砖、搬石头、挖地槽等重活的人。

“天天讲”的特殊年代，荒废了我们的学业。

这个“小工”队伍，除了一个“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文革”中只会背“语录”，只会搞“斗批改”，只会写大字报的初中生或连初中甚至小学生都算不上的人。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所谓的“老三届”，半拉子高中生，当时的文化人。

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更没有梦想。

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劳累、苦闷最终没有使我们彻底麻木和垮掉。

相识中我们相互了解，交往和了解孕育了我们之间的情感。

我们在建筑公司工作时间不长，却结下了今生难以忘却的深厚友谊。

虽然没有地位，没有技术，工资很低，但我们有快乐。

每天晚饭以后，我们忘记了一天的劳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谈，经常谈到深夜。漫无边际地七拉八拉，张长李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天说地。有时候也拉政治，拉社会，唯独没有人交流技术；

笑，笑张三，笑李四，更多的是笑自己，笑自己的可笑之处，唯独没有人笑时政。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不该快乐，但，我们快乐着；

那时候没有幸福，但，我们却“幸福”着。

工作，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们却怕失去它。

到了冬季，一旦被下放，就失落，彷徨……

羡慕还在工地上工作的同事们，师傅们。

渴望着，哪天自己也能在冬季不被下放呢？当时，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低一只要有活干。

现在细细地品味一下，羡慕、渴望的好像不是那又苦又累的活……

我们渴望的只是那随时可能被摔得粉碎的“泥饭碗”；

我们渴望的是和工友在一起的快乐；

其实，我们真正渴望的仅仅只是不被社会抛弃……

　那时候，没有手机，想留影得上照相馆。冬季下放时，我们一般都会去照相馆留个影。因为今冬分别了，明春说不定可能不在一起了，为了留个念想，关系好的“小工”们都会去照相馆照几张像。

那个年代，事事讲革命，照相的时候，“友谊”也是革命的。

照片上面写的一行字是：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照相时的心情不好描述，快乐，不是很快乐；

悲凉，也说不上；

留恋，可能是有点。因为，那时我们都是情窦已开而又未婚的青年。

那个年代，最难找的就是工作。

进建筑公司当了四个月的小工后冬季被下放回家。

待在家里，整天闲得难受，没有扑克打，没有象棋下，除毛主席著作没有别的书看。

有书也不想看，因为“读书无用论”已深入人心。

没地方玩， 即使有地方玩也无心玩，没有娱乐的地方，无聊到极点。

尤其没脸上街，就怕碰见熟人，问起来无话可说。

那时特别羡慕有工作的人。

羡慕建筑公司没被下放的木瓦工师傅、小工；

羡慕火车站的搬运工；

甚至羡慕农业社生产队的社员，羡慕人家有活干……

那种羡慕别人有活干的心情，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恐怕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就在这个范围内羡慕，不敢也不知道往高处想。

不知道工厂的工人有多踏实和幸福；

不知道事业单位的职员有多荣耀和自豪；

政府机关的官员是如何享受，如何愉快，如何特权的直接想像不出来。

　

建筑小工生涯（2）

刚进建筑公司时，开始跟着金成震师傅干油漆工，干了时间不长就被调到二工区参加建自来水池子的会战。

第一天我被分配去拉水。水井在东岭雷达连西边，离和灰的工地有二三百米。我和董永顺、马训台三个人一辆大车，从早到晚不住闲地拉，工作虽枯燥但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第二天抬石子合灰的活把我累得差点趴下。每合一次灰需要五筐石子，石子装满筐子后，两人再分别拽着拴筐的绳子，然后放到水池里淘洗，洗干净后再抬走。

抬石子有两帮人，因为是五筐，所以有一帮抬两筐，另一帮必须抬三筐。我和小单一帮，每合一次灰我们都要抬三筐，而另一帮总是抬两筐。论岁数小单比我小，长得又瘦又矮黑不溜秋的，不像有力气的样子，但干起活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不怕累。对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得抬三筐我很不理解也很不情愿。他为了让我能和他一起干，抬得时候他都主动地让我一块杠。即便这样我也有实在坚持不了的感觉。

