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老马识途

　　笔者2021年7月1日获首批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州花城广场广州塔留影

　　人们常说命由天定，笔者以为此种说法并无科学依据。但有时想想自己的人生之路，似乎又不得不相信命运。

　　2017年笔者全家陪93岁高龄老父亲在山东老家过中秋节时合影留念

　　小外孙在银川花博园（2024年10月）

　　一、出身寒门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州黄埔军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出生在鲁西平原一个千年古镇的普通农民家庭，应该算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代人，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农村经济条件相当落后，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没有机械、没有机井、没有河水、也没有化肥。采用的仍是旧社会那种人拉肩扛，和用牛、驴等牲畜耕作的传统生产方式，粮食产量低，小麦或玉米遇到好年景时，亩产收成4、5百斤，一般年景亩产也就是2、3百斤。那年代农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生产队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除按人头分给每家每户部分自留地外，其余均由生产队经营。分配方式采用的是工分加人头的模式，也就是说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余者按工分分配，如此状况，谁家劳力多人口少，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反之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的，每年分配的粮食较少，日子就相对艰难，我们家当时就属于后者，全家9口人，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是我们年少的兄弟姐妹6人，能挣工分者只有父母二人。曾记得当时工值很低，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最少的时候才挣到八分钱。当然客观的讲，那时候收入低，物价也很低，一盒火柴2分钱，一斤盐1角4分钱……，我们那个生产队，每年夏季分给每人约30、40斤小麦，秋季还能分些玉米、红薯做为主食。只有等到年节时才能享受到白面馒头，吃上饺子。因此，我小时候总盼望着过年。记得最苦的日子是1960至1962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一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公开与我国反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咄咄逼债，中国人民只能勒紧裤腰带，向他们还债。

二是祸不单行，国家又遭遇自然灾害，许多生气队欠收甚至绝收，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农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可想而知那时的生活是何等艰难，不要说白面馒头了，就连玉米也不够吃了，有时候只能靠野菜充饥。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吃奶奶做的野菜，碗里面仅有几粒玉米榛，除了盐一点油水也没有，奶奶问我好吃不？我说好吃，边说边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其实奶奶心里很明白，她知道饭并不好吃，但看到我善解人意的样子，眼里早已饱含了热泪。就在自己长身体，需要营养、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偏偏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也只能面对现实，与命运抗争，渡过难关。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东惠州西湖

　　二、学业中断

　　笔者母校山东高唐二中

　　笔者母校旧址

　　笔者初中时的同学，前排左起朱振国、郭长江、笔者，后排左起王清臣、高金贵、蒋绍寅。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东潮州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生产队改吃大食堂。全国都在大炼钢铁，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各家各户都把锅交公了，家庭没有了锅灶，大食堂不吃也得吃。起初还真不错，有馒头吃，有炒菜，偶尔还有肉吃，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但好景不长，到1959年下半年，馒头不见了，肉更见不着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玉米面窝头和红薯粥了。1958年我6岁时便步入学堂，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的家乡是一座千年古镇，旧社会时曾经是清平县城，虽然那时国家仍很落后，但古镇的教育资源还是不错的，有初小（1至4年级），有高小（5、6年级），还有初中，时为高唐二中。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都是在家门口上的。1964年我升入初中，之前还算过一次命。记得有一天，娄二爷爷（盲人）在我们家大门洞里给我的一女同学算命，她爸爸是区上的武装部长，家庭条件较好，算是干部家庭。那年她同我一起考中学，她妈妈带她算命，娄二爷爷算着她能考上。我当时很好奇，当她算完后就央求给自己也算一算，二爷爷算着我也能考上中学。开学的时候，结果我考上了，那位女同学却落榜了，此事过后我再也不相信算命的了。那时教育资源缺乏，高唐县只有四所中学，高中也只有一中才有。我所在的高唐二中（旧社会时其前身是清平师范），当时教育质量较高，仅次于县城一中。且地处临清市、茌平县三市县交界处，招生覆盖了本县清平、卅里铺、姜店、赵寨子等区镇和临清市康庄、金郝庄两个区，以及茌平县韩屯、菜屯两个区，小学考生多，中学招生少，每年只招生两个班，不足百人。我升初中那年，入取比例大概是4：1左右，因此升初中也并非易事，现在想起来，自己还真是够幸运的。