他来建筑公司比我早两年，每天工资只有一块零五分。工资虽然很低，但干起活来却格外卖力气。为什么必须抬三筐？他对我说，刘中海队长认识他，他要不出力干队长就呲他，弄不好还会撵他走。为了保住这又脏又累工资又低的小工活，他必须拼命干。因为参加工作早，因为整天拼命干，所以练就了能干不怕吃苦的身体。我刚出校门没参加过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力气没他大，干起活来比他差若干，不如他能耐劳。

其实，不是因为队长认识他，也不是他不知道累，仅仅是因为怕失掉这份既累挣钱又少的工作。

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时候，出身不好的人找个活很不容易，有工作干就感到很幸运并特别珍惜，对工作不敢挑三拣四。

指挥建自来水池子的工程师说，打混凝土必须连续干，如果不接着干混凝土结构不好池子就会漏水，所以不能停工。我们吃喝拉撒在工地，不睡觉不休息，无人替换，不眨眼地连续干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五点多钟水池子峻工。

我回到家时六点多钟，饭没吃水没喝就一头倒在了炕上，中间醒过几次，睁睁眼接着就又睡了，等我真正睡醒起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了，一气足足睡了三十四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中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缺觉最多、也是睡眠时间最长的一次。

那时候幸亏年轻，那么超负荷地透支，没对身体造成什么明显的不良影响。

在建造自来水池子的工地上，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什么是重体力劳动的滋味。

搬石头、合混凝土、拉水……什么活都干过。主要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只要在建筑公司干过小工，就再也没有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和罪了。

　1968年冬季在建火化厂的工地上，一次最累的合灰活至今记忆犹新。

火化厂建院墙那天垒墙的大工14个人，合沙灰的小工就我自己。

早上上班接到了合灰的任务后，我先箩好了一大堆沙，然后到离合灰地大约五六十米的石灰池内用小车推了几车石灰，再到同样距离的井里挑水，投上水泥，合好第一堆混合沙浆。

　　那时候建筑公司合灰没有搅拌机。合灰完全是人工，没有自来水，用水得挑井水，沙也得自己一锨一锨地箩。

那天，我不断地重复着以上的程序，紧张地合了一堆又一堆。已是近腊月的气候，天寒地冻，我虽然只穿着春秋衣，但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幸亏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出着大力，流着大汗。

臧庆合队长蹲在离我不远的土堆上，从口袋里掏出卷烟纸和烟包，把黄烟末揑在烟纸上很熟练地卷起一支像小喇叭一样的烟卷，叼在嘴里用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咽下去，然后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白白的烟雾，他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笑眯眯地看着我。

看到队长心情好，我试探着说了句：“臧师傅，今天这个活真不轻快。”

“你没看着，建筑公司谁不挨呲？就你不挨呲！”

臧队长一句“就你不挨呲”成了我在建筑公司受到的最高赞赏。

一句“就你不挨呲”夸得我更加拼命，心里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儿。

1969年6月19日，我离开了建筑公司二工区招工进了高密县农具厂，被分配到铸工车间大炉组。

下班后和建筑公司的工友聚在一起，得知我分配到铸工车间，王瑞非常高兴地说：“铸工车间好啊”“好什么，厂里最累的车间”我说。“人家不是说，翻砂车间最累吗？”王瑞又说。我无语，心生悲凉。

当然，没进过工厂，不知道翻砂车间就是铸工车间的人，肯定不只王瑞一个。

我们高密县建筑公司二工区的“小工”们，就是一帮这样的人。

建筑小工生涯（3）



1969年春。

董永顺入伍当了兵，羡慕和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他刚去胶南当兵的头几个月，我仍失业在家，失落感一言难尽，我们每星期通信三次，每封信都看到能背下来，经常边看边流泪。

他当兵不多日子，思念之情愈来愈强烈，我和臧金臣骑着自行车去了胶南。

见面叙旧，要说的话太多，我们眼含着泪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

中午在部队里吃了几碗小米干饭，菜很少，炒豆角，限量，没有肉。

战士每天4毛6分钱的生活费，军训任务重，每天要站岗、放哨、还要参加劳动。

但，兵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当兵是改变命运的捷径。

当过小工的董永顺参军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了正营级干部。

当时参军的难度不亚于如今考大学。

那次去胶南，印象最深的是在部队里看见了康生的孙子张鹏。那时候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居毛、林、周、陈之后第五把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能见到他孙子，也感到挺神秘，我刻意地多看了他几眼，隐隐约约地还有点荣幸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感觉有点愚昧的可笑。

1974年春节，董永顺从部队回来探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合影留念。

照片中可以看出，董永顺一身黄军装，我们戴着没有帽徽的黄“军帽”，那时候为了赶时髦也弄身黄衣服穿穿。

1971年建筑公司招收工人，建筑公司会计任立信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在部队服兵役的董永顺，劝他赶紧回来就工。那个年代，当工人之难可见一斑！

　　1969年，年龄最大的“小工”张培锡25岁，年龄最小的弟弟年仅15岁。

弟弟15岁时，瘦、小、矮、弱，应该是上学的年龄，却早早地加入了出大力的行列。

那时候，没有不能用“童工”之说。不管是最脏最累自己最不能胜任的工作，只要单位能要，就求之不得了，到了那里就只有拼命适应的份了。

在社会上还荣耀的不行：我有工作了！这种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和那时身居高位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弟弟在离家近二十里远的康庄上班。下班不回家住在那里。

每到周日，父亲就带着玉米面送给在康庄干小工的弟弟。空里也时常去看看，身体瘦小才15岁的弟弟干危险的建筑活，是不是能照顾好自己，肯定是父母最挂念的事。

1968年，县棉织厂招工，父亲第一时间托人把弟弟安排了工作，正式工。

1969年，县农具厂招临时工，父亲托人把我安排进了农具厂。

从此之后，我和弟弟告别了建筑公司的小工生涯。

又苦又累又危险又没有地位的“小工”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里，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养成了能吃苦能耐劳干什么工作也不挑肥拣瘦的习惯；

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帮至今难以忘怀且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那里，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地方，那里有我们青春萌动的人和事，有好几对“小工”结成了终身伴侣；

那里的经历，是我至今想起来就心动就会流泪的经历。

　一次荒诞的“无限上纲”的故事

一反省50年前的行为

1968年8月份，我们拿着学校里发的一张油印的“毕业证”书，离开了母校，跨入了社会。从此以后，我们成了至今仍有人引以为傲的“老三届”。

高中第一年学的是正规教材。从第二年开始，上课的时间就看报纸、学政策、关心国家大事、上街游行、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整人。

整人的主要手法就是：不需要讲事实，不需要讲道理，抓住别人的隐私或以前或现在犯过的“错误”和说过的“错话”或家庭有什么“问题”，只要立场坚定心肠硬，良心泯灭，六亲不认“觉悟高”，抓住机会“无限上纲”就行。

三年高中，没掌握很多有用的知识，学会了“无限上纲”。

这“本事”，整人的时候有用；被人整，自卫的时候也管用。

1969年6月份从当小工的修建部到了农具厂。

1971年，还是“文革”时期。厂里吆喝着“抓革命促生产”，实质还是以“政治挂帅”的“抓革命”为中心，“促生产”次之。那时候，我所在的车间，懂技术的老师傅靠了边，而从部队复员后进了工厂虽然不懂技术但会讲政治会整人的人掌了实权。

车间里原来有两个懂技术的老工人担任车间正副主任，正主任H副主任W。那年代每天上班前必须“早请示”，何为“早请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每天早上必须先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再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学习报纸，最后分配生产任务。这活是车间正主任的。

有一天早上，车间主任H师傅刚刚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还没开始敬祝，转业军人老H，把坐着的小板凳往前挪了挪，说“今天我来领大家学习最高指示”。H主任傻傻地瞪着眼，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当工人的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反正不管谁当主任，我们得听别人读报纸，讲政治，干活。所以谁干主任对我们无所谓。

从那天开始，厂里也没去宣布，更没有工人选举，车间H主任就这么灰溜溜的下了台，转业军人老H就从“领大家学习最高指示”那天起顺理成章的成了主任。

过后考虑，转业军人老H此举不算篡权，也不叫政变，有可能秉承了厂部某些领导人的旨意把车间主任不是很光明正大的赶下台。“文革”时期，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屡见不鲜。