1966年正在求学之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之前莘莘学子满怀报国之心，怀着将来成为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一名医生、一名科学家……等梦想的同学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破灭了。一时间，破四旧立四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整个校园，随后又开始了大串联，再后来出现了两派（造反派、保守派）斗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以及机关、工厂、学校的领导几乎全被批斗，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后来开始了夺权，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早期多由造反派掌权，到1968年时，造反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学校派驻了军代表，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但为时已晚，我的学业连同梦想，就此停留在初中文化水平上。1968年过早的离开了学校，在镇上收购站（供销合作社系统）找到了一份合同工的工作，每月工资28元，早早的步入社会。期间，我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尊重长辈尊重领导，再加上有点文化，干工作又有眼色，深受站上前辈们的喜爱，站上的会计一有空就教我学习财会知识，并想培养成其接班人。老师傅们更是非常关照自己，不断的向我传授如何检验与划分各种皮张品像等级，如何凉晒等技术，如何断定收购红枣、蓖麻、蚕蛹的级别等。在收购站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例如接人待物，收购站工作流程及专业知识，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可以说为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小试牛刀并奠定了基础。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澳门

　　以上三幅笔者夫妻2025年春在南澳岛

　　三、军旅生涯

　　笔者所在廿师炮兵团火箭炮营训练场景

　　2023年笔者夫妻参加“八一”战友联谊活动时拍照

　　笔者夫妻2024年7月在西安参加战友联谊活动时游览大唐芙蓉园时合影留念

　　笔者老伴儿2025年春在汕头小公园

　　陆军第廿师炮兵团高唐战友在驻地呼鲁斯太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张道义、刘晓华、杨新伟、笔者，后排左起刘乐成、秦树民、张增华、李贺銮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前苏联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中苏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我国紧急扩军备战，当年春冬两季就破例征兵两次，就在这年12月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了。说到自己入伍，就好像是做梦一样，我在收购站上下班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好友康贵森老哥，他长自己两岁，每次见面我俩都要聊一阵儿，有一天他告诉我开始征兵了，咱们当兵去吧！于是我俩商量好一起报了名，那时小公社初检目测已过，我俩越过第一关，直接参加到区里进行体检和政审，结果我俩都验上了，并被确定为入伍预定名单中，接下来就是带兵的刘让则连长进行逐人考察，他好像挺喜欢自己，曾多次到收购站去看我。后来，我俩都被批准应征入伍了，贵森哥被分配到炮兵团团部警卫排做警卫员，我被分到三营营部指挥排侦察班做了一名计算兵。就此，我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谁料想，在部队一干就是17年，也从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直到1985年部队撤销，转业到地方工作。所在部队也因战争而生，因经济建设而逝，自己的军旅生涯亦就此而止，划上了句号。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州黄埔军校

　　2018年老伴儿参加演出前留影

　　四、一世姻缘

　　以上两幅系2025年春在香港留影

　　2025年春笔者夫妻在广东珠海

　　以上两幅笔者夫妻在澳门

　　笔者夫妻2025年春在广州逢简水乡

　　以上三幅笔者夫妻在西安（2024年7月）

　　我和爱人1974年领证，1975举行婚礼。我们两人曾经是小学中学时的同学，且在一个班，彼此了解又不太了解。自己那时年龄小，1964年升初中时年仅12岁，到初中二年级时仍是全校年龄最小的。我和爱人虽然在一个班上学，但那时候思想都比较保守，男女生一般是不来往的，况且本人家庭条件不太好，平时衣着朴素，学习成绩中等，相貌平平，估计那时是没有人会关注到自己的。

1974年初，我在营部代理书记时第一次回老家探亲，临行前教导员一再叮嘱我不要订婚（现在看他是怕影响自己提干）。可回到老家后，方知三弟已经订了婚，按照老家的习俗，结婚是先长后幼的，哥哥不订婚，弟弟一般不结婚，因此父母着急要给我订婚。那时爱人立志要考大学，尚未婚配，正在此时，爱人她姨（和我一个街）前来提亲，因此就成全了我们的一世姻缘，并在我探亲回部队前一天领取了结婚证。后来因爱人领了结婚证，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而自己回部队不久便提干当了指挥排长，也许这就是命该如此。我们当兵那阵儿，义务兵服役期是两年，我入伍第一年就被确定为干部苗子，重点加以培养。1971年8月，团党委曾专题研究了干部苗子的提拔使用问题，待到1972年，我们义务兵服役期满后便可提干。谁知，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突然发生，全军干部全部冻结，眼看有望提干，却又生变数，一直拖了两三年才少量提拔，就这样许多干部苗子因年龄原因未能提干，复原回了老家。就我们营而言，有1970年兵300多名，仅高唐籍战友张跃武（部队撤销前任团参谋长）和自己两人提了干。回头想想当年那些事，若不是林彪事件发生，自己如果早早提干，同爱人的姻缘也未必功成名就。爱人若不是与自己过早地领取结婚证，她可能早已成了大学生，能否与自己相伴一生也未可知，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目前我们已结婚50年了，有一双儿女和3个可爱的孙子、外孙女和外孙子，也算是幸福家庭。