转业军人老H成为“我来领大家学习最高指示”的领导人以后，因不懂工厂管理不懂技术，“抓革命”成了他的主项。每天到下午下班后“晚汇报”（早上上班前学习叫“早请示”，晚上下班后学习叫“晚汇报”）时，精神头就上来了，不是整整这个就是敲打敲打那个。他依靠的人就是刚入厂的复员军人和车间不懂技术喜欢“抓革命”的人。

有一天，整下乡知青L，因他请假没按时归厂。为这事开了五六下午会，主要批他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批着批着L矛头转向了我，说我是车间无政府主义的总后台。其实我也明白，整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通过整我整倒懂技术的车间副主任W。

当时因没有思想准备，心里确实很紧张。“学习最高指示”的老H在私下说：“W就是依靠Wang的技术，依靠C的笔杆子，把C整倒，W自然就垮了。”既然想整w那为什么要先整我呢？因为我政治上不过硬，W凭着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车间副主任，不依靠工人阶级而去依靠家庭出身不过硬的人，犯了分不清敌我的错误，生产搞得再好也是犯了阶级立场不稳的大忌，这样的干部自然得下台。他们就是按照这条思路搞的。

“晚汇报”开了好几天，反来复去就那么几句，然后上一大堆纲。他们说的“W依靠C的笔杆子”仅仅就是因为我比他们多上了几天学而已。他们虚惊了，其实我上学时光热衷于“革命”，真知识没学多少，说“依靠C的笔杆子”实在是抬举我。但就因这事开了四五天会，别看那些复员兵干活技术不行，都也没上过几天学，识字不多学问不高，但批起人了却是一套一套的，“纲纲”的。我这个所谓的“笔杆子”自愧不如，望尘莫及。因没利用“笔杆子”为W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什么“说不得，道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什么“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什么“拿技术压革命”等等说谁都行的话，虽然没有提名道姓，但是都明白是对着我们三个人尤其是我这个“无政府主义总后台”来的。

那些日子，我早上提心吊胆地来到车间；上班铃响后提心吊胆地“早请示”；开完晨会提心吊胆地到了工作岗位；尤其到了下班后，更是提心吊胆地坐在车间里，听着人家含沙射影地批判；然后提心吊胆地回家，吃饭没心，坐立不安，睡觉作梦也是噩梦连连，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知哪天噩运降临到头上。

就在我们整天热衷于“抓革命”时，震惊世界的“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了。

才几天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忽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卖国贼。才几天还每天两次敬祝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一下子在蒙古温都尔罕摔得粉身碎骨。反差太大，谁也适应不了。没有敢多说话的，对这事大家都三缄其口，静观其变。但唯独有一个人不怕。

那天下午小组开会，一个在车间开批判会最活跃、最会上纲上线、发言最多说话最流利也最“口大舌张”的复员兵G在会上又信口开河了，他说：“俺嬷嬷（奶奶）说，这次毛主席和林彪的斗争就是过去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在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年代他敢那样说，胆子够肥的！守着整天被他批判的人说这样的话，也够没有数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暗暗的记下他说的这句话。晚饭后趴在被窝里，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和对攻击伟大领袖无比气愤的心情，刷刷刷一口气写了16张批判稿。因为没整过人，怕没有稿子前言不搭后言地讲不好，所以熬夜写了底稿，准备在第二天“晚汇报”会上照本宣讲。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大家又照例坐到了车间里准备“晚汇报”。老H首先总结了这些日子开批判会的大好形势，然后号召大家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把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搞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老H话音刚落，我就往前挪了挪板凳，望了望老H，说：“我要发言”。老H一楞，工友们也有些惊奇：“怎么挨整的人也要发言”？“好好，你说”老H允许我讲话了。我掏出了一大叠稿纸，不慌不忙地伸开后，镇静了一下情绪，清了清嗓门，起了高嗓，大声说：“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一件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 ”车间里一片寂静，人人都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望着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把昨天G在小组会上说的“俺嬷嬷说，‘这次毛主席和林彪的斗争就是过去忠臣与奸臣的斗争’”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就开始“上纲”了：“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怀着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徒卖国贼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比作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把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封建社会的忠臣，其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成了忠臣，那么谁是皇帝？我不管你是借恁嬷嬷的口还是恁爷爷的口，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们决不答应！坚决和他斗争到底！……”满怀激情，义愤填膺，铿锵有力，字字在“纲”上，句句在“线”上！“最后，我强烈要求：‘车间的领导同志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站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严肃处理这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并把这一反革命事件如实地汇报到厂支部！……’”。

我将了老H一军，我知道G是他的得力干将，是他的枪，他是G的后台。我的话音刚落，忽然听到“扑通”一声，G坐着的板凳倒了，人也随着倒了的板凳张倒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昨天被整得低头搭拉甲的人今天有了精神；昨天还是趾高气扬的革命斗士，今天因为他嬷嬷的一句话，就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不用别人说，自己想想也确实是了，怎么敢把伟大领袖比作封建社会的“忠臣”哪？这不是自己找灾吗？可能是越想越怕，所以不由自主地吓倒了，别人叫了他好几声也不答应，有点吓木了。我发完言后，很多人纷纷发言支持，最有力度的是大学生S，他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我们车间却整天热衷于搞运动，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谁还有心搞生产……”。就连平时遇事很少表态不善言辞的一中老高中生S也加入了支持我发言的人群。发言的人越来越多，矛头也越来越指向“运动派”。一看局势不妙，老H赶紧站出来收场：“好，好，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由C带领基本民兵去县委大院挖防空洞”。听到后，我有点懵又有点儿受宠若惊，我当时连基干民兵都不是，却一下子成了领队。我首先去招呼G，他还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吓傻了。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是在漫无边际地，毫无道理地“无限上纲”，此举只不过是为了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总后台”而进行的自卫反击而已！要不是为了自保，我才不管你什么恶毒不恶毒攻击不攻击的来。只要自己没事就行了。

第二天早上上班时，老H找到我，称呼也变得亲切了，平时喊“C”今天改成了只称呼名字，“XX，你把这几天开会的情况写个总结，你一直是咱车间的先进骨干，依靠力量，这个总结只能你写！”，一夜之间，从“无政府主义的总后台”成了“先进”还是“骨干”并变成了“依靠力量”。我明白，老H是在忽悠我，目的是让我别再“强烈要求车间领导”了。

过后我把认真写好的“车间总结”交给老H时，他连要都不要，“先放你那里吧”，“带领基干民兵挖防空洞”“写车间总结”都是为了平息那场“反革命事件”，防止我不依不饶。

一次“无限上纲”的发言，击败了所有的“无限上纲”，达到了自保的目的。

从那天开始，车间里的整人运动戛然而止，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车间从此也改变了光“抓革命”的局面，走上了“促生产”的正规途径。

那次“无限上纲”虽然“杀气腾腾”，好像欲置G于死地，其实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次荒唐的“无限上纲”并未给G造成实质性影响，他只是自己受了点惊吓，被厂里训戒了一下，被“运动派”埋怨了一番。

过后反省过自己：我不是个望人穷善于整人好落井下石的人；更不是个无中生有心肠歹毒的人；可是在那个年代为了自保却挥起了恶毒的利剑，虽无欲置于其死地而后快的想法但起到了置于其死地的效果。

幸亏G根正苗红出身好，复员军人是党员，又不是他亲口而是嬷嬷说的事；幸亏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加上有人护着这杆枪；关键厂领导是个头脑清醒明事理、心地善良不较真，不歹毒又不极左的人。这几条缺一不可。要是G因此获罪，我的罪孽可大了，即使能自保反击成功，但我后半生就会在寝食不安中生活。

有人说，荒诞的年代没有干净的人。荒诞的年代不干荒唐事不说违心话的人几乎没有。

那个年代，人为的制造矛盾，挑动群众互斗的事情全国各地比比皆是，所以大家也都适应了。我和G很快又回到了以前的关系，虽然不算好朋友，但绝不是仇敌。

在我的印象中，老H也是好人。只是因上当受骗学的本事及爱好和别人不同而已，说不上心术很不正，我不会恨他。只是有点怕他、防他、同情他……

时过境迁，互斗互害的年代已经过去，但互斗互害的人群现在仍有。

怀念和向往互斗互害年代的人也还不少。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想改变现状超过别人自己不去努力或想改变社会回到过去自己又没能力。他们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年龄大了牙口不好，看见曾孙女六斤饭前吃炒豆都不如意一样，除了“愤世嫉俗”就是怀念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