　　1979年夏笔者一家在宁夏中宁枣园（时任宁夏军区炮兵营四连连长）

　　2024年10月笔者和外孙在银川花博园

　　五、儿女双全

　　1984年笔者一家在银川

　　1985年笔者全家在银川

　　1975年我和爱人完婚后，1977年我们爱情的结晶，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是个男孩。爱人和岳父母一家更是欣喜若狂，因她们家只有姊妹二人，没有男孩，因此被视为掌上明珠，爱如珍宝。当然爱人对儿子更是关爱有加，虽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在山东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第二个孩子生了女儿，她是在1980年4月出生的。爱人怀女儿是在1979年来部队探亲时，那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施行，并确定为基本国策，足见国家重视程度之高，全国各地均在认真推行这一新政，当然部队执行的就更加严格，要么只生一个孩子，要么生二孩，脱军装走人，复员回家。那年月我们奋斗多年，好不容易才提了干，说啥也不能丢掉饭碗啊！说来也巧，就在1979年夏天，宁夏军区炮营组建，我被调到该营四连任连长，营首长对自己非常关心，专门从军区给我争取到一个生育指标，至此算是圆了儿女双全的梦。可当年和爱人一起来队的老乡爱人，就因计生政策而没有生上二胎，只生了一个女儿。2016年国家从实际出发，放开了生育二孩政策，笔者认为这才是符合实际的好政策，实际上一孩政策施行以来，真正管住的是有工作单位和城市人，农村压根就没有管住，生育二孩、三孩者比比皆是，所以我说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败笔。因此，我们那代人独生子女者家庭居多，成为了计生政策的牺牲品，现在老了只能追着和儿女住在一起。如果国家再不调整计生政策，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如果再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若干年后，青年人将会断档，后继乏人。老人和孩子将来的结局会怎样？恐怕真是值得反思。

　　老伴儿生日宴时全家福

　　2024年夏笔者和妻妹一家在银川聚餐时拍照留念

　　老伴儿和外孙女儿在银川西夏王陵游览时拍照（2024年夏）

　　六、扎根宁夏

　　2013年春单位同事在宝岛台湾，左起笔者夫妻、李大姐夫妻、刘为众夫妻、任处长夫妻

　　以上两幅为2014年在俄罗斯合影留念，分别是李大姐夫妻、任处长夫妻和笔者夫妻

　　2016年夏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合影留念，左起周大宏夫妻、李大姐夫妻、笔者夫妻

　　2018年11月在迪拜，左起李大姐同学、李大姐夫妻和笔者夫妻

　　2019年6月笔者夫妻和李大姐夫妻在美国曼哈顿

　　1969年12月，我从勃海之滨来到宁夏。从军17年后，1985年面临百万大裁军，军旅生涯结束，要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步走的如何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后半生，甚至一生。正常情况下，是应该转业回原籍，当初曾给岳父写信询问能否托上关系，帮忙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岳父回信说没有办法，因此我打消了回原籍的念头。刚好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了外地军转干部可以留宁安置的政策，说心里话留在宁夏会咋样？自己也没有底，只能找关系想办法尽量转业到一个理想的单位。开始联系到轻纺厅，后来说厅里留不下，只能到厅属亚麻厂做劳资科长，后来又说劳资科长做不了了，只能到车间去当书记，如此变动再三，我动摇了转业到轻纺系统的打算。那段时间，工作单位没有着落，自己心急如焚。正在此时，遇到了老首长尉正美副团长（当年陆军第二十师炮兵团时），他那时是自治区工商局的副处长，他问我现在干啥呢？我说正为转业到地方工作发愁呢。他又问我工作单位找好了吗？我说尚无着落，他说要不你到工商局来吧，我帮你引见一下管人事的局办公室姚主任（祖籍山东省即墨人），姚主任人很好，非常正派、廉洁，办事又极为认真，他让我写了一份个人简历，后来就接到通知，如愿转业到自治区工商局，且一干就是26年，也从一般干部成长为正处级干部，直到退休。

　　老伴儿在喂食红嘴鸥

　　命运之说众说纷纭，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有人说命运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如上所说并不无道理。但说到命运，我以为：

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国家命运。有国才有家，国富才能民强，国泰尚可民安。回首往事，我以为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见证着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倍感这才是己之大幸。

其次是家庭命运。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我信奉一切顺其自然，做事必先做人，只有人做好了事亦顺理成章。

第三，是人生应该有理想、有追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改变命运先要改变自己，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我相信，成功定会永远属于那些为梦想而不懈奋斗的人。

　　原文作于2018年修订于2025年7月30日

美篇制作2025年7月30日